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谨以此文纪念刘绪老师。　　灭夏建国的成汤，必须给他的新国家一个国名。结果，他选择了“商”。为什么是商？这与商字的本义有关。今天提到商字，第一反应是商业、做买卖。商字的本义，在时间长河中淡忘了。商字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其实表示声音。成汤为什么选择表示声音的文字作为国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声音，而是在隆重的礼仪场合“击磬”发出的 ...

　　谨以此文纪念刘绪老师。

　　灭夏建国的成汤，必须给他的新国家一个国名。结果，他选择了“商”。

为什么是商？

这与商字的本义有关。今天提到商字，第一反应是商业、做买卖。商字的本义，在时间长河中淡忘了。商字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其实表示声音。

成汤为什么选择表示声音的文字作为国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声音，而是在隆重的礼仪场合“击磬”发出的声音。换句话说，商字代表隆重、庄严，并具有神性。对于从夏桀手中接过天命的成汤来说，这是一个意涵深刻的好字，用来做国名，再合适不过了。

2022年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秘密。

学术界的事，许多让人难以忘怀。追溯商字本义，算是其一。

来电

2020年某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我与钟雯、姜凯伦讨论完下角山陶器坑的清理工作后回到办公室。这时手机响起。电话中传来刘绪老师熟悉的声音。

刘绪老师是我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带队老师之一。他醉心学术、待人和善，曾被北大校方评选为“十佳教师”，更是学生们口中的“北大第一好人”。但此时的刘绪老师已身患重病，癌细胞已经在体内扩散。当时他本人还在封锁消息。为了让老师放松心情，学生辈的我们约定：既然老师本人不愿意说出病情，我们暂时也佯作不知。

电话里，刘老师声音缓慢，略显疲劳。简单寒暄后，他突然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

“商王朝为什么叫商？为什么又叫殷商？你考虑过吗？”

这个问题，要说没考虑过是假的，但我没有答案。于是回答说不知道。刘老师说他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这是个必须解决的学术问题。研究一辈子商文化，却不知道商王朝为什么称“商”，终究是遗憾。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有过一些说法，但都没有严肃论证过。

通话快结束的时候，刘绪老师又补了一句：这该是你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句话中，刘绪老师把“你”字说得很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曾经长年在安阳殷墟工作。也许这个问题在老师心中可能憋得太久，重病在身想找个人聊聊，我却无力回答，于是变成托付。沉重的托付。

　　中日研讨会

关于商字，我此前一直觉得与悬挂石磬有关，并就此与若干甲骨学者交换过意见，但未敢将此字的解释与成汤选择国名直接联系起来。刘绪老师的嘱托，将此项研究导入了新方向 。两年后，我终于打通了研究中的诸多环节 ，明白了为什么我国历史上会有一个“商”朝。

2022年3月20日，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沟口孝司，以及身在台湾的日籍学者内田纯子等几位教授发起《 商人后期的社会 の 文化变迁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我首次正式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 “商”还是“殷”：中国商王朝几个关键概念的历史转换 》。演讲开始之前，我告诉大家这是刘绪老师的嘱托。

万分难过的是，刘绪老师此时已经离开人世 。

　　钺在祭几

商字，甲骨文写作 等形。

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说商字“从外知内也，从冏，章省声”。不客气地说，除了解释发音，这位东汉大学者并未抖出什么实质性的“猛料”。

成汤为什么以“商”号国？要了解其原因，必须考察此字的本义。先前，曾有一批历史学家通过回溯“商”字在古代文献中的语境和用法考察商字。他们发现在古代文献中，商字虽有多种用法，但主要用作王朝、星宿、地名。

《左传》昭公元年和襄公九年，均明言商是星宿。要么说是“商星”，要么说是“大火”。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均指二十八宿东方青龙七宿中的“心宿”。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商要么指商王朝，要么指地名。表地名的说法其实与星宿说有着密切关联。据说陶唐氏时期主持祭祀火星的“火正”（官名）阏伯所在地后来称“商”。因此星宿、地名二说，本质上都说的是心宿。司马迁在《史记》说“契封于商”，便是这样来的。

受这些文献影响，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陈梦家都将商字的本义指向心宿。

表心宿会是商字的本义吗？难道商字是天上心宿的“象形”？如果人类先造了商字，然后用来指代天上的火星，则心宿显然不会是商字的本义。但从字形看，商字断然不是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形象。换句话说，商字与星宿的关系更可能是“用字”，即以商字来指代心宿。商字的本义，需要另行寻找。

古文献中除了心宿一说，还另有一条记载：

《礼记·乐记》：“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

这句话与星宿说全然不同。它明确说“商”是一种声音，但在历史学家的考证中，这条文献被忽略了。

又有学者跳过文献，直接从商字的字形中寻求商字的本义。

多数学者认为商字是个象形字。

有人说“商”字象3000年前的某种器物，如璋、如鬶、如斝、如铙、如尊；有人说“商”字上部是鸟冠，下部是“丙”形的台座；也有人说“商”字上部是一把倒置的钺，下部是台座，由于台座用于摆放供物，因而也可称为祭几。

这一类考证，方法倒是简单，但难在是否做到了文字构形与商代器物准确“对征”。熟悉商代文物的人，没有人会同意将字或其一部分与璋、鬶、斝、铙、尊等实物对应起来。说上部是鸟形者，也是错误的拉郎配。只有“钺在祭几（台座）”一说，还真有几分相像。

　　“钺在祭几”示意图

　　提出“钺在祭几”说的，是河南大学张立东教授。他的论述逻辑大致如下：

甲骨文中的“王”字写作。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早年曾考证出王字本是钺的象形。如果将商字分成上、下两部分观察，字的上部正是字颠倒过来；下部则是个台座，可以称为祭几。整个商字应理解成：将一把钺倒置在台座之上，表示王权所在。他认为这才是“商”字的本义。

　　墓里有个 “十字架”

　　张立东的考释似乎也没有博得多数学者的认可。要不然，关心此事的刘绪老师为什么还要专门给我打电话讨论呢？

　　商王朝时期，钺，的确是权力的象征，用法是朝下砍伐，且安装有柄。按照“钺在祭几”的论证，在祭几上将钺倒过来，使钺刃朝上。这种钺刃向天的做法难以理解。近百年的考古，从来没有发现过“钺在祭几”的实物印证。

　　当然更大的挑战是：祭祀是商人频繁的日常行为。甲骨文保留下来的祭法多达百种以上，倘若“钺在祭几”是当时的祭祀行为，必然是重大祭祀活动，没有道理不进入甲骨文记录。但，甲骨文中的确从未见过将钺置于祭几之上的祭法。

　　商代甲骨文金文中“钺”的用法

　　甲骨学家唐兰说，从造字法则看，甲骨文字不外乎象形、会意、形声三种。三种造字法均离不开“形”。有人将造字对“形”的需求，概括为“取像”。绝大多数甲骨文应该都保留有“形”的痕迹。商字应该也不例外。

　　商字或商字的某一部分究竟“取像”于什么器物或现象呢？这种器物或现象还能观察得到吗？因为器物或现象有些能够保存，有些只是脆弱的遗迹，可能早已不在。如果消失了，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商字取像的秘密。

　　部分甲骨文的取像来自简单器物，如一件青铜器或玉器。这样的器物能够保存到今天，我们很容易对征。商字的取像，其实来自一种“复合器”。经过3000多年的埋藏，这种复合器只能保存一部分，另外的部分已经消失或接近消失。

　　2004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发现一座带墓道的商墓。发掘主持人岳洪彬在例行清理时，发现墓葬二层台排列着几个“十字架”。“十字架”共５个，边上还有１件石磬。

　　石磬与“十字架”的关系引起了他的注意：石磬竖立嵌于夯土之中，两旁０.５米处各发现一个“十字架”。“十字架”附近还有立柱，高至少1米，立柱的上部和横梁被盗墓贼扰毁。他量了一下磬的位置，发现磬底距二层台面仅有0.45米。

　　岳洪彬判断，磬与两个“十字架”很可能原属一体：两个“十字架”是悬挂磬架的底座，石磬应是悬挂在磬架上放置于二层台，墓主落葬时被直接夯填在墓葬的填土中。而另外一对“十字架”，则是另一副磬架遗迹。他推测单着的“十字架”则有可能是鼓座。这座墓中放

　　置了两副石磬，并且还有一件鼓被拆下后放置在附近。

　　磬架和鼓架的发现，这是第二次。1935年，国民政府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队，曾经在殷墟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有过几乎相同的考古发现。

　　殷墟王陵大墓M1217西墓道中的石磬与磬架遗迹

　　当年，考古队在殷墟王陵大墓M1217的西墓道，发现四个“十字架”，一件鼓，以及一把石磬。四个“十字架”两两一组，其中一组“十字架”的附近正好也有１件石磬。这就坐实了这两组“十字架”是磬架。另外一组，至少与支撑某种乐器有关。

　　参照2004年的发现，很容易复原出磬与磬架的关系。商代的磬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不同。后者是编磬，７件１组，必须采用长条形磬架。商代的磬，明显是一磬一架。磬与鼓相配，用于营造隆重严肃的声音与场景氛围。

　　击磬之声

磬架与“商”字有什么关系呢？

甲骨文中的商字作。复原后的磬架，已经具备了“商”字下半部的轮廓。商字下半部与磬架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字形，还有另外一个变量，即声音。击打石磬，一定会发出声音，甲骨文商字的写法不仅仅是，还常常写成。这种写法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多了“口“形。甲骨文中，“口”形是用来表示声音的。例如甲骨文中的“鸣”字，便是作为鸟旁的“隹”添加“口”形表示的。可见商字的写法，本身就有声音元素。换句话说，商字的下半部，确实可能是磬架的象形。

　　磬架结构与“商”字构形

　　如果商字的下半部来自磬架，上半部又会是什么呢？

　　甲骨文字的上半部作形。是甲骨文常见的构形元素。学者们称之为“辛头”。从甲骨文中带“辛头”的其它文字看，并非普通的构形元素，而是代表着某种庄严、隆重，甚至具有一定神性。甲骨文中有龙、凤二字写作、，都“戴”上了“辛头”；甲骨文中普通的鸟字写作，没有“辛头”。这便是甲骨文中龙、凤与鸟的区别。

　　将磬架与相加合乎逻辑：击磬之声营造庄严、隆重的氛围，磬架上的头传递出某种神性。，象征着严肃的宗庙之音。其间的“神性”，或许还体现在石磬本身。商代石磬体量很大，皆单件悬挂，磬体装饰，只限虎纹、龙纹两种。龙纹或虎纹画面几乎占据整个磬面，或刻或画，以刻为主，气氛肃穆庄严（图五）。

　　殷墟出土的部分石磬

　　在那个人们普遍笃信天命的时代，商字无疑是意蕴最好的文字之一。

　　将商理解成击打磬的声音，并非只有构形上的证据。用法的证据也很直接。

　　甲骨文中音乐演奏常见“奏庸”一说，学者们通常将奏庸解释成“击铙”。被学术界或多或少忽略的，还有一项演奏：“奏商”。

　　如《屯4338》：……其奏商

　　奏商，难道不就是击磬吗？考古发现的商代大型击打乐器，除鼓、铙之外，剩下只有石磬一种。将“奏商”理解成击磬，顺理成章。

　　现在回过头来理解《礼记·乐记》，即可发现“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 保留了一项重要的秘密。

　　类似的文献还有《诗经》中的一些文字。

　　《诗经·商颂·那》描述了一场隆重的演奏：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

　　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

　　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诗句中即有击鼓、又有击磬，还有奏庸。此篇与《烈祖》《长发》等归于《商颂》名下，

　　似乎也透露出商字与音乐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某人“五音不全”。五音所指：宫、商、角、徵、羽。其中的商，应即源自其击磬的本义。

　　商字，本是宗庙之音，由于成汤的使用，逐渐变成了国家名。后来，商朝人顺便将他们的都邑浸染上神圣色彩，称之为“天邑商”。

　　司马迁的错

　　成汤因何以商字名其国，算是谜底的一部分。但刘绪老师还有一问：为什么称殷商？

　　将商王朝以殷或殷商称之，几乎是文化界的普遍现象。学者们大致是这样理解：成汤建国时称商，盘庚迁殷后才称为殷或殷商并称。

　　然而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答：盘庚以后称殷，难道改国号了吗？如果没改国号，只是习惯上前期称商，后期称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殷商王朝是否是商王朝的正确称谓呢？

　　尽管司马迁将商王朝国史称《殷本纪》，但商朝人自己从来没有更改过国号。

　　证据来自甲骨文：保留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从成汤（天乙）到帝辛17世代31王一以贯之，没有任何王朝更替迹象。盘庚迁殷以后的甲骨文记录，充斥着“入商”、“入于商”的信息，全然看不到“入殷”或者“入于殷”的记载。一条也没有。谈到都邑，也用的是“天邑商”，从来没出现过“天邑殷”。传世文献虽然记载有商王朝多次迁都，却没有任何王朝更替的线索，与甲骨文保持着高度一致。

　　可以肯定，从成汤建国到纣王失国，商王朝始终是商王朝。

　　商王朝既然未改国号，为什么又被人称为殷？或者殷商？

　　到今天为止，甲骨卜辞累积起来已达17万片，收集到的辞条（类似于用甲骨文写的句子）十万以上，但完全没有商人自称其国为“殷”的记录。

　　西周灭商作为国朝更替大事，曾被许多西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和描述。这类文献可分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类。前者指考古学家从地下挖出来的文字记录，有着无可质疑的可信度。有趣的是，目前所知的属于西周初期的出土文献，几乎都以“商”指代前朝。著名的利簋、何尊、康侯簋、宜侯夨簋、小臣单觯，莫不如是。

　　西周初年的利簋以“商”称前朝

　　然而，西周初期偏晚一些，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西周中期以后，几乎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将前朝称为“殷”了。例如周宣王以后的大盂鼎、逨盘，春秋时期的宋公栾簠等，都用“殷”指代前朝，不胜枚举。

　　春秋时期宋公栾簠以“殷”称前朝

　　传世文献的情况大致相同。年代早的文献如《尚书·牧誓》以“商”指前朝，但稍晚一些的文献如《尚书·康诰》、《尚书·召诰》、《尚书·酒诰》、《尚书·多士》、《尚书·多方》则称前朝为“殷”或“商”“殷”并用。而直接以“殷商”称商王朝者，则见于《诗经·荡》等文献。

　　《诗经·荡》：文王曰咨，咨汝殷商。

　　商王朝名称“由商改殷”，可以肯定是商纣失国以后的事。周武王时期周人依然以商称商。大体周公辅成王期间，逐渐从“商”过渡到“殷”，并且越来越习惯以“殷”称“商”。西周中期以后，“殷”几乎成了“商”的代名词，仅《左传》、《竹书纪年》中偶尔可见商的用法。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云“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王国维也认为罗振玉的说法是正确的。

　　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司马迁撰述商王朝历史，实在该用《商本纪》而不是《殷本纪》。

　　殷字的本义

　　如假包换的商王朝，后来的周人却以“殷”称之，原因何在呢？

　　《尚书·盘庚》说“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此外殷字所指显然是地名。如果《尚书·盘庚》是未经篡改的商代文献，或可推测“天邑商”是在“殷”这么个地方。但甲骨文中从未记录下这么个重要地点。难道《尚书·盘庚》后来有过改动？

　　如果殷是商代地名，又是都城“天邑商“所在，则周人灭商后改用都城所在的地名称呼前朝，算是一个合理解释。部分学者也正是这么想的。

　　《竹书纪年》（今本）：“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

　　《帝王世纪》：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然而周人因地名而将前朝称谓改商为殷，目前全然没有甲骨文证据。

　　有没人另外一种可能：像“商”字一样，周人改前朝称谓与“殷”字本义有关呢？

　　殷字，确曾见于甲骨文，但仅出现５次（其中同一片甲骨两次出现殷字）。另外商代青铜器中也见过一个殷字，即著名的二祀邲其卣。由于甲骨文所见“殷”字均是独字或两个字，没有语句环境，无法确定具体所指。青铜器二祀邲其卣所见“王令邲其兄（贶）丽殷于夆”，同样意思不明，但肯定不是国名。

　　甲骨文（左）与金文（右）中的“殷”字

　　从构形角度考其本义，甲骨学者给出了统一意见：殷是个会意字，其本义是持物治病，或病重而治在人腹。证据在于，此字的构形，一半是畸形鼓起的人腹，另一半则是持锥形或锤形器物的人手。以手持之物刺向人腹，会“治病”之意，这便是殷字的本义。

　　可见殷字的本义不是个好字：得病；但同时又具有特殊意义：治病。

　　周人灭商后，周公、召公等人，曾经不断向各界人士喊话，劝戒人们吸取前朝教训。对于代表诫勉对象的商王朝来说，没有比殷字更合适其称谓了。由此推测，周人利用了殷字本义的负面含义，将前朝称为殷而不是商，多少带有对前朝的否定和蔑视。

　　诚然，论述至此，仍然无法排除“殷”曾经是商王朝时代的地名。这个问题，就留给以后继续考证吧。

　　殷墟还是商墟

　　文献中的殷墟写作殷虚，少了个“土”旁。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司马迁在《史记·微子世家》和《史记·项羽本纪》中也两次提到殷虚。

　　《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史记·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

　　《史记·殷本纪》：期于洹水南，殷虚上。

　　至迟在春秋时期便出现的殷虚一词，所指相当清晰，是洹河两岸的商王朝都邑废墟。可见殷虚一词的出现是周人以“殷”代称“商”的结果。商王朝未改国号，司马迁无论用《殷本纪》代指《商本纪》，还是在其它篇章中使用殷虚一词，都在“顺应周人潮流”。

　　站在考古学立场，殷墟是个商王朝后期的都邑遗址。若采用更严格的标准，这一遗址或许应该称为“商墟”，或“天邑商墟”。

　　当然，殷墟一词，早已广为人知，并且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名不易。殷墟概念本身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并且继续使用下去，也有意义。

　　“殷”戏谑了“商”

　　新王朝推翻旧王朝，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的不说，给新朝取国号便极其烧脑。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群臣劝进，皇太极将国号改为大清。

　　为什么是清？背后又是一场文字游戏。

　　“明”，本是汉字中意境极佳的字。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已是十分得意。但皇太极将国号改为大清，是针对明朝而来。原来明字与火关系过密，日月相加，光耀天下。面对明字内涵中的火元素，最好的字便是清。清字含水，以水攻火，便可以清克明。果不其然，公元1644年，吴三桂降清，明朝灭亡。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黄袍加身，转眼当上皇帝。

　　皇上姓赵了，国家还能叫“周“吗？

　　与其他开国皇帝一样，赵匡胤也面临着给国家起名的大任。这位新皇帝倒是实在，直接将其国号称为宋。为什么是宋？因为赵匡胤发迹前做的是归德军节度使，常年驻守宋州（今河南商丘）。宋州是其“龙兴之地”。

　　先前商丘被命名为宋州，是因为两周时期这里是宋国故地。宋襄公就是从这里出发主持了泓水之战。但宋襄公做梦没想到，1300多年后他的宋国居然“复国”了。

　　商朝没有后世的国家幸运。当年成汤看中“商”字本义中严肃、隆重并且兼具神性的内涵，建立了国祚550年的商王朝，却不意被后人用一个“殷”字戏谑至今。

　　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特例吧。

　　南方科技大学 唐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