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2020年4～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垣曲北白鹅墓地抢救发掘了9座两周之际贵族墓葬，出土了铜、玉、石、金等文物500余件套。其中，铜盒7件，M6出土5件，M4和M9各1件。铜盒均制作考究，应为墓主生前所用之器，其性质及功用有待讨论。关键词：北白鹅墓地；两周之际；贵族墓葬；铜盒2020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山西垣曲北白鹅村，抢救性发掘了 ...

摘要：2020年4～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垣曲北白鹅墓地抢救发掘了9座两周之际贵族墓葬，出土了铜、玉、石、金等文物500余件套。其中，铜盒7件，M6出土5件，M4和M9各1件。铜盒均制作考究，应为墓主生前所用之器，其性质及功用有待讨论。

关键词：北白鹅墓地；两周之际；贵族墓葬；铜盒

2020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山西垣曲北白鹅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处两周之际的高等级贵族墓地，此次共发掘墓葬9座，出土了铜、玉、石、金等文物500余件套。在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有一类铜盒，造型小巧精致，为目前所有同期墓葬中一次性出土最多者，下面我们就这批铜器作一简要报告。

北白鹅墓地共出土铜盒7件。其中，M6出土5件，2件为车型盒，3件为长方体盒，M4和M9各出土长方体盒一件。

车形盒 2件。与铜容器和其他铜盒一同出自M6棺椁间东北部，其中一件个体较大，残甚，存大小车轮、车轴、牛头、立人等残件，待拼接复原。另一件编号为M6∶53（图版一，1），盒身上大下小，微敞口，方唇，出沿，沿内一周支托对开门盒盖，沿上四角有明枢，接扁体盖轴。盖上两门各对立一鸟，尖喙，曲颈，双翅微张，鸟尾略翘，双足并立于盒上（图版一，3、5）；盒身两侧各装饰一卧牛，牛头向外（图版一，4）；盒身四角接以4条回首卷尾四足龙形兽（图版一，6、7）。盒身下承镂空高圈座，座上中部靠前处置轴，接两轮，可转动，车轮装有8根扁辐条，远端圈足上有支托可固定车身。器盖装饰龙纹，盒身、圈足皆装饰双首单身龙纹，每面装饰一组，圈足处龙纹采用镂空装饰，轴头为兽头。和盒体同出的还有一件铜牛，四足站立，直身，中空，鼻孔内穿环（图版一，2）。盒身长10.4、宽7.1、通高13.5、牛身长5.5厘米。

长方体盒 5件。盒身整体造型呈长方体箱式。

M4∶8，出自棺椁间西北部。盒身略上大下小，顶部两侧置对开盒盖，口沿内壁前后中部有卡托，四角有明枢，接圆轴，盖门置桥形钮，盒身两侧饰牛首衔环，下承四卧虎形扁支足，虎首朝外（图版二，1）。器盖表面每门装饰两组单体夔龙纹，盒身外四周装饰回首龙纹，每面两龙一组，首首相背，间以兽面。出土时，盖钮内有穿绳，盒内盛满残留物，并有一铜勺（图版二，2）。铜勺圆舌，扁长柄，两侧出牙，呈锯齿状，柄端有孔，孔内存绳，柄身上下装饰连珠纹，勺舌素面。器身一角见有垫片。盒长11.2、高6.5厘米，勺长8.5厘米（图一）。

M6∶52，出自棺椁间东北部。扁长方盒身，直口，出沿，顶部两侧置盖，可以对开，盖面装饰一对双足爬兽状门钮，尖立耳，小眼，怒目圆睁，凸鼻外翻，扁嘴微张，曲身，卷尾，爬兽首首相对，器盖关合后沿内中部有卡托承接，沿上四角有暗枢，内接扁轴，盒身两侧置方附耳，前后两侧及四角接以6条回首卷尾四足兽，盒身下承高圈足。器身四周装饰两组龙纹，圈足龙纹采用镂空装饰，器盖爬兽身下以云雷纹为地，盖枢装饰兽头。外底有菱形范线。长10.5、高5.4厘米（图二；图版三）。

M6∶51，出自棺椁间东北部。盒身扁长，直口，出沿，有卡托和暗枢，接扁轴，顶部盒盖对开，右侧盖门上跪伏一裸人作钮，双手撑地，尖脸朝前，嘴巴大张呈方形，作惊恐状，盖身四侧装饰4条回首卷尾四足兽，盒身下承高圈足。盖门内外装饰两组花冠龙纹，首尾相接，盒身外壁四周每面各装饰两组首尾相接的花冠龙纹，圈足一周镂空装饰垂鳞纹（图版四）。长8.9、高5.7厘米（图三）。

M9∶10，与铜冥器一同出自棺椁间东南部。器型同M6∶51，惟人形钮置左门，四足兽个体略小。盖面饰两组双首单体夔龙纹，器身龙纹简化为窃曲纹。底部可见范线（图版五）。长9.2、高5.3厘米（图四）。

M6∶4，残，器型、纹饰基本同M9∶10。长9.2、高6.4厘米。

北白鹅的这批铜盒，虽出土于不同墓葬，但彼此间有较多共性，时代应该相近。与之相似器物有山东枣庄小邾国M3铜盒[1]、山东省博物馆藏莒县长方铜盒[2]，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2∶67、M63∶123长方铜盒[3]，闻喜上郭M49长方铜盒[4]、M374[5]和M7[6]车形铜盒，甘肃礼县圆顶山M1车形铜盒[7]等，时代集中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些铜盒的铸造工艺较为复杂，为分段铸好各部位附件，然后焊接在一起，北白鹅墓地铜盒上各附件之间可见明显焊接痕迹。

根据墓葬墓位排列、其他出土器物等分析，M4、M6、M9三座出土铜盒的墓葬皆为女性墓。出土时，铜盒内未见铭文，也未见可以明确器物功用属性的实物，关于这些铜盒的功能与用途，根据以往的研究，主要有“挽车”说[8]，“玉器首饰盒”说[9]、“首饰化妆品盒”兼具“弄器”说[10]。我们认为此类铜盒的用途可能不是单一的。M4铜盒出土时，盒内残留大量带有颜色的土样，并且在盒内残土中发现一件铜勺，不见其他物品，铜勺的出现为我们了解铜盒的功用提供了线索，推测应该是和铜盒配套使用，用来舀取盒内膏状或粉状物品的。M9铜盒内未见勺，但保留有土样，不见其他物品。M6出土多件铜盒，有车形盒也同出有长方盒，数量不等，盒内及周边未见粉状物品及饰品等，我们推测车形盒和长方体盒在形制上的差别是因为其盛敛物品不同而特意设计的。经过初步科技分析，在M4和M9铜盒内发现有油脂等遗存，据此可证实北白鹅墓地长方体盒盛放化妆品的可能性较大，车形盒的功用还有待进一步检测分析。这类铜盒皆制作考究，应为墓主人生前实用器，不是为陪葬而专门制作的冥器。此类器物的定名，学者多有讨论，有称“匮”者，亦有通俗谓之“盒”者。

出土铜盒的三座墓葬中，M6和M4墓葬面积达到了20平方米以上，且随葬大量青铜容器等，墓葬规格很高；M9墓室面积虽不足5平方米，但随葬了十余件青铜器，且墓主人身上佩戴有成组玉石串饰，随葬了琮、有领璧等具有礼器性质的玉器，这些随葬器物都说明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早期之前此类铜盒主要出现在高等级的女性墓葬中，性别倾向性很强烈，“是高级女性贵族彰显其身份的一种表现” [11]。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及耘，参与发掘的人员有杨永信、张跃红、刘吉庆、周昊、杨及耘、曹俊。器物照相解宙鹏、王乐。器物绘图孙先徒。室内修复人员史春明、原照新、程玉龙等。

　　

（作者：杨及耘、曹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2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陈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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