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信念，这种共同的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定时期中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途径，同时也决定着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及价值 ...

　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信念，这种共同的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定时期中这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途径，同时也决定着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及价值观”①。从中可以看出范式的构成包括共同的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研究理论与方法、成功的研究实践范例等。库恩认为科学以范式不断革命的方式演进，而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范式革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考古学史家丹尼尔认为考古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累积式的发展，并不存在什么革命②；但还有些学者认为它是非线性的、完全不可预测，更多受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影响，反映人们思潮变化，跟考古材料关系不大③。

　　从范式考察考古学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大卫·克拉克认为此前的考古学理论发展不足，所以将其归为“前范式状态”④。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拿后来的标准要求前人⑤，因此，考古学的发展以汤姆逊、蒙特留斯、柴尔德、宾福德为标志可以确立一些范式，后者替代前者⑥。然而，范式的存在可能是同时的，即使在某个范式占主导的时期，同时还存在一些竞争性的范式，库恩忽视了这一点⑦。这种状况在当代考古学研究中表现更为明显。不同的范式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彼此并不孤立。梳理当前考古学研究的范式，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当代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中的发展思路可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借鉴。本文基于笔者近年开设“当代考古学理论”课程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追踪与思考，以及同学生的讨论。鉴于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阶段，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希望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一、范式的归纳

　　库恩的范式并非严格的概念，范式的划分也是见仁见智，基本出发点还是上述要素，但所选择的学科范围变化较大，本文就大的考古学范畴而言，也包括一些相关学科。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区分采用2008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手册》（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所确立的八大范式体系⑧，下面分别进行说明与评论。

　　（一）文化历史考古

　　文化历史是什么？有人认为是考古学发展的阶段⑨、方法⑩或视角（11），或是更极端地认为它不过类似于文学修辞（12）。它的理论基石是文化，更具体地说是“考古学文化”。文化为一个群体共有，也是这一群体的标志。文化历史考古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基本方法，运用区系类型重建文化历史的时空框架，追溯文化传播，以及解释民族与文明的渊源。柴尔德是代表人物，他以此建立起欧洲史前文化框架，进而探讨史前文化演化（13）。

　　作为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基石，考古学文化或遗存组合特征与人类群体单位之间的关系饱受诟病。争论从博尔德（Bordes）与宾福德关于石器组合能否代表人群（14），到福特（Ford）与斯普劳丁（Spla-uding）有关陶器组合是客观存在还是考古学家的主观划分（15）。考古学文化（部分的文化）能多大程度代表民族学文化（整体的文化）？其解释文化传播的“水波说”认为文化核心的影响像水波一样向周边扩散，愈远的地方受影响愈晚，这被批评为缺乏充分的解释（16）。

　　文化历史考古是近代民族学（文化的概念）、人文地理学（文化区）与近代田野考古学（科学的材料）发展的产物。自从1940年代以来，它一直受到批评，影响相对减小，但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二）过程考古学

　　20世纪中叶，放射性碳元素测年与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直接影响了过程考古学（或称为新考古学）的出现（17）。过程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考古积累的丰富考古材料为基础，批判了后者解释上的不足与无力。其理论基础有三：一是从克拉克孔到泰勒的功能主义，来自于英国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都曾把功能主义引入美国；二是怀特的文化系统观（整体观）与文化进化论；三是从克罗伯（Kroeber）到斯图瓦尔德（Steward）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多线进化论与跨文化比较（18）。

　　过程考古学的口号是“更科学，更人类学”（19），强调建立科学的考古材料，发展严格的方法。和文化历史考古强调历史不同，它更多采用逻辑的视角。从文化系统各部分的关联分析人类行为的变迁，与之相应，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产生，它们常被称为演绎-假说的方法。经典实例如宾福德对阿拉斯加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20），谢弗（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研究（21）。过程考古学也研究文化，但视文化为人类适应外在世界的手段，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方法（22）。

　　过程考古学被批评过于强调逻辑方法，结果忽视了历史的方法。考古材料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一定历史阶段考古学家的认识。考古材料不是客观的，人认识自身的过程总要受制于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

　　（三）生态考古

　　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系统整体观，有21世纪科学之称（23）。生态学研究人的角度有二：一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以能量与物质的概念沟通人类与环境，强调人类适应压力时生理与体质的变化；二是从文化的角度，强调行为与文化的变迁。生态考古结合了生态学的整体观与考古学考察长时段变化与文化研究的优势。

　　目前生态考古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环境考古，讨论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和影响，而新兴的景观考古学（landscape archaeology）强调文化构建的环境，强调人类认知的环境（24）。二是文化生态学，世界各地相对简单社会千姿百态的适应方式为考古学家了解遗址的结构、功能、形成过程、区域资源利用方式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框架（25）。三是行为生态学，最突出要算最佳寻食理论（26），它利用饮食宽度、斑块选择、中心地采食与线性程序分析等讨论人类在某种环境条件下的选择（27），这对分析狩猎采集社会的适应变迁很有启发。四是政治生态学，它和后过程考古学关系更密切，考虑了当代政治生态对考古学研究的影响（28）。

　　生态考古遭遇的批评正在于它对整体观的强调。人，尤其是个人的主体性被严重忽视，而后过程考古与能动性研究非常强调这一方面。

　　（四）历史考古学与艺术史

　　考古学研究范式大都与史前考古学相关，历史考古只是考古学的小分支。但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艺术史研究却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29），中国与之相应的是金石文物之学。近现代以来，结合了历史文献、田野发掘的考古材料、各类金石古物材料等来研究历史的历史考古学形成。它相对其他范式变化较小，传统方法依旧占主导地位（30）。

　　历史学从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描述研究，经过年鉴学派后成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全部史（31）。其哲学基础经历了从神学历史学、宏大叙事的人本历史学、分析批判历史学到后现代强调多元叙事的历史学等阶段（32）。历史考古学与艺术史的研究服务于历史学研究的目标，考古材料或物质遗存与其他信息载体互相补充与印证。西方有发达的古典研究，中国也有发达的文物学乃至部分国学研究。

　　历史考古学也吸收了其他考古学范式的思想与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学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献”（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33），强调考古材料比历史文献更客观；吸收后过程诠释学分析历史建筑的权力表达性质（34），即建筑的形式并非因为功能，而更多为了表达权力。

　　（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它提出了人类社会基本演化道路的宏观图式，尤其在政治经济领域，发展了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它的冲突理论、阶级理论很适合研究国家起源这类问题，对其他革命性事件如农业起源也同样有效。它强调当代社会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关联，强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而其理论的辩证眼光与其他考古学范式相通，如它强调人的创造与当代能动性研究相同，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后过程考古学类似。

　　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的关系从马克思本人关注人类早期社会时开始，20世纪西方考古学中最著名的工作始于柴尔德（35）。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影响了他，也影响了后来的“剑桥古经济研究学派”（36）和更晚的过程考古学。研究范例如吉尔曼（Gilman）对旧石器晚期艺术起源的研究，利用社会关系中生产的概念来解释旧石器晚期石器风格区域化的出现（37）。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前苏联与中国的发展最有系统性，其注重从内因解释社会变化有别于西方考古学。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体系极为庞大，其中不乏互相矛盾的研究。现实政治因素也影响到了其学术内涵。

　　（六）能动性研究

　　能动性研究无疑对国内学者最为陌生，但并不神秘。基本出发点是追问人何以区别于其他物种，人能够运用自由意志、理性改造世界。人运用语言、物质文化进行生活实践，同时，人也生产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与意识，也就是结构（包括制度、组织形态、行为规范等）。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跨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考古学。能动性研究对人之本质的认识形成其独特的本体论，进而影响其认识论。其主要理论基础由后结构主义学者吉登斯（Giddens）与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所奠定（38）。

　　在考古学研究中，能动性研究批评文化历史考古与过程考古学过于强调文化与环境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它主要通过关联的方法（relational approach）来进行研究，比如讨论新石器时代的丧葬行为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关系。考古学家主要研究物质文化、权力、身体等，这些对象以文化为中介，既是人行动的方式，也是人表达的途径（39）。经典的研究如伽登纳（Gardner）对罗马后期士兵变化对帝国瓦解的作用（40），还有乔伊斯（Joyce）对墨西哥蒙特·阿尔班（Monte Alban）遗址的研究，他运用图像、建筑、墓葬材料研究社会各阶层的变化，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各政治体之间竞争导致社会复杂性的提高，他将新聚落的出现解释为大众与精英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结果（41）。

　　（七）进化论考古

　　进化论考古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共同理论基础的一系列研究人类过去变化的理论与方法。在这种范式中，进化论被视为一种可以统一社会科学的基石。进化论产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形式的进化论：一种是生物进化论，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另一种是文化进化论（早期的形式包括文化进步论，认为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进步），是斯宾塞、怀特的进化论。目前进化论考古强调前者才是真正的进化论，它认为变化是随机的，改变的机制外在于事物，它不同于目的论或进步论的进化观。

　　当前相关的研究包括双重遗传理论、进化考古学、人类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合作和多层选择等五个分支（42）。双重遗传理论认为生物与文化遗传分属两套系统但相互作用，文化通过相当于基因的模因（memetics）传递，模因具有累积性（43），这一点它不同于基因。进化考古学强调生物与文化进化共同从属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生物进化属于基因型，而文化属于表现型，它提高人类适应的适合度（44）。进化考古学注重研究考古材料。人类行为生态学与生态学范式的相关研究重合。进化心理学把人类现在的行为看作是长期适应的结果，这个方面研究尤其见于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如智力模块的起源、语言起源等，它对于探索早期人类行为特征如躲避食肉动物攻击、食物的选择等方面非常有启发性（45）。合作与多层选择研究主要探索人类合作行为的起源（46）。

　　（八）后过程考古学与相关学派

　　后过程考古学及相关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种当代怀疑论拒绝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与之相应的是否认材料与理论可以区分开来。考古材料并不客观，其意义都是赋予的。考古材料也就是文本，所有的解释都是释义，解释深受当代政治的影响。考古材料的形成不仅深受当代理论与认识背景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当时历史的思想与价值（47）。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物质文化又为人所掌握。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研究这种广泛的关联，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关联考古学”。在考古研究中，后过程考古学提出一种“反身的方法”，主张在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与公众平权地讨论，揭示考古材料多重的意义，发展解释上的多重话语（48）。与之类似的是，现象学的考古学发展“现象学的方法”，强调直接体验、感觉等（49）。

　　后过程考古学产生于对过程考古学的不满，比如它发现对同一种遗址空间布局可以同时存在多个解释，而且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无法检验。遗址的形成过程与人们的思想与信仰密切相关。后过程考古学及相关学派批判了过程考古学科学主义的立场，强调考古学对人文的回归。但是在怀疑论的相对主义框架下，后过程考古学如何提供可靠的知识，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范式之间的关联

　　从上述的归纳我们看到，当代考古学研究中同时存在多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其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范式。当代西方考古学中基本有三种态度：一种认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应该是惟一的，过程考古学家倾向于这种态度（50）；第二种态度主张多元共存，多重话语并重，这是后过程考古学家的态度（51）；第三种态度是折中的，认为不同的范式研究不同的问题（52）。这些观点可供借鉴，而我们更应该分析不同范式的关系，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看这些范式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些范式都有自己研究的特定领域，如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于时空框架的建立，过程考古学在旧石器考古领域，后过程考古学对过去思想价值及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方面等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次之，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强烈的碰撞，过程考古学就曾激烈地批判文化历史考古学在解释上的无力、方法上的虚弱；而能动性研究批判过程考古学把人视为系统的附属物；后过程考古学批判过程考古学实证主义的狂想。其三，诸范式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交叉与重叠，进化论考古学与生态考古都有人类行为生态学的研究；后过程考古学与能动性研究都强调个人对社会规则的能动反应。最后，还应看到范式之间的渗透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仅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中可以见到，而且也渗透到了能动性研究与后过程考古学中，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强调考古学研究总为现实服务。范式之间四种关系既强调发散的研究，同时强调批判、交叉与渗透，以期充分发挥考古学家的创造力，解决科学的难题。

　　这些范式同时也为一些考古学最核心的问题所贯穿，它们从不同角度回答同样的问题，比如人类起源（狩猎采集生计方式的起源、现代人类行为的起源、意识的起源）、农业起源、复杂社会的起源（等级社会、酋邦社会、国家或曰文明的起源）等。这些问题伴随着整个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不断地深入，文化历史考古揭示了详细的时空背景，过程考古学探讨了自然环境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之间的关系，生态考古与进化论考古对过程以及机制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后过程考古学把问题回归人自身的本质上。换句话说，这些范式并没有离开考古学的核心问题。

　　贯穿这些范式不仅有核心问题，而且有基本的概念。就同样的概念不同的范式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比如文化，文化历史考古、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都研究它，但是内在含义是不一样的（53）。就同样的对象不同的范式强调不同的方面，考古遗存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看来是建立时空框架的材料，过程考古学视之为验证假说的科学材料，后过程考古学将其看作具有文本特征的物质文化。以上我们不难看到，诸范式是围绕考古学研究核心问题与概念展开的研究路径。它们之间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

　　在范式的诸种区别中，有一个方面是根本性的，那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差别，这也是当代学术研究中存在着的最大分裂（great divide）（54）。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考古学研究是不断超越的，文化历史考古与新考古学都属于这个范畴，即后人的研究在不断超越前人，对于时空框架的构建，对人类行为的了解，当代考古学都远胜于前人，我们无需再去看汤姆逊的“三代论”、柴尔德的欧洲史前文化框架（研究学术史除外）。而从人文的角度来讲，对考古材料的阐释又是不具备超越性的，我们可以进行反复阐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当代考古学从考古材料中又发现了性别、权力、阶级、地方的权利、精神、符号、能动性、感性等等，就同一批材料考古学家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现实的意义。考古学是一门跨越科学与人文的学科，在考古材料研究的基础层面如时空框架、形成过程以及所反映的人类行为上，它就是一门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客观。然而在阐释考古材料时，涉及到当代社会背景，涉及到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显然考古材料具有多种的意义，所以说考古学又是人文的。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能了解近二三十年来发生在西方考古学中“人文转向”，有时又称为“后现代转向”。

三、对中国考古学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在艺术、经济、工程等领域已开始出现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可以表明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出现。相对而言，考古学领域还不是那么活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考古学必然要以新的面貌出现。中国考古学将来的作为取决于我们秉承的资源、发展的环境与采取的发展策略。

　　中国考古学秉承的资源有四重，即金石学与历史考古学、近代田野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现代考古科学技术，现在它们同时影响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国家，相关的研究包括金石、甲骨、简帛、陶瓷、书画、古建筑、造像等等，在清代及其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代田野考古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业队伍的建立，中国考古学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与技术，基本建立了中国史前时代的时空框架。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西方考古学从文化历史考古的柴尔德到影响后过程考古学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也开创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考古科学技术的引进，如生物考古（包括动物、植物、DNA）、测年技术、分析技术（如石器微痕的观察）等等，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涵。

　　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现状主要的问题在于断裂与疏离、狭窄与构建色彩浓厚。金石学与历史考古学的传统没有很好地继承，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随着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引进，金石学几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种对传统缺乏包容的现代性是需要我们现在进行反思与纠正的。

　　次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的根本理论，这种宏观的理论与考古材料的研究之间还缺乏关键的联系，或是说缺乏必要的“中间理论”把考古材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考古学实践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考古需要与时俱进，借鉴时代最先进的理论与科学研究成果，充实马克思主义考古的思想内容。惟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可能真正成为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再者，相关学科之间缺乏交叉，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都曾中断。如旧石器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地学系统，与人文系统疏离，而其他时代的考古学又不能很好地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仅仅将自然科学技术视为分析考古材料的手段，这种疏离与割裂导致我们可以借鉴的知识资源贫乏。回顾当代西方考古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考古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比如生态学中的文化生态与行为生态理论、生物学的进化论、现象学的方法等等，这些借鉴都是理论层面上的，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其四，学术理论基础的狭窄限制了竞争性范式的发展，因此在讨论问题中缺乏创新的角度。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出发，它是演绎逻辑的；第二个方面是从考古材料出发，是归纳逻辑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类比逻辑，如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55）。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审视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理论研究非常缺乏。理论有什么用呢？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告诉我们事物变化的内在原理可能是什么。比如说研究农业起源的问题，主要理论的提出者如柴尔德、布莱德伍德（Braidwood）、宾福德、科恩（Cohen）、海登（Hayden）等提出理论时并没有多少考古材料的支持，他们的理论提醒田野考古学家们应该注意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现象。由于有众多的理论研究，我们评估农业起源的考古证据时就不会只是孤立地去找植物的种子或是动物的遗骸，我们会研究遗址的位置（狩猎采集者与农民的文化生态研究表明他们在选择居址时的考虑因素是不同的）、周围景观的变化（农民会较大程度地改变当地的植物景观）、土壤的结构（农业活动会影响它）等等；我们还会去研究考古遗址的结构、器物组合、遗址活动的类型等等。狩猎采集者除去利用海洋水生资源外绝少有能够定居者，按照这个理论（56），我们就可以推知定居就是农业开始证据之一。理论是研究的先导，缺乏理论研究，学科的活力就受到了制约。

　　最后，考古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受到时代背景决定性的影响，研究不能回到历史的真实，又缺乏类似于后过程考古学的多重话语的互相批评，社会构建的色彩浓重。所谓社会构建是指把当代社会的认知习惯、意识形态等未加反思地用于对考古材料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当代社会高度重视技术、以经济为中心，这是不是等于史前所有社会都是如此呢？又如考古学家通常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视为母系氏族社会，这一社会阶段具有普遍性吗？当代科学哲学领域在不断地批评科学的客观、实证所掩藏的人为色彩，以我们最为看重的考古材料而言，它是客观的吗？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古代的材料还是我们认识到的古代材料？我们的研究者在得出认识之前所依赖的理论与知识背景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认识的呢？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客观，又如何回到历史的真实？科学的精神需要反思与创造，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科学就是在纠正过去的缺失与创造新的解决方法中进步的。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哪一种方法，其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也即是说当它刚刚形成的时候，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解决问题的效率很高，而当它要去解决更加深入的问题时，往往效率递减。要保持考古学研究的活力就需要我们不断反思与创造。

注释：

①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6.

②Daniel, G. E, 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 Duckworth, London, 1950.黄其熙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③Trigger, B.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9. 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Clarke, D. L., Analytical Archaeology. Methuen, London, 1968.

⑤Meltzer, D. J., Paradigms and the nature of change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44: pp. 644-657, 1979.

⑥Sterud, E. L., A paradigmatic view of prehistory,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pp. 3-17. Duckworth, London. 1973.

⑦Masterman, M.,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pp. 58-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0.

⑧Bentley, R. A., H. D. G. Maschner and C. Chippinale（eds.）,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Altamira, London, 2008.

⑨Willey, G. R. and J. A.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Freeman, San Francisco，1980.

⑩同③。

（11）Preucel, R. and I. Hodder（eds.）,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ry. Blackwell, Oxford, 1996.

（12）Webster, G., Archaeology: Verse Accounts of the Writings of V. Gordon Childe. Mellen Poetry Press, Lewiston, 1999.

（13）戈登·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14）a. Bordes, F. and D. de Sonneville-Bordes,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bility in Paleolithic assemblages, World Archaeology 2（1）: 61-73, 1970.

　　 b. Binford, L. R., Interassemblage variability-the Mousterian and the “functional” argument,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pp. 227-254. Duckworth, London, 1973.

（15）a. Ford, J. A., Comments on A. C. Spaulding’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ifact types.” American Antiquity 19: 390-391, 1954; Spaulding’s review of For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09-112, 1954; On the concept of types: the type concept revisite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42-53, 1954.

　　　b. Spaulding, A. C.,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artifact types, American Antiquity 18: 305-313, 1953; Reply （to For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12-114, 1954; Reply to Ford. American Antiquity 19: 391-393, 1954.

（16）Binford, L. R.,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28: 217~225, 1962.

（17）Renfrew, C., An interview with Binford.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683-694, 1987.

（18）同⑨。

（19）a.同（17）。

　　 b. Binford, L. R., A 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American Antiquity 29: 425-451, 1964.

（20）Binford, L. R.,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8. 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译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21）Schiffer, M. B., Behavioral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6;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1987; Behavioral Archaeology: First Principles,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1995.

（22）陈胜前：《考古学的文化观》，《考古》2009年第10期。

（23）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4）Tilley, C.,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Berg, Oxford, 1994.

（25）a. Steward, J. H.,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niversity f Illinois Press, Urbana, 1955.

　　　b. Bates, D. G. and S. H. Lees, Human Adaptive Strategies: Ec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Allyn and Bacon, Boston, 1998.

（26）Winterhalder, B., Analysis of Hunter-Gatherer Diets: Stalking an Optimal Foraging Model, Food and Evolution, pp. 311-339,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1987.

（27）a. Winterhalder, B., Diet Choice, Risk and Food Sharing in a Stochastic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thnobiology 6: 205-223, 1986.

　　 b. Belovsky, G.,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A Linear Programming Approach,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6: 29-76, 1987.

（28）Dietler, M. and B. Hayden, Feast: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ood, Politics, and Pow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8.

（29）同③。

（30）Gill, D. J., Classical art and the grand tour,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pp.57-72. Altamira, London, 2008.

（31）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2）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3）Binford, L. R.,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s it historical or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terial Things, pp. 13-22, Special publication No.2, Society for Historical Archaeology, 1977.

（34）Coulson, C., Some analysis of the castle of Bodiam, East Sussex, Medieval Knighthood Ⅳ: Papers from the Fifth Strawberry Hill Conference 1990, pp. 51-108, Blackwell, Oxford, 1992.

（35）Childe, V. G., Scotland before the Scots. Methuen, London, 1946. Man Makes Himself,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1951. 安家瑗、余敬东译：《人类创造了自身》，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36）Clark, J. G. D.,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Methuen, London, 1952.

（37）Gilman, A., Explaini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Marxist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pp. 115-12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4.

（38）a.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9.

　　　 b.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03年。

（39）Gardner, A, Agency,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pp. 95-108, Altamira, London, 2008.

（40）Gardner, A.,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in late Roman period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2: 323-351, 2002.

（41）Joyce, A. A., The founding of Monte Albán: Sacred propositions and social practices, Agency in Archaeology, pp. 71-91. Routledge, London, 2000.

（42）同⑧。

（43）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6.

（44）Lyman, R. L. and M. J. O’ Brien, The goals of evolutionary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39: 615-652, 1998.

（45）D·M·巴斯著，熊哲宏、张勇、晏倩译：《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6）Riolo, R. L., M. D. Cohen and R. Axelrod,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without reciprocity, Nature 414:441-443, 2001.

（47）Hodder, I. and S. Hutson, Reading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3.

（48）Hodder, I., Reflexive methods. In: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s, pp. 643-669, Altamira, London, 2005.

（49）同（23）。

（50）Watson, R. A., What the New Archaeology has accomplished, Current Anthropology, 32: 275-291, 1991.

（51）同（47）。

（52）Renfrew, C. and P. Bahn,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53）同（21）。

（54）同（50）。

（55）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第10期。

（56）Binford, L. R., Constructing Frame of Refer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1.

原文刊登于《考古》2011年10期

信息转自：考古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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