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金银器制作艺术的一个顶峰时代，作为唐都长安所在地的陕西遗存有大量的唐代金银器，这些富丽堂皇、熠熠生辉的金银器在中国工艺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篇章。在陕西发现的众多唐代金银器中，有一些零星散落的金银饰片长期以来少有人关注，它们原本是作为铜镜或器物上的装饰，因为年久脱落或制作之后尚未使用而遗留下来。这些金银饰片通常体量不大，但制作精细、造型生动，体现出唐代金银器发达的精细加工工艺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迄今陕西出土的金银饰片，集中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陇县博物馆、西安博物院。本文遴选其中具代表性的金银饰片作一介绍。

鸿雁衔绶纹金饰片（图一），高2.7、长6.3厘米，1958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两只展翅鸿雁相向相视，口中均衔有绶带飘落而下，双翅、颈部錾有细线状羽纹。

云龙纹金饰片（图二），高3、长7.4厘米，1970年陕西省乾县临平公社出土。龙口衔绶带，足踏祥云，鬃鬛飞扬，周身錾刻鳞纹。

图二 云龙纹金饰片

四天王像银饰片：一组4件，高17.5～22.8厘米，1955年西安市文管会移交。这是目前陕西发现体量最大的唐代银饰片。天王像为模冲锤揲而成的浅浮雕，衣纹细处施以錾刻，背面有明显的凹痕。天王或头戴兜鍪或束发，身披明光甲，下着战裙，足蹬战靴。双手持剑者为东方多闻天王（图三），持弓箭者为西方广目天王（图四），手持宝杵者为南方增长天王（图五），拄槊者为北方毗沙门天王（图六）。天王银饰片的背面有铆钉，很可能是镶嵌在舍利函之用。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函上常能见到四天王像，以其来守护佛法。陕西耀县（现为区）神德寺地宫出土的隋仁寿四年（604）石舍利函，以及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外壁上均饰有四天王像。

图三 东方多闻天王银饰片 图四 西方广目天王银饰片

图五 南方增长天王银饰片 图六 北方毗沙门天王银饰片

金龙饰片（图七），高4、长9.4厘米，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村出土。龙身体狭长，昂首、曲颈，独角向后卷曲。右爪前掷，左足后蹬，作腾空腾飞舞状。龙眼与耳下有三撮短须，背鳍呈尖齿状，长尾平伸，在末梢处勾卷。龙周身鳞片清晰细密，形态矫健有力。身躯下部镂空处镶嵌绿松石，现已脱落。龙的角、三爪及尾部各有一小孔，为穿铆钉固定之用。

金凤饰片（图八），长6～7.2厘米，1988年10月西安市西郊出土。共2件，凤作欲飞状，头顶高花冠，短喙，双目前视，曲颈，双翼展开，尾部上扬，每束尾羽为串枝叶形，层层向上，顶端为花朵。在金凤的胸、腹与飞翼处，原嵌绿松石，现已脱落。凤翅、尾、足动和协调，富于动感。凤双爪各有一小孔用于铆钉固定。

金鸭饰片（图九），高2.3、宽3.3厘米，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村出土。共2件，造型、装饰手法相同。鸭长喙、曲颈，目视前方，双翅展开，两足蹬地，作欲飞状。在鸭胸、腹与两翼处原嵌绿松石，已脱落。一翼上部与尾尖各有一小孔，孔内有铆钉，应是在器物上的装饰件。

金树饰片（图一〇），其一高13.5厘米，其二高11.6厘米，1971年西安市郭家滩村出土。共2件，造型略有不同。金树由主干、枝叶组成，枝上布满花朵，树干上有树节，根部有长藤向树上盘绕。两树的树干下部均露出树根。花朵处原镶嵌有绿松石，金树绿花，光彩夺目，可惜已脱落。在树的主干、根部及部分树叶上有小孔，为固定铆钉之用。

图一〇 金树饰片

金花饰片（图一一），长6.0～7.2厘米，1988年10月西安市西郊西安仪表厂基建中工地出土。原窖藏于一个小缸内，内有桃形、鸡心形、梅花形、菊花形等金花饰片和其他物品。金花饰片的边框焊接以细密的小金珠连缀，金丝构成的花框内镶嵌各色宝石，现已脱落殆尽，其余部分平铺细小的金珠。花饰叶面上留有多处圆孔，有些背面还有系，可与其他物品固定在一起，推测它们有可能是唐代贵族妇女头上的装饰品。

图一一 金花饰片

西安博物院收藏的金饰片造型典雅大气、富丽华美，颇具盛唐气象。金饰片的纹饰细密繁复、做工极为精致，再镶嵌以宝石，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金饰片的出土地点在长安城内或者城周边墓区，应是长安城内王公贵族的持有物。

1993年陇县城关镇原子头村出土了一批银饰片，它们原系贴附于箱匣类漆木外的饰物，出土时木质已朽毁，主要有以下几类：

豹形银饰片（图一二），长9.5、高3.8厘米。共2件，左右相向，豹子小尖耳，圆目，长须，张嘴，露齿。前肢平伸，后腿蹬直，头部后仰，作向前奔跃状，身体錾刻金钱斑纹。

图一二 豹形银饰片

跃狮银饰片（图一三），长9.2、高4.1厘米。共2件，狮子圆眼，尖须，张口，扬头。头后长鬃向上飘扬，长尾上卷，前肢左右张开掷爪，后肢呈立姿蹬地，作腾空跃起状，周身錾刻圆形斑点。

图一三 跃狮银饰片

扑狮形银饰片（图一四），长9.8、宽7厘米。共2件，双狮左右相向，前肢左右张开，后肢伸直，作腾空相扑状。狮子头上和后肢镂刻鬃毛，皆向上飘扬。周身饰圆斑点。

虎形银饰片（图一五），长4.4、高2.8厘米。共2件，两虎相向而立，昂首，立耳尖小，口微张。后肢蹬地，前肢一爪前掷，一爪伸展，作攻击扑跃状。虎的四爪尖利，尾上扬，尾端回卷，周身的錾刻三瓣梅花状斑纹。

双鸭形银饰片（图一六），长4.5、宽2.7厘米。共2件，鸭作追逐状，雄鸭在前，回首张翅，作欲飞状。后边的雌鸭，紧追其后，头部与雄鸭翼翅部分相连重叠。这件银饰片传神地把握住双鸭追逐嬉戏的瞬间动态，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图一六 双鸭形银饰片

胡人银饰片（图一七），高7.8、宽7.3厘米。共2件，为高鼻胡人形象。头上束箍，箍前有花冠，身着长袍，腰束带，脚穿尖头靴。两人左右相向而视，均一手前挥，一手在后执三叉戟，弓步作向前跳跃状。长袍随着身体前跃而向后飘扬，显得飘逸灵动。

图一七 胡人银饰片

山水银饰片（图一八），长4.4、高2.8厘米。共2件，为起伏的三座山，中间主峰陡高，两侧小山较缓，并长有树木。山根中间镂空，两面山脚较长，深入到下面的水中。山下由6条横道及相间的三角形组成水面。

图一八 山水银饰片

花草银饰片（图一九），高4.2厘米。共2件，形状相近长条状，下部分为两股，一长一短，作折转状。中间为苞蕾状，向上左右伸出两叶，顶端为三叶形。

图一九 花草银饰片

折枝忍冬花银饰片（图二〇），长3.9厘米，叶间宽2厘米。花朵由忍冬叶纹组成，呈如意云头状，下有两个弯折的枝蔓，枝蔓两侧有向外翻卷的叶片。

图二〇 折枝忍冬花银饰片

折枝团花银饰片（图二一），高2.9、花径0.9厘米。为单枝花卉，花朵呈八曲团花形，花瓣间有六出花蕊，枝干两侧有伸展的枝叶。

图二一 折枝团花银饰片

折枝菊花片饰（图二二），高3.2厘米。为双枝菊花，两菊花当中有一花蕾，枝干向两侧弯曲，花叶卷曲。底为六曲团花，两侧有打结的绶带。

图二二 折枝菊花片饰

原子头村出土的这些银饰片为锤揲成片后剪切而成，上面再錾刻纹饰。无论动物纹还是人物纹饰皆是造型简洁、动感十足，各类折枝花卉枝叶疏朗、清丽柔和，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情趣。另外，折枝花的样式主要流行于8世纪前半叶金银器中，由此可以推测出这批银饰片的制作时间。

从上述陕西出土的金银饰片看，纹饰大体分为：动物纹、植物纹、人物纹、山水纹、宗教造像类纹饰。除了传统的龙、凤祥瑞纹饰和宗教造像纹饰外，出现了大量写实的狮、虎、禽鸟、花卉等纹饰，这些纹饰大都直接源于现实生活，造型生动活泼，风格明快奔放，反映出当时社会风尚和人们的审美趣味。

从金银饰片制作手法上看，是以锤揲、錾刻为主，一些饰片还使用了镶嵌、掐丝工艺和金珠焊缀等工艺。锤揲唐代称为“打作”，西安南郊出土一件银铤上面錾刻“打作匠臣杨存实作下作残银”。錾文中的“打作”即是锤揲之意。欧阳修《归田录》载，“‘打’字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击之意也。”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锤击成薄片，器物表面有凹凸纹饰的需要将金银片衬以软物或置于模具上锤击成型，也称为模冲。锤揲法相较于铸造法耗用黄金量少，利于制作薄胎，工艺上也相对简单易行。早在商周时期，中国金银器上已使用锤揲技术，但此种技术一直未广泛用于金银器的制作中。唐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西亚、中亚成熟的锤揲技术广泛地运用在金银器制作上，使得唐代金银器形制、图案形成了浮雕式作风。锤揲好的饰片还要经过剪边、磨棱、抛光等工序，才能进入下个工序。

錾刻是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用小锤击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种花纹图案，以达到装饰效果。唐人称为“钑”或“钑缕”，贺知章《答朝士》中有“钑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之句。錾刻工艺分三种：其一，平錾，即平面雕刻，此类使用最多。其二，镂空，亦称透雕，用坚利的工具，按照预定的图案花纹进行雕刻，形成透空效果。其三，剔地隐起，通过剔地雕刻使花纹凸出。用錾刻方法成纹是中国金银器制作的特色，在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上纯以錾刻成纹并不多见，錾刻基本上仅用来表现图案细部，錾刻技艺也颇为简陋，往往线条稀疏且生硬。而唐代金银饰片的纹饰无论异兽、禽鸟、花草、人物都錾刻得活灵活现，线条繁密入微，刻工细腻精湛，具有很高的水准。

掐丝与金珠焊缀是唐代金银器制作中最精细、费时的工艺手法。所谓掐丝是指将黄金捶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捻成单股或多股金丝。也可以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黄金挤压而入，从小孔将金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捶打而成。之后将金丝编成一定的图案，焊接在器物的表面，再镶嵌宝石，这种工艺唐时称为“金筐宝钿”。金珠焊缀是先将黄金熔化，再把金液倒入水中，利用金液与水温度的显著差别，使之结成大小不等的小颗粒，然后将它们焊接在器物表面作装饰。金珠工艺最早出现于三四千年前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多见于唐代金银器中。唐代掐丝工艺常与和金珠焊缀、镶嵌工艺结合，多用于首饰和装饰类器物上。像西安博物院所藏的金花饰片上就使用了上述三种工艺，方寸之间充分展示了唐代金银精细加工高超的水平。

从上述陕西出土的金银饰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工匠将金银器诸多制作工艺运用得炉火纯青，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究其原因，首先得益于唐代空前强盛的国力，使得人们在金银器制作上能够不惜工本地投入人力、财力；其次，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繁荣昌盛的文化艺术氛围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也与唐代严格的手工业工匠培养制度密不可分。《新唐书·百官志》“少府”条，记载唐代官府手工业工匠培养制度时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钿镂之工，包括制造金银器的工匠。学习金银器制作，需要长达四年的时间和严格的考核方能出道，这样的体制保障了匠人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准。

这些金银饰片用于装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采用铆钉或扎系方法固定在装饰物上，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四天王像银饰片及西安博物院收藏的几件金饰片。另外一种更为常见，即金银平脱工艺，其做法是将加工不到半毫米厚的金银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遍再加以细磨，使金银饰片脱露出来与漆面平齐，以此达到装饰效果。金银平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甘肃礼县大堡子流失到海外的金饰片，被认为是西周晚期秦仲公或庄公棺上的装饰物。河南淅川下寺乙组春秋时代M2楚墓中出土有192片带有各类纹饰的金饰片，这些金饰片是饰于棺具之上。金银平脱工艺在唐代盛行，主要应用于铜镜及漆木器上。唐代《酉阳杂俎》和《安禄山事迹》中都有唐玄宗恩赐安禄山金银平脱器的记载。由于金银平脱大量耗费金银和人力，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和代宗大历七年（772）先后两次下令禁造。经此以后，金银平脱技术逐渐衰落，到宋以后更为少见。

金银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工艺和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艺术风格的演变，通过对这些金银饰片造型、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文化风尚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