摘要: 　　　　内容提要：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还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石刻艺术的出现即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本文考察了山东6尊大型胡人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阐述了石刻艺术的源流，以及欧亚文化交流对秦汉及其之前石刻艺术的影响。秦汉时期，在宫殿前面树立铜人成为通行的做法，墓 ...

　　　　内容提要：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还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石刻艺术的出现即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本文考察了山东6尊大型胡人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阐述了石刻艺术的源流，以及欧亚文化交流对秦汉及其之前石刻艺术的影响。秦汉时期，在宫殿前面树立铜人成为通行的做法，墓前立石人是对宫殿立铜人的摹写。张骞凿通西域以后，新一波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雕的出现。墓上石雕最早见于霍去病墓，如果说马踏匈奴雕像是战争的写照，那么山东胡人石雕像则是和平时期民族融合的反映。这些大型胡人雕像，可能是墓主生前的文臣、武将，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胡人在汉朝为官的史实。山东地区发现的胡人雕像以及数量众多的墓上石刻，是其善于接纳外来文化因素，铁器制造业发达的见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地区发现了6尊大型胡人石雕像，笔者曾专门撰文，介绍并论述了这些胡人雕像的发现、命名以及用途问题，认为他们并不是镇水守桥的石人，也不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而是与汉人形象的石雕像一样，都是立于墓前的翁仲。文中还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汉代墓上石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本文拟就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石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发展轨迹等问题再作讨论，以此向大家请教。

一、大型胡人石雕像简介

　　山东发现的6尊大型胡人石雕像，其中4尊集中分布于汉代齐国境内，发现地点分别位于青州瀑水涧(图一：1)、临淄稷下街道徐家庄(图一：2)、临淄金山镇左家庄(图一：3)、临淄西孙徐姚村(图一：4)。4尊雕像造型及雕刻风格比较一致，形体均比真人高大，最高的青州胡人像高达305厘米，临淄左家庄胡人像已残，残高170厘米。徐家庄和左家庄胡人像，还着意刻画出或凸或凹的乳房形象，虽然表现技法不是十分写实，但是也特别引人注目，这在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当中实属罕见。

图一　山东青州、临淄大型胡人石雕像

1.青州瀑水涧胡人石雕像 　2.临淄徐家庄胡人石雕像 　3.临淄左家庄胡人石雕像　 4.临淄徐姚村胡人石雕像

　　另外两尊胡人石雕像的发现地点，分别位于兖州城东尧祠及邹城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二者形体均比真人小，没有前四尊那么高大。兖州胡人像高135厘米(图二：1)，邹城胡人像高148厘米 (图二：2)。

图二　山东兖州、邹城大型胡人石雕像

1.兖州尧祠胡人石雕像 　2.邹城西关胡人石雕像

　　大型胡人石雕像主要见于齐国境内，出土地点分布于汉代齐国故城的南面，徐家庄和西孙徐姚村石人出土地点，北距齐故城桓公台遗址约5公里，左家庄石人出土地点，东北距桓公台遗址约18公里，青州胡人像出土地点稍远一些，西北距桓公台遗址约20公里(图三)。

图三 山东青州、临淄胡人雕像出土地点位置图(作者制图)

　　从已往的考古发现看，齐国故城南面是汉代重要的墓葬区，地面上至今保留一座座高大封土，其中大部分封土墓应是东汉墓葬。1984年发掘的临淄金岭一号东汉墓，东北距齐国故城15公里，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地下为多室带回廊的砖室墓，墓主可能是东汉第三代齐王刘石。1992年发掘的临淄商王村墓地北距齐国故城约5公里，其中2座东汉晚期画像石墓，东西并列，共用一座高大的封土，被多次盗掘，只剩下陶器及玉握、玉剑璏、水晶珠等小件遗物，墓内有一块画像石屏风，封土南面地表还有一对石羊，墓主身份可能较高。金岭一号墓年代大约在章帝或明帝时期，未发现墓上石刻，可能与其年代较早或墓主身份有关。商王村2座画像石墓已处于东汉晚期，因而既有画像石，也有墓上石刻。临淄徐家庄胡人雕像尖帽的柿蒂纹是战国秦汉时期铜器、玉器及漆器上常见装饰纹样。大型胡人雕像与东汉晚期画像石上的胡人画像及浮雕像风格相同，如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前室西过梁南壁及中过梁北壁支柱上的浮雕胡人像，其面部形象几乎与大型胡人雕像相同(图四)。青州胡人尖帽及其腰部衣纹上、临淄左家庄胡人腰部衣纹上均饰有菱形穿璧纹、水波纹，这种纹饰与安丘董家庄东汉晚期墓上的纹饰也十分一致。由此推测，青州、临淄发现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大约在东汉中晚期，历年来，临淄发现的大批石羊、辟邪等石刻似乎也应在这一时间段内。

图四 山东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浮雕胡人像

二、胡人石雕像出现的历史背景

　　

　　墓上置石人，是对宫殿布置铜人的再现与写照，也是汉代事死如生的反映。自秦代以来，宫殿前面往往立有铜人作为仪仗。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以为祥瑞，于是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立于宫前，铜人上还刻有统一全国的诏书。汉代宫殿前往往放置铜铸作品，如未央宫金马门前的金马、天禄阁前的天禄、白虎殿前的白虎、建章宫金凤阙的金凤、建章宫神明台上的铜仙人承露盘、上林苑飞廉观的飞廉等。秦始皇十二金人在秦灭亡以后，移至汉长乐宫大夏殿前。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亦置之甘泉宫。班固在《西都赋》中描写未央宫：“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汉书·郊祀志下》载：“（甘露元年）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锺簴、铜人皆生毛，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由记载看，西汉长乐、未央、建章宫都有铜人，东汉亦然。《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蝦蟆，又铸四出文钱”。注曰：“天禄，兽也。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阙外，钟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

　　由此观之，墓地出现的这些石刻，包括石人、石兽等，应是宫殿前面铜人、铜兽的摹写和再现。因此，李零先生认为，“它们是从帝王日常生活的宫室移用于他们死后安息的墓葬。这种移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成套成组的，不仅翁仲是来源于宫室，其他墓上石刻也往往如此”。笔者注意到，在宫殿宫门前面所立的均为铜像，而在墓葬前面及苑囿中所立的则变为石像。秦始皇为追求长生不老，修筑兰池时，在池中筑有蓬莱、瀛州二岛，并刻石为鲸，放入池中。后来，此举被汉武帝发扬光大，不仅修建昆明池时放置石鲸，在昆明池东西两岸立石牛郞、织女，以象天汉，而且修建建章宫太液池时，也在池中筑有蓬莱、瀛州、方丈三山，当然池中也少不了巨大的石鲸。汉武帝时所刻的牛郎、织女雕像及两池石鲸，至今仍然存世，其雕刻风格与霍去病墓上石刻十分相似，均粗具其形，显得古朴大气。对于石雕作品的出现，巫鸿先生的解释是，石质建筑属于死者、神祇和仙人，石材一方面与死亡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升仙有关。由生前的铜像变为死后的石像，意味着得道成仙和生命的永恒。

　　胡人雕像的出现，是汉匈关系的写照。两汉时期，汉人与匈奴，一在中原，一在北方，汉人以农业为主，匈奴以游牧为主，两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大致以长城为界，你来我往，冲突不断，战争成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随着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交流的形势也不断发生变化，前期以战争为主，后期以交流融合为主，整个两汉时期，汉人与匈奴在经济、文化、民族风俗等方面交流日益加深。在汉朝的持续打击下，匈奴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而且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北匈奴远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公元前36年，陈汤率军斩北匈奴郅支单于，宣告了汉匈之战中汉人的基本胜利。此后，大量内附的匈奴人逐步摆脱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朝向半牧半耕演进，并与汉人杂居融合。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原对匈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中原汉人的铁器、丝绸、漆器、铜镜等，对北方民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而北方匈奴的马、牛、羊及皮革制品也是内地人所需要的。匈奴对中原地区的饮食、器具、语言、风俗、社会信仰，以及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文献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从发现的汉代遗物看，匈奴人的形象广泛出现在汉代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器物上，匈奴与中原汉人风俗不同，体貌有别，成为汉文化中很重要的外来之风，这些艺术造型反映了匈奴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形象。

　　匈奴人深入到汉人生活的许多方面，从发现的汉代图像资料看，在“胡汉战争图”中，他们通常是作为战争的一方出现在画面中，有时作为献俘图中的战俘，有时也作为汉军的一员参加对北匈奴的战争。除此之外，他们还大量出现于和平时期汉人的生活画面中，有的作为使者，有的为质子或商人，更多的是作为胡奴参与农业生产、畜牧养殖、家务劳动、看门护院、杂技舞蹈表演等；少数人还加入到汉人的统治集团内。如嘉祥武梁祠就有休屠画像，在这幅画像中，作为胡人的休屠正与骑都尉对坐而语，其坐姿及服饰已经完全汉化(图五)。

图五 山东嘉祥武梁祠休屠画像

　　匈奴人进入汉境，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战俘，有的沦为奴隶参加劳作、守门、养马、放牧等。如1934年河南方城县杨集乡余庄村出土的守门奴画像石，就刻画了一位右手拥彗、左手持钺于肩的胡奴形象。从画面看，胡人多须，蓬发，无冠，左颊似为黥印，高鼻深目，下颌上翘，画面右上方刻隶书“胡奴门”三字(图六)。

图六 河南方城杨集守门奴画像

　　汉代的守门奴，不仅有胡人，而且也有汉人。汉人守门人或拥彗，或手执剑、杖、斧、钺，均为定型化的武士形象。如山东曲阜矍相圃两尊石人，一尊两手拱立，为“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一尊双手拄剑或杖，为“府门之卒”(图七)。两尊石人最早收录于清代牛运震的《金石图》中，保存皆好。

　　曲阜东汉鲁王墓两尊石人，与此造型相近，均头戴武冠，身穿长袍，右衽，一尊拱立，另一尊双手握柄，扛于右肩上，可惜所扛之物已残，推测可能是彗或斧钺之类(图八)。

图七 山东曲阜“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及“府门之卒”石人雕像

图八 山东曲阜东汉鲁王墓石人雕像

　　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两尊石人雕像，高约100厘米，一尊双手拱立，一尊持兵器护卫。原来是墓上的石刻，后人移于中岳庙中，其风格与曲阜“府门之卒”极其相似 (图九)。

图九 河南登封中岳庙石人雕像

　　曲阜矍相圃石人，一为亭长，一为府门之卒，其他几例似亦如此。亭长为秦汉时期的低级官吏，一般十里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从其装束看，亭长穿长袍，拱手，戴武冠，但手中没有武器；府门之卒身披铠甲，双手握剑。二者似可看作一文一武，前者更重民事，后者重武事，共同肩负守卫之责。

　　山东邹城西关胡人雕像，与其他几尊坐式胡人像不同，为站立像，并且手持斧钺或拥彗，当为守门的胡奴形象。兖州胡人像，为跽坐式，双手执弩，为武士形象。除以上两尊外，其他跽坐式胡人石雕像都没有执钺，也无拥彗，说明他们既不是“胡奴门”，也不是“府门之卒”，因此不是低等胡奴。他们虽为跽坐姿式，但态度恭敬，而且身穿华丽的衣服。由此判断，他们的身份可能与汉人形象的翁仲相似，亦可分为一文一武，是胡人文臣、武将形象。有的学者以其坐姿判断其身份较低，认为跽坐是身份低下的人的姿势，这是对汉代跽坐姿势的曲解。汉代从皇帝贵族至一般平民，正式场合的坐姿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跪姿。仔细观察发现，大型胡人像均身穿丝绸，赤脚而坐，符合贵族及官员进殿礼仪要求(图一〇)。《礼记·曲礼上》：“待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毕竟“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只是皇帝赐于极少数大臣的荣耀。

图一〇 临淄徐家庄胡人雕像

　　文献记载，汉代皇帝身边有不少胡人随侍，有的是以人质身份送到长安的西域王子，有的是对方的使者或译官。胡汉之间交往频繁，使者、译官往来于道，在和平时期，各方使者受到应有的礼遇，但双方交恶时，使者又往往被扣留不遣，有时几年，有时甚至十几年留在对方，有的成了对方阵营里的一员。

　　胡人在朝为高官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文臣、武将，尤以汉武帝时期的金日磾最为著名。邢义田先生认为，武氏祠中的“休屠像”画的就是休屠王子金日磾。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元狩中，昆邪王与休屠王密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金日磾以父不降被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后被汉武帝擢升为马监，后来逐步升迁，官至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出则骖乘，入侍左右。因教子有方，其母亦被武帝画像于甘泉宫。武帝临终，金日磾与霍光同为辅佐大臣。死后陪葬茂陵，谥号敬侯。

　　金日磾、金伦及其子孙封袭爵号，世代为官，直到西汉之末。《汉书》著名者有17位之多，如金日磾之子赏、建，金伦之子安上等。金赏为奉车都尉，嗣节侯，太仆，光禄動。金建为驸马都尉。金安上为侍中，都成侯，建章卫尉，谥号亦为敬侯。自金日磾被汉武帝赏识重用，一直到王莽时期，金氏子孙都在汉朝做官，并深受重用，历七帝侍于帷幄之中。

　　武将中也有许多是匈奴降将，如跟随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的前将军翕侯赵信、校尉句王宜冠侯高不识、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等都为匈奴人。胡人也大量出现于一般官员的家庭之中，为官员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有时还担任官员的参谋与顾问。跟随张骞出使西域并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唐邑父也是胡人。由此推测，立于墓上的胡人文武官员雕像应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再现。

　　有胡人雕像的墓，其墓主身份可能是级别较的高贵族或官员。从山东曲阜鲁王墓、乐安太守麃、弘农太守张伯雅石人看，墓上能够立石人雕像的，大概为诸侯王及二千石或以上的官员。

　　唐人封演云：“秦汉以来，帝王寝陵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虽然封演所言不一定完全正确，如东汉宗资墓及州辅墓都有天禄、辟邪，但是至少说明帝王陵寝及人臣墓所用石雕是有区分的，东汉帝陵至今未见石人雕像。

　　三、石人雕刻艺术的来源及欧亚文化交流

　　

　　如上所述，秦汉时期，宫殿前面往往立铜人作为仪仗，陵墓前立石人是宫殿前立铜人的仿照。由铜质改为石质，反映了生死观念的变化，意味着生命的永恒。石人首见于汉武帝时期的霍去病墓，此墓出现了大批石雕，由20世纪初的照片看，许多石雕是放置在墓葬封土上的，而石人则立在墓前神道两侧。石人少有雕琢，形象不清。目前能够见到最早的匈奴形象出现在马踏匈奴石雕中。在这个雕像中，匈奴身处马下，一副被征服者的形象，头部从马的两个前肢之间伸出, 有散乱的长发与短髭，双目圆睁，张大嘴巴，似在挣扎呼号，右手持剑或矛，左手持弓。这尊匈奴雕像，虽非单体，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尊匈奴石雕像。相对于东汉胡人雕像，缺少高鼻深目的刻画，然而，一头披发和极长的胡须更有特色。东汉时期继承了在神道两侧放置石雕的做法。

　　林梅村及段清波先生都认为石刻艺术源于秦文化。从考古发现看，这个推论似乎可成定论。秦人所居本为犬戎之地，其石刻传统应与它所处的位置有关。秦最先接触到这种外来的文化因素及石刻技术，从记载看，殷周之际似已有之。《史记·秦本纪》：“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秦祖先)为纣石(椁)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送葬于霍太山。”考古发现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内蒙古、陕西及山西北部、甘青地区存在大量的石棺葬。霍太山及秦的发祥地就在这一区域内。自春秋晚期以来，秦国就零星出现了墓葬及园林石刻，如春秋秦景公墓的石磬、石马头等。战国秦昭襄王时又出现了一批石雕作品，如诅楚文、都江堰镇水三神石和蜀守李冰造五石犀等。随着秦的逐步东迁，把这一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原地区。至秦始皇时期，伴随秦始皇东巡，留下了碣石刻石、之罘刻石等七组刻石。秦始皇时所谓临洮见大人，身高5丈（约11.5米），足长6尺（约1.38米），并非真人，怀疑见到或听到的可能就是大型石雕像。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兵马俑，如此逼真写实，其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来无踪去无影，而这种新的艺术元素绝非空穴来风，定有其文化交流或人员往来的历史背景，只不过这些交流或往来被历史所淹没而已。

　　如果再向前追溯，可以发现石刻来源于欧亚草原文化。最早受到欧亚草原文化影响的是地处北方的陕西神木石峁文化，之后有陕北的清涧李家崖文化以及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国王墓。陕西神木石峁城址过去曾发现一些小型人物石雕像，说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就与欧亚草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雕凿、使用石雕人面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非常罕见，而在欧亚草原西部则源远流长。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地区使用石雕人面像大约是从公元前2500 年左右的奥库涅夫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1800 年）开始的。

　　李家崖人物石雕像刻于一块梯形石上，正、背面以粗阴线刻出骷髅体人像，高42、宽24～31厘米 (图一一)。林梅村先生认为它和中亚草原卡拉苏克晚期石雕人像如出一辙。清涧李家崖文化是商周时期河西白狄所创造的文化。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白狄与秦、晋等国交往密切，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又受到北方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至战国晚期，河西白狄文化区被纳入到秦国版图。

图一一 陕西清涧李家崖人物石雕

　　中山刻石发现于中山王墓陵园东部，灵寿城西门阙外，为一件“监囿守丘”刻石，长90、宽50、厚40厘米。上刻两行文字，敬告来者，此为王陵(图一二)。中山国是白狄东迁的一支鲜虞所建，战国时期曾先后被魏、赵灭国。中山刻石既具有外来的形式，又具有中原的内容，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李家崖及中山石刻都受到了北方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随着河西白狄并入秦国版图以及中山国的灭亡，他们的石刻艺术进程被中止。然而，秦国的石刻艺术仍然继续发展。由此可见，不仅秦受到了草原石刻艺术的影响，位于中国西部及北部地区的其他文化也受此影响，秦是后来的集大成者。

图一二 河北平山中山国“监囿守丘”刻石

　　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实际上早就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这条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他们把东方的黍、丝绸等传到西方，把西方的小麦、黄牛、绵羊、马及金属冶炼、制造马车、玻璃等技术传到东方。由于受西北游牧民族的影响，欧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从石刻的发现及遗存来看，也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

　　段清波认为，石刻碑铭和石雕艺术在埃及、波斯及地中海地区，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内容丰富，工艺成熟发达。从丝绸之路沿线的资料来看，石刻石雕艺术呈现出从西向东传播的迹象，从埃及、巴比伦到希腊，再到地中海沿岸，然后是波斯帝国境内，再到阿育王时期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再到中国。石刻艺术品出现的时间呈现西早东晚的状态，虽然石刻石雕艺术风格在由西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步吸纳了当地固有的艺术特色，但从时代上看，由西向东发展的链条基本完整。

　　汉武帝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深入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又一波新的西方文化因素进入中原地区。就石刻艺术而言，新的文化因素与秦文化原有的石刻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墓葬及池苑为中心的石刻艺术形式。从考古发现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墓葬成组石刻，典型的例子就是霍去病墓上石雕群。林梅村先生认为，霍去病墓石刻是中亚希腊化浮雕艺术开始沿丝绸之路东传的印证。霍去病墓石刻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陵墓成组石刻，但石刻布置与稍后的墓前成组石刻仍然有一定的区别。霍去病墓石刻均为圆雕，原来墓顶及墓下四周有150多块巨型花岗岩，是武帝为了纪念其殊功，表征为祁连山之形。从20世纪初的照片看，当时许多石块是放置在坟丘之上的，坟丘可以被认为是祁连山的再现 (图一三)。目前发现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牛、野猪、夔龙、残石人、力人搏熊和怪兽食羊等16件人与动物雕刻。这些石雕内容多以森林、草原常见的动物为题材，表现动物嘶咬扭斗的场景，无不渗透着草原文化的气息。一些大型动物雕像被放置在墓前，开创了后来墓上石刻布局的新风。然而，这仅是昙花一现，其后的西汉帝陵未发现一尊石雕。比霍去病墓稍晚的张骞墓也发现石兽一对，现均已残缺，似为狮子或天禄、辟邪一类的动物，也应是放置墓前的石刻。不过，对张骞墓石刻的年代，目前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属西汉中期，有的则认为属东汉时期。

图一三 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及其墓上石刻

　　另外，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塞以文石，致以丹漆”，墓下可能存在石构建筑。有人甚至认为秦始皇陵前也有大型石刻，但考古并未发现这方面的证据。江苏仪征以庙山为中心的汉墓群为吴王刘濞陵寝，庙山附近也发现动物石雕。有人认为，庙山雕刻手法、风格，与霍去病墓石刻比较一致，时代比霍去病墓上石刻为早，此观点也值得怀疑。

　　到西汉晚期，墓上石刻再次出现，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发现的纪年画像石来看，山东平邑发现的“平邑□里麃孝禹”墓碑或神道碑可早至“河平三年八月丁亥”，时间为公元前26年。至王莽时期有铭石刻逐渐增多，常见石柱、石碑及祠堂之类。进入东汉以后，墓上石刻大量盛行起来，山东地区成为全国画像石及墓上石刻最盛行的地区，出现了石阙、石兽、石人、墓碑、石祠堂、石墓室等整套的石质墓葬建筑。这种墓、祠组合，在祠堂前增筑圆雕、石阙和石碑等墓上石刻，展示出更为复杂的建筑设计。在欧亚文化东传的过程中，山东虽处遥远的东方，然而，在墓上石刻盛行之时，山东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画像石及大型雕像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石碑、石柱、石室、石阙，以及麒麟、天禄、辟邪、石狮子、石羊、石虎等石雕作品，而且还发现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大型胡人石雕像。

　　许多学者认为，麒麟、天禄、辟邪、狮子等，这些具有两河流域古波斯帝国艺术风格的动物，早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到达新疆地区，并深入到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河北中山国一带，此后影响到西汉殿前雕塑、壁画、玉器、陶塑等题材。东汉时期兴起的石翼兽，与西汉中期以后风格化的有翼神兽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它们东移过程中，原有的域外风格不断融入中国的传统。胡人石雕像同这些动物造型相类似，走过了大致相同的道路。

　　人们对遥远世界的认知及兴趣往往表现在艺术造型中，以往中国西部地区发现的一些小型人物形象，材质有青铜、玉石、陶、骨、蚌、铅等，以异域外族人形象居多。如甘肃灵台白草坡二号墓出土的具有域外人形象的西周戟，再如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的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形象，就是一些小型的青铜或铅质俑。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战国瓦当上，有学者也认为是胡人的形象。

　　现有资料表明，大型胡人雕像多数发现在汉代齐国境内，特别是青州及临淄境内的胡人雕像，从艺术风格分析，有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为，或者有大致相同的粉本。兖州胡人雕像手持弩，邹城胡人像为立像，手中执物，它们与齐国的大型胡人雕像相比，不仅形体较小，且姿态有别，故非同一批工匠所为，年代或有早晚，功能也可再考虑。齐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见到较多的是汉人形象，如山东曲阜东汉鲁王墓石人、曲阜东汉乐安太守石人、河南中岳庙石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捧盾石人、天津蓟县邦均镇石人庄石人等。就山东而言，不仅发现了其他地区罕见的大型胡人石雕像，而且在这一地区的汉代画像当中，胡人形象更是常见的表现题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型胡人石雕像又多出自汉代齐国或齐郡境内，虽然不排除某些偶然因素，但似乎也有其内在原因。齐国自姜尚以来，就以创新立国，当年强调工商立国，又设稷下学宫。至东汉时，虽早归大一统，但本地居民仍然流着创新血液，故多不受礼制的约束，率先在墓上置胡人雕像亦未可知。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地是敢为天下先者。汉代的儒是齐儒的《公羊春秋》，尚变，而不是鲁国的《左氏春秋》，善讲故事。齐国有善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这是发现较多大型胡人雕像的内在原因。另外，齐国发达的铁器制造业，也为石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石刻与制玉不同，制玉以琢，石刻以凿，石刻艺术的发展必须以金属工具的发展为前提。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故城就非常罕见地利用石块砌城墙下宏大的筑排水通道。西汉时期，一些齐王的陵墓即开凿在石山之上。进入东汉之后，画像石墓及墓上石刻日益增多，大型作品不断涌现，这些都以铁器工具的广泛应用为前提条件。

　　汉代造型艺术延续了对异域形象刻画的传统，汉代墓上的石刻，几乎或多或少都与异域有关联，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汉代墓上动物石雕可分两大类，一是神话动物，如辟邪、天禄、麒麟等，二是比较写实的动物，如狮子、骆驼、马、象、虎、羊、牛、鹿等。墓上胡人雕像，虽非完全写实的作品，但刻画的对象却是现实存在的。雕像的肢体语言及形象是对胡人在现实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摹绘。然而，这里并不排除他们被赋予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政治方面，可能被赋予了万国来服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匈奴人，作为中原汉人的主要对手，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宾服的一员，更具有代表意味。《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唱出了汉武帝的政治抱负。董仲舒对策说：“夜郞、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再比如生殖方面，临淄胡人像被明显刻画出凸、凹乳房的形象，石家庄北郊小安舍村男女石人像，不仅刻画出乳房形象，还刻画出男女生殖器官。性别的刻画，可能被赋予了子孙繁昌的寓意。

四、小结

　　

　　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实际上早就存在一条欧亚交流的草原之路。在这条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作为流动的载体，成为传播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石刻艺术的出现及发展是欧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墓上立石人，也是对生前宫殿前立铜人的模写仿照。自秦始皇始，在宫殿前面树立铜人，是秦汉时期通行的做法。汉武帝时期，张骞凿通西域之后，新一波的西方文化因素进入中原，促成了墓上石刻群的出现，墓上立石刻雕像初起于汉武帝时期，最早见于霍去病墓上石雕。山东地区发现的大型胡人石雕像属东汉时期墓上石刻，并非镇水守桥的石人。从胡人雕像的形态和服饰看，他们有的是“府门之卒”的武士，有的则是墓主比较高级的文臣、武将，是汉代政治及现实生活在墓葬上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胡人在汉朝为官的史实。如果说霍去病墓前的匈奴像是战争的写照，那么山东地区胡人雕像则是和平时期民族融合的反映。当然，胡人雕像还可能被赋予了政治的或生殖的寓意。目前所见，大型胡人雕像只发现于汉代齐国境内，它们与数量众多的其他墓上石刻一起，共同展现了东汉画像石墓的辉煌成就，是齐地铁器制造业发达的见证，也是齐人善于接纳外来文化，思想开放、兼容的例证。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10月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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