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对中国古代都城城门门道进行专门研究。据目前所见，古代都城城门门道设置多少并不一致，主要有一门一道、一门二道、一门三道、一门五道等几种形制。其中，一门三道是除一门一道外流行时间最长、发现最多的形制，春秋战国时期初露端倪，西汉时期形成定制，自此以后便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城门的基本形制 。一门三道城门形制也是《考工记·匠人营国》的重要内容，它与《匠人营国》具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匠人营国》写定于何时，它所描述的都城形制何时出现，是确有蓝本还是凭空想象，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意在通过城门门道形制的发展演变及汉长安城布局形制的形成，探讨《匠人营国》所载都城形制的渊源，并据此对《匠人营国》写定时间及它与汉长安城的关系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都城门道形制发展脉络

　　夏、商、西周时期，大城及宫城城门均未发现一门多道的形制。一门多道形制首先出现于这个时期的宫殿建筑院落南门上，但发现数量极少，如二里头一号宫殿院落南门、偃师商城宫城三号及五号宫庙建筑院落南门即为一门三道形制 ，这种首先出现在宫殿院落南门的建筑形式，不排除具有一定的政治礼仪功能。一门一道仍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形制，如已经发掘的二里头二号宫殿建筑、偃师商城四号建筑、西周岐山凤雏西周甲组建筑等，均为一门一道形制。就宫城内的宫殿建筑院落来说，三代时期主要以一门一道为主，也有一门二道和一门三道的，似乎没有定制。

　　在春秋战国列国都城考古中，发掘的城门只有少数几座，绝大多数为钻探资料。此时各国都城盛行“两城制”，或大小城相套，或东西并列，齐国都城临淄为大小城嵌入的模式。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大部分为一门一道，只有在楚国纪南城和寿春城发现了一门三道的形制，这种形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 。两座楚国都城都有一门三道形制，说明楚国很可能是使用这种形制最早的国家。除楚国外，其他各国的大城及宫城均为一门一道形制。

　　纪南城为楚国春秋中期至公元前278年的都城，现在所见纪南城应是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所筑，一门三道的形制大致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一直沿用至战国晚期的寿春城，楚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则不见一门三道形制。之所以一门三道首先出现于南方，可能与此时舟车成为日常交通工具，而且与南方水陆交通发达有关。毕竟水上行船，需要有进退有序，尤其在不宽的水道上，要分出上行与下行水道，同时中部还要留出一定的距离，防止来往船只发生碰撞。在二十世纪初的京杭大运河上，我们还能看到三排船只上下有序航行的画面 。

　　目前尚无秦代郭城及宫城门址的发掘资料，其门道情况不清楚。西汉宫城为一门一道形制。但郭城城门全采用一门三道的形制。而且中门道明确记载为皇帝专用，没有特许，虽贵为太子、公主不得擅行，两侧的门道供一般人出入 。直城门和西安门的中门道地面保存较好，门道路面上所抹的草拌泥平整如新，表明中门道使用的不多，两侧因长期碾压，门道路面凸凹不平，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门道的礼仪功能远远大于其交通功能，一门三道形制突出了皇帝和皇权的尊严。东汉洛阳城郭城也是12座城门，每个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形制，但宫城情况不明。

　　通过对秦汉城邑的研究，我们发现郡国城及一般县邑城均为一门一道形制 。也就是说，至少从西汉早期开始，一门三道就成为都城郭城城门的定制。如果把一门三道中的中门道称为正道的话，其他两个门道则为旁道。正道是留给皇帝行走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了这种特权，因此，一门三道形制成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之一。

　　自西汉长安城之后，一门三道成为都城郭城城门的定制，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和北齐邺南城等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形制。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魏晋及之后的宫城城门已使用一门三道形制。北魏洛阳城宫城南门——阊阖门及其正北的二号门址、三号门址，均为一门三道形制，比一般郭城城门更加宏伟壮丽，宫门后置而不与宫墙相连，门前双阙不突出于宫墙却与宫墙相接，是迄今为止发掘所见最早的宫城门阙，开启了北齐邺南城朱明门、隋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门前置双阙的先河。东晋南朝建康城是在东吴建业城的基础上建成的，据推测，其郭城及宫城城门可能也是一门三道。

　　隋唐时期，一门三道仍为郭城城门的主要形制；新规划出的皇城城门也为一门三道；宫城正南门为一门三道或五道，其他多数为一门一道，也有一门二道的，但数量较少。隋大兴、唐长安城郭城、宫城正门新出现了一门五道形制，把象征皇权的门道推到极致。这个时期，一门三道或五道的门址，虽然各个门址之间门道宽度不等，但同一门址各门道基本是等宽的。

　　大明宫门道形制比较复杂，正南门丹凤门为一门五道，含耀门和昭庆门为一门二道，其他多数为一门一道。丹凤门遗址规模之大，门道之宽，马道之长，均为目前隋唐城门考古之最，充分展示出城门高大宏伟的皇家气派。与之相比，即使唐长安城的正南门明德门，在规模上也要小了许多 。

　　已经探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永通门、长夏门、厚载门、建春门、上东门、安喜门、徽安门，其中定鼎门、永通门、长夏门经过发掘，均为一门三道形制 。定鼎门为隋唐东都郭城正南门。盛唐时期的定鼎门保存较好，北宋后期定鼎门由三个门道改为一个门道。

　　隋唐洛阳城宫城南墙上3座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其中应天门规模最为宏大。西墙上的崇庆门、东墙上的宣政门、北墙上的玄武门及宫城其他城门，均为一门一道。应天门是隋洛阳城宫城正门，有早、晚两期遗存。早、晚两期门址皆为一门三道形制。晚期门道内地面皆铺石，而定鼎门未见铺石，晚期应天门规格应高于定鼎门。

　　总之，一门多道城门形制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形成定制。中国古代都城城门门道形制，以西汉都城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以一门一道为主，后段则一门多道占居绝对优势，且以一门三道为主要形制。一门多道最早出现在郭城城门上，至魏晋时期，宫城正门也多采用这种形制，并且建筑体量及豪华程度都超越了郭城城门。三代时期，虽然也出现一门多道形制，但主要见于宫殿院落上，而且并未形成制度。

　　二 　汉长安城形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

　　《匠人营国》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这段话包含了城门的形制、道路分布、手工业与市场、宗庙与宫殿的位置关系问题，大体勾画出中国古代的一种都城形制。很多学者把《匠人营国》看作两周制度，用《匠人营国》来指导东周都城，甚至西周都城的研究。有学者把周代的城邑建设分为两个时期，认为第一次发生在西周开国之初，第二次发端于春秋末叶，到战国时期波及全国，并认为《匠人营国》的规划制度是对周代建筑制度和经验的整理和总结 。但是，在夏、商、西周城址中没有发现一门三道形制的城门，而且《匠人营国》中所记载的其他内容在三代考古中也未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因此可以断言，《匠人营国》绝不是对三代城邑制度的总结。

　　虽然一门三道城门形制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纪南城，但只是个别城门(西门、南水门)，而且不是其正门(正门在南墙东部)，当时并未形成“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都城布局，而这种城市布局的形成则晚至西汉时期的长安城。

　　汉长安城的基本形制可以概括为：面有三门，门有三途，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然而，考察汉长安城的建设过程会发现，上述各个方面不是同时出现的，有的出现于西汉早期，有的直到西汉末年才出现，汉长安城基本形制的定型则是在西汉末年。在此之前，实在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规划蓝本。

　　西汉长安城的各部分乃因需而建，说明它不是帝国按照典籍来预先规划和设计的。首先，汉长安城每面有3座城门，每座城门有三股道路。汉长安城大体经过了高祖、惠帝、武帝和王莽四个建设时期。汉高祖定都长安以后，让萧何负责建设都城事宜，当时在修葺利用秦兴乐宫(汉改为长乐宫)的同时，营建了未央宫、前殿、武库、太仓、东阙、北阙及大市。至汉惠帝时营建了四面城墙，西市、北宫、社稷、太上皇庙、高庙。汉武帝时修建桂宫、明光宫、建章宫，扩建北宫，开凿昆明池、漕渠、京师仓、上林苑。王莽时期在南郊建明堂、辟雍、王莽九庙。面有三门，门有三途，形成于汉惠帝时期。

　　关于城门及门道情况，汉赋中亦有描述。如班固《西都赋》曰“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再如张衡《西京赋》曰“徒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 。虽然汉赋不乏浮夸溢美之词，但班固（32～92年）为东汉初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当亲眼看过长安城的城市全貌。张衡（78～139年）也曾亲自游历过三辅地区，当时的汉长安城虽然破旧，有的城门被封堵，但城门街道旧貌依然可辨。因此，他们在赋中所描述的正是汉长安城一门三道的真实状况。关于《匠人营国》中的“九经九纬”，郑玄注曰“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容九轨”，贾公彦疏“释曰言九经九纬者，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 。贾公彦把“涂”释为道，使人产生了东西、南北各有九条道路的误解，因此，郑玄之说更加准确。但贾公彦所言每个城门有三途，即有三个门道，这种解释是很正确的。王城街道不仅在通过城门时分为三途，即在城内也是三途相并的 。城内三途并行也被考古发掘所证实。2009年，我们对直城门大街进行试掘时，就发现三股道并行的情况，西汉初期三股道总宽约32米，宽度与城门及隔墙总宽相近，中期以后街道扩展一倍，达到61.4米 。城门门道每股道宽8米，除去两侧立柱所占空间，中间余宽约6米，如按当时车辆轴长8尺，约合今1.84米，每股道可并行3辆车，印证“经涂九轨”之数。另据霸城门的发掘资料，汉代车轨宽1.5米 。由此推算，每股道可容4车并行，三股道即可容12车并行。所以，张衡在《西京赋》中说“参涂夷庭，方轨十二”。

　　其次，西汉一代，宗庙或立或毁，没有形成定制，至西汉之末，王莽托古改制，在汉长安城南郊建立了以“王莽九庙”为代表的宗庙建筑，出现了左祖右社布局。汉初太上皇庙 、高庙 、惠帝庙 均在汉长安城内，从相对位置而言，均处于未央宫前殿左侧。也有学者认为，西汉帝庙除汉高祖高庙、汉文帝顾成庙在京城以外,其他帝庙(包括惠帝庙)都在帝陵之侧 。汉文帝顾成庙在汉长安城东南，位置在今西安市玉祥门西约一公里，大庆路以北处 。汉初社稷是在秦社稷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位置虽在汉长安城西安门南出大道以西，处于未央宫前殿右侧，但就高祖庙与社稷来说，一在城内，一在城外，二者相距较远，似乎缺乏“左祖右社”的安排。蔡邕云“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 。元、成时，虽根据儒家规范制定过宗庙制度，但却时兴时废，屡次反复，并未贯彻始终。至元始年间(1～5年)，汉室最终确立了以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元帝为高宗，再加上“亲未尽”帝庙的宗庙制度 。此时，王莽又增建官稷于原来的官社后面，并为自己立宗庙社稷。至此，宗庙、社稷及“王莽九庙”位置分列于未央宫前殿的西南部与东南部，以未央宫前殿为中心，以西安门南出大道为轴线，出现了明显的“左祖右社”格局 。由此可见，汉长安城左祖右社的布局，经过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西汉初的不定型，后来又经过很长时间的无序混乱，直到西汉末年才大致呈现出来。

　　再次，汉长安城的东市、西市均位于城内西北部，即雍门大街北侧、横门大街东西两边、汉长安城北城墙以南。东市似即高祖六年(前201年)所立的大市 ，西市建于惠帝六年(前189年) ，西市应相对于东市而言的。相对于南面的政治中心未央宫前殿而言，两市位于宫殿北部，西汉初年呈现出面朝后市的格局。然而，这种格局主要应是当地地势造成的。整个汉长安城地势南高北低，未央宫和长乐宫当然要安排在南部地势较高的地方，尤其是未央宫占居了龙首原高地，所在地势全城最高，符合居高居前立宫的要求。汉长安城北部靠近渭水之滨，地势较低，是一般民众的居住区、官私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区，这里靠近河流，交通方便，适宜发展工商业。

　　西汉之前，市场一般与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相邻，同时也考虑到用水及交通问题，很少有符合面朝后市布局的。秦国都城雍城的市场遗址，位于宫殿区北部，似乎符合面朝后市的布局，该遗址时代为战国时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市场遗址。但秦都咸阳城就未见这种布局，从发现的情况看，秦咸阳的宫殿区位于北部，而长陵车站至柏家嘴等手工业作坊区则大致位于宫殿区的西部及南部，其市场可能就在作坊区附近。即使到了东汉洛阳城，三市中只有金市位于城内，其他两市都在城外，金市位于北宫西南，南宫西北，似乎也不符合面朝后市的格局。如果说雍城是面朝后市布局的雏形，那么汉长安城最多算是其后继者，二者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关联，现在仍然不清楚。我们认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地势而为的结果，并非以某种模式为蓝本，经过刻意规划而成。无论如何，这种布局成了《匠人营国》的重要内容。

　　总之，《匠人营国》所描绘的都城形制在西汉之末的长安城中已经初步成型。汉长安城形制与《匠人营国》所描绘的都城形制如此相近，不得不令人怀疑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是《匠人营国》指导了汉长安城的建设，还是汉长安城的形制影响了《匠人营国》的内容，这里的关键是《匠人营国》写定时间问题。

　　通过门道形制及汉长安城建设过程的研究，笔者发现，古代都城形制与《匠人营国》的时代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实际上应首先研究西汉长安城布局形制的形成过程，然后研究《匠人营国》是如何总结汉长安城的建设成果，并对这些成果进行条理化、理想化，进而形成这篇作品的。东周时期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城邑建设的动态过程也随之加快。尤其是战国时期，战争频度，战争规模日益加剧，城邑不断遭到破坏，新的城邑不断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地上遗存，绝大多数是战国以来的遗存。这些当时的名城大都，多数因地制宜、随形就势而建，很少强求方正，也很少有统一的布局安排。从某种程度上说，战国列国都城布局与《管子·乘马》所记载的内容更加符合。《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我们知道，东周时期不仅是一个旧礼制崩溃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多元、思想争鸣的时代。这个时期，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城邑建设也就不可能遵循一个定制，城邑形制的多元化是可以理解的。城邑规制的僭越，与旧礼制的破坏基本上是同步的。在僭越成为时尚的时代，要求一座建于战国时期的城邑遵循春秋以前的礼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无序的时期，随着筑城运动的高速发展，也孕育了新的元素，如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居中立宫的宫殿布局、左祖右社的格局等。正如史念海所言，《匠人营国》所规定的制度既不是西周旧制，也不是东周新制，但它们在春秋战国某些列国都城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过 。从东周都城的考古发现看，《匠人营国》所描述的都城形制，要么是多数都城见不到其踪迹，要么是此城出现一项，彼城出现一项，从未有两项同时出现于一城之中的，因此说它不是东周新制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这些新元素毕竟是出现了，或许有人这样认为，《匠人营国》是综合了上述新元素并加以理想化、系统化梳理的结果，汉长安城是以此为蓝本进行建设的结果。考察汉长安城的建设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这种布局是一步步形成的，尤其是“左祖右社”似乎直到西汉末期才最终呈现出来。因此，汉长安城以《匠人营国》为蓝本的说法缺乏说服力。

　　三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写定时间

　　笔者对一门三道城门形制的考古学观察，希望从考古发现的实例来推断《考工记·匠人营国》最终的写定时间，或者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和例证。

　　关于《考工记》的成文时间，历来争论不休，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春秋末年齐国官书说 、战国初期成书说 、战国后期成书说 、“周朝遗文”说 、战国齐国阴阳家所作说 、秦汉成书说 、西汉成书说 。实际上，《考工记》并非一时之作，而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历了不断的修补、完善与累积，属于“长时段”的文献，“它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 。刘洪涛认为，《考工记》大部分内容记述了周代的手工业情况，应是周时的遗文，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的部分是后人篡入的。他进一步认为，前人每言《考工记》为后人所补，如马融、贾公彦谓由刘歆所补，郑玄说“前世识其事者补之”，《隋志》说是河间献王所补，孔颖达认为是汉文帝博士补成等。虽各说不一，却都认为是汉人所为。这对总目部分而言是正确的 。刘洪涛的观点基本可从，但汉人所补，并非仅总目而已，正文之中也有补篡之处，《匠人营国》即为其一。

　　基于以上认识，判断《考工记》各部分的年代就成为主要任务。闻人军曾把《考工记》全篇内容分为36组，并逐一进行了剖析，认为“《考工记》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战国初年所作，有些材料属于春秋末期或更早，编者间或引用周制遗文以壮声威，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有所增益或修订。尽管如此，今本《考工记》大体上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表明其基本内容未变，它作为我国上古至战国的手工艺科技知识的结晶，是可以依赖的”。然而，涉及《匠人营国》部分，他仅笼统地叙述了周代两次城市建筑的情况，并认为西周姜齐的营丘城是“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制度的蓝本 。目前有关营丘的地望，学术界还存在很大争论，有的认为在临淄齐国故城内，有的则认为在齐国故城外 ，其形制当然也无从知道。齐国故城已进行了全面勘探，该城至少经过两次较大的变动，亦未发现与《匠人营国》相近的内容。闻人军基于《考工记》为齐国官书的认识，认为《匠人营国》为西周初年城市规划蓝本的说法亦无依据。

　　如上所述，一门三道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楚国纪南城，而在其他国家没有出现，成为一种定制则首先出现于西汉长安城中。无独有偶，《匠人营国》的其他几项内容也同时出现于此，如旁三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因此，与其说汉长安城是根据匠人营国的条文所建，毋宁说汉长安城是总结了东周都城建设的成就而建成的，而《匠人营国》则是对汉长安城都城建设成就的描述与总结。陈寅恪先生曾高度怀疑《匠人营国》与汉长安城的关系，他说：“《考工记》之作成时代颇晚，要乃为儒家依据其所得之材料，而加以理想化之书，可无可疑，故其所依据匠人营国之材料其中必有为当时真正之背景者……然则西汉首都宫市之位置与《考工记·匠人》之文可谓符合，岂与是书作成之时代有关耶？” 近年来，也有学者力主这一观点，认为《匠人营国》记述的都城布局规划完全是按照西汉长安城的布局事实附会加工而成 。我们倾向认为，《匠人营国》成文时间应在西汉末期。《匠人营国》语言中保留了许多春秋之前的词汇，如形容城墙长宽高的“雉”，形容市场大小的“夫”等，这些都是“长时段”形成的结果。

　　《考工记》到底在西汉什么时期被补入《周礼》，现有六国说、河间献王说、鲁共王说、汉文帝说、汉武帝说、刘歆说等几种观点 。其实，东汉人已经不太清楚《考工记》的来历了，从班固的河间献王补配《考工记》，到马融的刘向刘歆父子补配《考工记》，再到《礼记·礼器》孔疏的汉文帝令博士撰写《考工记》，不一而足。在刘歆之前，《周官》深藏秘府，流布不广。《后汉书·儒林传》载“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利用《周礼》进行托古改制，在其授意下，由刘歆等人建议，把《周官》列入学官，设《周礼》博士，《周礼》始正式跻身于儒家经典行列。汉长安城南所建的“王莽九庙”以及由此形成的左祖右社格局，与之应有密切关联。随着新莽政权的垮台，《周礼》博士随之取消。东汉时期，始终未立《周礼》博士，但民间研习、注解《周礼》者较多，涌现出许多知名学者，如郑众、马融、郑玄等。然而，正如沈长云先生所言，汉代以《考工记》补冬官时，就不明白《周官》所缺《司空》之职责，而错误地以《考工记》补之。东汉大儒郑玄亦不明白“国有六职”的真正含义，把《考工记》“国有六职”理解为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项官职，而其真正所指的应是开篇所说的六种不同的职业，即“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直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司空之职主要是管理土田等事功，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礼记·王制》云“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 。《韩诗外传》云“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 。《考工记》所载绝大多数为百工之事，属工师职责 ，只有《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属于司空职责，或许这三部分并非《考工记》原有之内容，汉代后补或改动的可能性极大。

　　至于《周礼》到底何时入藏秘府，目前也只能划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上起河间献王，下迄刘向刘歆父子入秘府校雠群书，即汉景帝至汉成帝初年。应该说，《考工记》补为《冬官》以后，特别是王莽设立《周礼》博士，《匠人营国》对后世影响巨大，对帝国时期的都城形制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成为指导帝国时代都城建设的经典，包括一门三道在内的各项制度，被以后都城所继承。

　　很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考工记》的内容、作者以及写定时间等问题进行过研究，尤其是写定时间问题，虽然学术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分歧仍然较大，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赞同多数学者意见，认为《考工记》是一部长时段的文献，全书写定时间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以偏概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三篇所记载的内容有别于《考工记》其他章节的内容，为冬官司空职责，其他章节为百工之事，属工师职责。特别是《匠人营国》所记载的都城形制与西汉末年汉长安城的都城形制大致相似，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一门三道城门形制的发展以及汉长安城的建设过程看，《匠人营国》很可能是受到西汉末年长安城形制的启发或影响，其最终的写定时间在西汉末年，也即在此时《考工记》被补入周礼之中。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原文刊于：《文物》2017年第10期　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