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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旁：寻找失踪的景教遗址
西旁在哪里？一个中国最早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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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西方的探险家们借着考察之名进入新疆，大肆盗取文物，吐鲁番丰厚的历史与文物，自然也成为了这些探险家觊觎的目标。而当年进入吐鲁番的德国人，在考察报告中，记载了吐鲁番一个名叫西旁（Shuïpang）的景教遗址，并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景教文献。
1904—1907年，德国第二、三支吐鲁番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先后在高昌故城、胜金口、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以及西旁等地，获得大量写本和印本等文物，其中发现的景教文书高达1092件，其中近半数为叙利亚语文书。而对西旁遗址的发现则是在1905年6月。
这一年，勒柯克率领着德国第二支吐鲁番考察队，来到了吐鲁番，其助手巴图斯（Theodor Bartus）在吐鲁番城北一个叫做布拉依克（Bulayïq）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景教遗址。而这个地方，便是德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中记述的“Shuïpang”（西旁，也译为水房或水盘）遗址。
当时的巴图斯在发现了这些文物后，激动不已，将其称之为“奇迹般的战利品”，立刻将这些发现的文物尽数装车，运到高昌故城，与正在那里发掘的勒柯克汇合，这些文物包括：一篇5世纪的圣咏、《马太福音》残卷以及希腊文书写的尼西亚信经，还有与“海伦娜皇太后发现真十字架”以及“三王来朝”有关章节的内容。
所谓海伦娜皇太后，即著名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而君士坦丁则是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罗马皇帝。所谓“真十字架”，则是指当初钉死耶稣的十字架。至于“三王来朝”，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耶稣出生后，自东方前来的献上礼物的三位贤者。
不过对于勒柯克来说，一时还不能解读这些出土的文书。勒柯克专门将这些文书拍了几张照片，寄给了远在德国柏林的吐鲁番委员会主席、语言学家理查德·皮舍尔。
勒柯克在给理查德·皮舍尔的书信中写道：“在布拉依克的发掘收获了一些极好的写本，奇特的是，几乎都是叙利亚文的文书。其中出现很多类似十字架的符号，因为我从未涉猎叙利亚文，所以不能确定是否是这种语言，或者这里涉及的是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的另一种语言。因此我寄出照片。这很可能是基督教的，而不是摩尼教的。”
出土于西旁的约公元9至10世纪的叙利亚文景教文献。
而正是这批文书，被解读后震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人们其后在这些文书中发现了大量前所未知的内容。除了大量的基督教教内文献，包括礼仪文献、《圣经·旧约》、《圣经·新约》、祈祷文、圣徒传等内容外，还有着更接近古希腊语版本、不同于传世叙利亚语《圣乔治受难记》的古老版本、不同于阿拉伯语《东方教会编年史》的不同版本以及古希腊、罗马传统医书的药方，甚至还发现了叙利亚语版本的西方先哲、大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Categories），这也就是说，早在千百年前，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就已经通过景教，得以学习和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思想，而这也是迄今发现传至中国最早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这些被发现的文书，最终被勒柯克悉数带走，今天分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但由于当时的德国人记载的具体位置不详，西旁遗址的位置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事实上，勒柯克不仅仅是对西旁遗址记载不清，其在高昌故城等地所发掘的文物，很多也都在记载出土地点上非常含糊，以至于到今天，人们依然无法确定那些被盗走文物的准确出土地点。
正因为如此，对于西旁遗址的具体位置，自勒柯克与巴图斯大肆盗掘之后，便如昙花一现般，又再次被湮没在了历史的荒原之中，而西旁遗址的再次出现，则要等到89年以后。
那么，这个位于吐鲁番的西旁景教遗址，建于何时？又在何时被废弃？在唐武宗的打击下，曾受到唐太宗李世民所支持的景教，又流向了何方呢？
景教在唐武宗时期虽然在中原地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在新疆与漠北草原，却一直存在和发展着，正因为如此，在蒙古汗国崛起后，欧洲教会一直传说，蒙古人中有一位汗王和他的部众信仰基督教，名字是“长老约翰”，有广大的国土，非常强大云云。对此欧洲人是激动不已，派出了一拨又一拨人来找这个长老约翰。
事实上蒙古汗王中根本没有一个叫长老约翰的，但是沾边一点的人倒是有，这就是成吉思汗的义父，克烈部的汗王王罕，信仰的就是景教。熟悉成吉思汗历史的人都知道，王罕虽然是成吉思汗的义父，但是后来二人反目，王罕被成吉思汗击败，在逃亡中被乃蛮部所杀。
而乃蛮部也有很多人信仰景教，最著名的就是乃蛮部王子屈出律，在被成吉思汗击败后，屈出律逃到新疆，投靠了当时在新疆一带的西辽汗国，当了西辽汗王的女婿，但是屈出律却乘着西辽汗王出征之际，叛乱夺权，俘获并软禁了汗王，成为西辽的实际统治者。
当时的新疆，喀什噶尔、和阗等地已经都信仰了伊斯兰教。不过屈出律显然对伊斯兰教没好感，比如在喀什噶尔每户居民家里都派一名士兵进行监管，强迫和阗的穆斯林改宗景教或者佛教。为此屈出律甚至在和阗将三千多名伊斯兰教的伊玛目（阿訇）召集在一起进行辩论，并将其中的一位伊玛目钉死在了清真寺的大门上。
屈出律强迫老百姓信景教好理解，而强迫老百姓信佛教则是因为屈出律的老婆，也就是西辽的公主是佛教徒，因此也有人认为，屈出律后来是跟着自己的老婆改信了佛教。但不管怎么说，屈出律反正是不让人信仰伊斯兰教。只不过屈出律的统治时间很短，因为很快成吉思汗就跟收割机一样打了过来，屈出律败逃巴达哈伤（今阿富汗巴达赫尚）后被杀。
乃蛮部另一个信仰景教的著名人物是回鹘人塔塔统阿。
成吉思汗在打下乃蛮部的时候，抓获了这个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是一个掌管乃蛮部汗王金印的文官，而成吉思汗则对他掌管的这个金印很感兴趣，因为当时蒙古人没有文字，什么命令都是口头相传。所以成吉思汗就重用了这个塔塔统阿，引进了印章制度，并让塔塔统阿根据回鹘文创造了蒙古文，蒙古人便从此有了文字。
现在我们知道，后来的女真人又根据这个蒙古文创造了满文。所以这些都是来自于一个景教徒。
景教进入新疆的时间，一般认为要略早于中原地区，大约为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之间，其后景教在新疆主要形成了三个中心：喀什噶尔、阿力麻里（今伊犁霍城）和高昌（今吐鲁番）。
根据文献记载，西辽到蒙元时期，轮台、阿力麻里等地都建有景教的大遗址，有各自的主教。喀什噶尔则是当时景教的第十九教区。
14世纪中叶到14世纪末，随着蒙古统治者的伊斯兰化以及对吐鲁番地区的宗教战争，景教最终在南疆完全绝迹，但是伊犁、吉木萨尔却一直有少量的景教徒，而且一直用叙利亚文做祷告。19世纪中叶，也就是阿古柏之乱的时候，沙俄侵占伊犁，就发现当地还有着三四百人的景教徒。
沙皇俄国当时对这拨人也很感兴趣，打算让他们改信东正教，但遭到了这些景教徒的拒绝。其后，新疆便再也没有关于景教徒的任何记载了。
而景教在吐鲁番发展到顶峰的时期，正是在唐武宗灭佛之后，西旁遗址便是当年吐鲁番众多的景教遗迹之一。
"寻找西旁"
德国人所拍摄的西旁遗址。
2004年，一位德国学者给吐鲁番文物局送来了几张德国人所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正是1905年勒柯克与巴图斯拍摄的西旁遗址图片，希望通过这些照片，找出西旁遗址的准确地址。
按照勒柯克的记载，西旁遗址所在的布拉依克，应为清代《西域图志》中记载的布拉里克。在清代编纂的《西域图志》中，所绘制的吐鲁番地图上，标注着布拉里克位于吐鲁番之北，同时记载：“布拉里克，东南距辟展城（今鄯善县）二百五十里”。同时清代陶保廉在其所写的《辛卯侍行记》中，也提到了这个布拉里克：“布拉里克，汉人呼为蒲桃沟（葡萄沟）”更详细一点的是芬兰探险家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在其1906年所写的日记：“在吐鲁番火焰山一条山沟的出口处，可以看到绿荫中的布依鲁克村（Builuk），那里有条窄窄的绿带。”而无论是布拉依克、布拉里克还是布依鲁克，均为维吾尔语“长葡萄的地方”音译。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置图。
但根据上述资料，考古工作者也只能大致推断出西旁位于今天吐鲁番的葡萄沟一带。具体在什么地方，还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寻找。
根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寻找西旁遗址的时候，已经是隆冬季节，虽然吐鲁番夏季炎热，但冬季却也一样寒冷，考古工作者们带着馕和水，顶着寒风，脸被风刮得生疼，从位于葡萄沟以西4公里的桃儿沟开始，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勘察。
千百年来，因为各种文化的叠加和沉积，使得吐鲁番几乎每一寸土地有着古代文化的遗留，因而这里的每一个山头差不多都有不同时期的遗址，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断地甄别和比对，发现这些遗址均为佛塔、佛寺等佛教遗址，当考古工作者走到葡萄沟和桃儿沟之间，火焰山西端南麓的一个山丘旁时，一个向南延伸的小山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今天的西旁景教遗址。
按照当时工作人员的说法，大家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山包与德国人所拍摄的西旁遗址非常相像，于是赶忙拿着照片，像是打枪瞄准星一般，围着山包寻找与照片相同的角度，终于找到了一处与照片完全符合的角度，为了谨慎起见，考古工作者又拿出其他照片一一比对，终于“对”上了所有的角度。
而当时这个山包的地表之上，散落着大量的陶片，经过简单勘察，考古工作者终于可以基本断定，这里，就是西旁。
西旁景教遗址一期发掘后的图像。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的一座丘岗上。2014 年，该遗址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21 年 9 月—11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这座遗址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 19 世纪末出产的印有俄文的火柴盒，匈牙利文报纸、书页残片、烟头，以及民国时期日本产的铅笔等，印证了遗址曾遭探险家盗掘的情况。此外，遗址中广泛存在盗坑或扰土，说明自清末至上世纪，西旁遗址的盗掘行为多有发生。
西旁景教遗址出土的古叙利亚语、汉文书册。
这次发掘除了初步探明了该寺院的布局、年代及改建过程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且种类丰富的文物，包括497件古叙利亚文、回鹘文、汉文及其他文字的文献。
西旁景教遗址出土的壁画残块。
西旁景教遗址出土的带有十字架图案的壁画。
同时西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壁画残块，画面内容包括人物、植物、纹饰等题材，这些绘画色彩绚丽精细，反映出高超的画工。在若干壁画残块上更是发现了古叙利亚文或回鹘文的题记，一些壁画上涂有金粉或贴有金箔。壁画中的女像显示出唐画的风格。一些绘画技法和绿、蓝色颜料的运用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吐峪沟石窟的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十分相似。
西旁遗址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壁画残片、残损的十字架及木碗。
而在其他遗物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木器，包括十字架、穿孔柄状器 (似乎某种琴上挂弦的柱)、建筑构件、钵、杯、碗等。部分木器器形在过往考古工作中从未曾发现过，部分木器，经推断可能为宗教法器，还有一些木器，则难以断定其实际的功能。
考古工作者经过初步的发掘，西旁景教遗址的面目逐渐清晰了起来。西旁遗址所显现的，是一处功能十分完整的景教寺院遗址，既有着西亚、中亚的特点，又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
整个遗址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有厨房、酒窖、寝室等生活设施。整体布局符合“三殿式遗址”布局，为西亚、中亚地区景教遗址的典型布局。而有趣的是，这座遗址在壁画风格、技法、颜料等上，又与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存在明显的联系，也就是说有着典型的高昌回鹘艺术画风。更重要的，是在遗址发掘中，还发现了佛教文献：汉文书写的《佛说佛名经》。
事实上，在德国人盗走的西旁景教文献中，就已经发现有着道教与佛教内容，包括在2件叙利亚语礼仪文书的背面，发现写有汉文《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在景教回鹘语文书中也有一些佛教的术语和概念等等。
这些发现清晰地说明了这座遗址在建设和使用时，既遵循了景教遗址的建筑规范，又被吐鲁番本土文化所融合与改造。
经过考古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西旁遗址的使用年代为公元8世纪，使用时间大致为唐至元代，至少存在三期使用过程，其使用的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
出土发现如此众多且丰富的景教文书及壁画残片，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西旁这座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景教遗址，今天虽然早已不复当年的场景，但却埋藏着众多古老信息，而对这些信息的每一条解读，都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 今天的世界景教研究，谁能掌握话语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中国发现的景教遗存，除明天启年间西安出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988—1995 年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的叙利亚文《旧约·诗篇》、2006年发现于隋唐洛阳城东南部的景教经幢、新疆霍城阿力麻里故城景教徒墓碑，及2021 年新发现的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景教寺院遗址等外，主要的寺院遗址和出土文献均集中发现于吐鲁番地区，这无疑使得吐鲁番成为了中国景教研究的重镇。
但对于吐鲁番景教教团的来源，目前学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比如有学者认为，吐鲁番景教教徒，应该是唐武宗会昌法难后，从中原逃至西域的。但也有学者则认为，吐鲁番的景教教徒是8—11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势力占领河中及附近地区后，河中及附近地区的景教徒在伊斯兰教的压迫下，向东迁徙至对宗教宽容的高昌境内的。这一点，或许可以从西旁遗址所出土的大量叙利亚语文书上得到证明。
但不管怎么说，随着吐鲁番大量景教文物的发现，国内对景教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对景教研究的话语权。
作为一个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景教在传入之始，就被冠以了“景”这个中国化的名称。如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不仅自称为景教，还将教会称为“景门”、遗址称为“景寺”，教主称为“景尊”“景日”、教规称为“景法”、所实施的行为称为“景力”“景福”“景命”、教徒称为“景众”、教士称为“景士”等，那么这个“景”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汉语中，“景”的本意是日光，有着光明、宏大之意，所谓“景者大也，炤也，光明也”。“景”字与 “京”字通，因此“京”字也有着大的意思，所以国都被称为“京”，意为大的都市，由此而延伸出来的“鲸”，意思是大鱼，等等。
选择用“景”来称呼自己的宗教，显然是深入地做了功课。不仅将自己贴上了光明而宏大的标签，更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契合。
如果我们了解一点《圣经》，就会知道耶和华在创世之时所说的：“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旧约·创世纪》）这句话。而在《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更是说过“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也对他的门徒们说过“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样的话。正因为如此，一个“景”字，可以说是景教徒们，对自己完美而高度的概括。
然而长久以来，由于我们对景教研究、发掘的不足，在国际上，西方学者一直将景教称为东方叙利亚（或亚述）基督教（East Syrian Christianity）。事实上直至今天，东方叙利亚教会依然存在，在1994年11月11日，天主教教廷与东方叙利亚教共同会发表了《共同基督论宣言》，天主教放弃原对景教为异端裁定,双方终于在历经了千余年后达成和解，“联合在一起宣认同一信仰”。
但随着近年来我们对景教文物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所研究的成果，在国际上也日益的重要，对景教研究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了中国学者手中。与之相应的是，“景教”这个名称也越来越被国际上所接受，更多的西方学者也与中国人一样，将其称之为“Jing Jiao”。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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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志费尼 著 何高济 译 翁独健 校订《世界征服者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德] 卡恩·德雷尔 著 陈婷婷 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朱谦之《中国景教》［M］商务印书馆 2014
丁曼玉《柏林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整理与研究》［J］《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
刘文锁 王泽祥 王龙《2021 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J］《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