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顶山古称远望山、可汗堆、上殿山，唐代已有记载。唐宋时期，远望山属于隰州温泉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隰州·温泉县》记：“远望山，一名可汗堆，在县西七十里。高五里，周回七十五里。”本书只记载可汗堆，没记可汗祠。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依然记下可汗堆，其书卷四八《河东道九·隰州·温泉县》下记载：“远望山，一名可汗堆，在县西 ...

　　上顶山古称远望山、可汗堆、上殿山，唐代已有记载。唐宋时期，远望山属于隰州温泉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隰州·温泉县》记：“远望山，一名可汗堆，在县西七十里。高五里，周回七十五里。”[2]本书只记载可汗堆，没记可汗祠。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依然记下可汗堆，其书卷四八《河东道九·隰州·温泉县》下记载：“远望山，一名可汗堆，在县西七十里，高五里，周回七十五里。”[3]两书记载一字不差，也没记载可汗祠，表明《太平寰宇记》全段搬自《元和郡县图志》。值得注意的是，此山唐代以可汗命名，显然和纪念某个可汗有一定联系。尽管书中未提可汗祠，但由乾隆版《汾州府志》卷三《山川》记载：“又南枝麓岐分而西者，曰可汗堆，即远望山也，俗呼上殿山，高十里许。东北距县治百六十里。……峰峦劲拔，山有可汗祠。”[4]推测，可知此山有可汗祠，至晚建于清代之前。再据上顶山康熙碑中记载的“尅罕龙王神庙相传至宋朝”之语，可证远在宋代前的唐代，山上已有可汗祠。《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其书记载该山名又称可汗堆，当与山上的可汗祠有关。

　　幸运的是，2014年，中阳县又发现一处可汗祠遗址。接到该县文物局局长乔晋平电话后，笔者赶到县里，了解到是该县冯智平调查族谱时发现。该词位于中阳县城西北的金锣镇殿则村，距县城35里，庙于文革拆毁，仅留下数通修庙功德碑，有明代碑和清代碑，竖立在一块小高地两侧。据遗址观察，这里原有三开间一座庙，坐北朝南，两侧有偏房，房前有碑。可汗祠一事记载于明代崇祯碑上。该碑名《重修应雨龙王庙记》，其碑云：

　　“祀典曰：‘山林川谷能出云为风雨皆为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况夫应雨龙王，职司禾稼，专攻雨泽，御灾桿患有益于民生者伟矣。而非有祠宇以栖之，频繁以荐之，何以妥神居而昭美报也。州治西南十五里许名四塔村者，旧有可汗神庙，相传胡元之陋也。世届初，地震塌毁。或者天厌腥膻而灭此湮祠乎？然其地非神不栖也，至嘉靖四十二年，里人冯伯顺起意改建应雨龙王神庙，乃谋及同社，众人咸曰快哉。”

　　

另在该遗址一块仅存35字的明代残碑上，也有“可旱”二字，碑上“可旱”应即可汗。另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一块残碑上记载“靖初年，地震庙塌，基址虽显，木植无存……”

图10 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明代嘉靖碑

　　（图10)按此碑文，首句当为“嘉靖初年”。与该遗址第一块碑对照，可以互相参证。查阅资料，元末至明嘉靖年，山西没有发生过七级以上强烈地震，明代嘉靖初年的这次地震有几级，不得而知。但是由此次地震导致可汗庙“世届初，地震塌毁”，可知当在6级左右。

图11 中阳县金罗镇殿则村元代礁炉铭文

　　数周后，乔局长再次给笔者打电话，说该遗址出土一个六棱形醮炉，正面刻有铭文，我们赶到现场，做了拓片（图11)，细读铭文曰：

　　设坛祷圣，必全诚敬之。风建（庙）……

　　亦事神之末，敬也。兹者王口

　　人等，託发虔诚。谨为此设（于）

　　可旱大王庙前竖立醮炉一座，巍口……

　　嘉醮炉，迺关慨，然众而叹曰：为山九……

　　竖立庙庭，□成祭祀之仪，岂非细故，（报）……

　　立醮炉一座。时大元壬辰岁辛亥月己末日。

　　其他几面是当地功德主、都维那、副维那与出资人姓名。该铭文中，“可旱”即可汗，可与前面述及明代残碑上的“可旱”互证；“焦炉”即醮炉，元代醮炉各地都有，数量可观；壬辰岁元代有两个，一个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1292年），另一个是元惠宗至正十二年（1352年），根据后面辛亥月，只能是至正十二年，该年十二月正是辛亥月，己未日为十二月二十日。

　　这段铭文很重要，一是说明元代壬辰年（1352年），可旱（汗）庙依旧存在，当地人曾集资制作一个醮炉，以便人们观瞻，可证当时该庙香火较盛。二是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人们已经不知该庙起源，误以为是元人修建，故说“相传胡元之陋也”。三是透露出，该可汗庙在至正年间香火旺盛，但以后迅速衰落，明代已无人参拜，乃至塌毁后无人重修可汗庙。因此到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乡人又在可汗庙遗址上新建了应雨龙王庙。

　　今中阳县明清属永宁州，清光绪县志没有记载该庙。从庙中明代《重修应雨龙王庙记》可知，此庙原是可汗祠，也被称为“可汗大王庙”，元代已经存在。结合上顶山可汗祠宋代已有的历史，可以推断，这一带的可汗祠供奉的应该是同一个人，祠庙都是建于宋金之前。

　　山西汾阳三泉镇巩村也发现可汗庙遗址，该祠民国时有塑像，文革前庙还存在。汾阳民国县长王堉昌考察巩村“可汗之庙”与其神像后记载：“庙神似为贺虏将军，而匾书可汗未解。”[5]清楚说明当时有庙有像，祠庙为可汗庙，但是供奉的神是谁，王县长也不明。文革以后，庙被破坏，好在遗址尚存，房倒屋塌，满地瓦砾。碑文也没有，但访问当地老者，仍记得文革前旧景。

　　截至目前，陕西发现六座可汗祠或可汗祠遗址。灵石、中阳几座可汗龙王庙的碑刻尽管反映出可汗祠的初建和历代修补情况，除中阳金锣镇殿则村明代碑刻外，却没有记载从何时起，可汗祠演变为可罕龙王庙，需要做些大略分析。

　　

　　据前引诸地可汗祠碑文分析，宋金元时期可汗祠性质没发生改变，灵石乔家山元至正六年《重修可汗祠碑记》内，只提及可汗祠，不见龙王庙只言片语，说明祠庙性质和名称都没有改变。由此说明，可汗祠名称改为可罕龙王庙，是明清两代之事。再进一步分析，中阳上顶山龙王庙康熙碑和灵石英武龙天可汗祠乾隆十年碑都记载，清初寺庙名称已是尅罕龙王庙或龙天可汗祠，说明寺庙名称的改变当在这之前。具体地说，发生变化的时段在清之前与元之后，按照这种排除法，改变名称之事只能是明代了。

　　

　　此外，中阳金锣镇殿则村明代嘉靖四十二年在可汗神庙基础上新建应雨龙王庙之碑文，也是这种推断的证据。探求演变原因，一是近千年过去，周围民众只知有古庙，已不知创建何时？供奉对象为何人？所以介休张壁可汗祠明代碑云“创自何代殊不可考”。乔家山元代碑文也说“但曰可汗而不能言其始末”。中阳金锣镇殿则村明代碑刻记载是“相传胡元之陋也”。始末说不清楚，尊奉之心自然淡化；同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雨水较缺，生活中离不开水，渴盼龙王多降雨水，对龙王的需求有增无减。在这两个因素的变化下，可汗祠在明代就变化为可汗龙王庙或者龙天可汗祠。奇怪的是，唯独张璧可汗祠没有受到影响，依然将原名传承下来。如追溯缘由，大概与张璧独特的“五日一雨，十日一风，旱魅不为灾，蝗虫不人境”小气候有关。

　　山西的第七座可汗祠在孝义县，雍正版《孝义县志》卷之七《祠祀》载：“可汗龙王庙，县西南邑马村。”[6]据了解，邑马是古村名，应该是今天的“驿马”，驿马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遗憾的是，根据最新的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此地没发现寺庙遗址，估计早被后建的民居代替。但在明清时期，这里确实存在过一座可汗龙王庙。

　　关于可汗祠院内的布局，可从现存可汗祠或可罕龙王庙考察。现存最完整的是介休张璧可汗祠，是一个大四合院，北边是三间正殿，南面是戏台，院内东西有厢房，靠南有东西钟鼓楼。灵石英武乡平泉村可汗祠原为两进院，南面是山门兼戏台，中间大殿，后面还有小院厢房。灵石乔家山可汗龙王庙和中阳上顶山尅罕龙王庙布局比较简单，面积较小，前者不见钟鼓楼，却有山门，东西厢房。后者只有正殿，山门，背靠一个可汗堆。这些布局，有的碑文中也有涉及，此不赘述。

　　

　　殿内布局，仅有张璧可汗祠比较完整，三开间殿内，只塑一像。据灵石乔家山龙天可汗祠元代《重修可汗祠碑记》碑文记载：“恭备廪糗、鸠木石，新神宇二间，命工壁粉而丹青其上。于是，门垣重固，庙貌显严，坐列有次而飨祀有度矣。”殿内尚有壁画，塑像也不限于一座，“坐列有次而飨祀有度”，神像分主次，祭祀有制度。有的碑文仅载“圣像金妆”，没载圣像数量，据庙宇规模大小不等看，估计有的庙内塑像较多，有的较少。

　　

　　翻检史书，正史中有关可汗祠的记载很少，唯独《辽史》记载有可汗庙，《辽史》卷一二《圣宗三》：“丁卯，吐浑还金、回鹘安进、吐蕃独朵等自宋来归，皆赐衣带。皇太后谒奇首可汗庙。”《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也载：“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

　　有学者考证，木叶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汇合处[7]。需要说明，奇首可汗庙和晋中一带的可汗祠没有关系，因为那时，辽的势力和版图没有到达晋中，山西几座可汗祠建于宋金之前，时代也不符合。

　　

　　综合山西诸地可汗祠碑记，可以推知，这些可汗祠创建于宋金之前，宋金之前朝代很多，逆推排列，至少有唐五代和北朝，联系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上顶山唐代可汗遗迹和地方志记载的可汗祠，查寻供奉对象和建庙时间，应该在宋金之前的唐代。至于供奉何人？非三言两语能说清，尚需另文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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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省略号者，为碑下部残缺之处。

[2]李吉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隰州·温泉县》，中华书局，2005年，第347页。

[3]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四八《河东道九·隰州·温泉县》，《景印文渊四库全书》第4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0页。

[4]乾隆版《汾州府志》卷三《山川》，第19页。

[5] 王堉昌主编：《汾阳县金石类别》，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6]雍正版《孝义县志》卷之七《祠祀》，第73页；白清才主编：《山西寺庙大全》第三卷《道教篇·孝义市》,山西财经出版社，1995年，第1231页

[7]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祭木叶山考探》，《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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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考古、艺术与历史——杨泓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作者：张庆捷，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