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古史中心｜荐读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当时空被压缩至极限，愈是如此，愈凸显行走的意义。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在五十三岁那年，曾用十五天时间，一步一步走过450公里的山川河流，从北京的元大都走到位于内蒙古的元上都，并根据这次旅行，完成了《从 ...

中古史中心｜荐读 

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当时空被压缩至极限，愈是如此，愈凸显行走的意义。

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在五十三岁那年，曾用十五天时间，一步一步走过450公里的山川河流，从北京的元大都走到位于内蒙古的元上都，并根据这次旅行，完成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

像最近一位读者的读后感所写，“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也像完成一场肉身的漫长重走”，而“当下，我们在被归还的有限自由中，更值得思量如何以肉身再度行走”。

关于行走的思考，日前，罗新教授与当时结伴前往大都的学生、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抒，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鸣飞，以“旅行是一种对主流的抵抗”为题，展开了一次对话。

以下为精彩回顾。

为什么从大都走到上都？

李鸣飞：还是想请罗老师聊一下为什么想要一步步地走从大都到上都的路。

罗新：很早我就接触到徒步的概念，就是走路，还有点羡慕。我当然也爱走路，但是没有把这个当个事。恰好在写这本书的前几年时间，我读了一系列的跟徒步有关系的travel writing。

我是在两个意义上对这个事情上有兴趣，一个是在旅行上有兴趣，另外一个是我对专门写徒步的书有兴趣。

比如，那个时候对我启动这个计划有直接影响的是两本书，一本书是比尔·布莱森写的《A Walk in the Woods》。AT是美国东部很长的一条徒步路线，他走的不多，走的很少，也没什么很好的准备。当然，照说他当年的身体比我好，比我年轻，才40多岁的时候，但他把自己写得好像龙钟老态，身体不好，写成那个样子。总之他也走了那么一阵子，跟自己的一个中学朋友还是大学同学一块走了那么一阵子，不太成功，中间就回家了。他把自己短短的那一段写下来，我们知道比尔·布莱森可能是当代美国最成功最有名的旅行作家。至少在他那个时代，不是在老一代的里面，他是最成功的，作品非常之多。他非常会写，他把自己不是很成功的徒步旅行计划写成了一本畅销书，非常漂亮的一本书，读起来很好玩。我当年读过这个，很羡慕。

另外当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走阿富汗，现在翻译的名字叫做《寻路阿富汗》。这么一本书，我觉得写得很过瘾，书很好，事很好，很有趣。这种见猎心喜吧，有点想试一下。

这种心早就埋下了，大概2015年之前就想好搞这个事，但没想过做什么。等到2016年，突然动了这个念头。我在书里写的这个路线，早就跟鸣飞的老师张帆，我们在十五六年以前，就经常在聊这个事。

后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自己想着应该实现的难度不是太大，就问了一下王抒，我说你帮我把路线设计一下，搞清楚之后就可以动了。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红线为去程 

王抒说他愿意参加。可能很多人大概都跟王抒一样，觉得我搞不了这个事，搞起来有危险，可能对我不太放心。所以王抒带有一点保护的身份，有点那个意思。我如果个人英雄主义再强一点，我就说不用你陪我，我自己一个人，我多光荣的名声呢！一方面我没有这么强的ego，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有那么十足的信心，所以我就同意了。主要是我们两个人，把它走下来。

说实话，我从出发之前就是想好的要写一本书。但是，写什么没有想好。所以就看一路上能见到什么，能够引起我对什么有兴趣。当然，我走之前读了好多东西，走的路上就想一想这些东西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写作里面来。

结束之后就开始写，有的时候还要重新读一点书，这样折腾是很慢的，再加上后来上课，写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简单地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走这么一条路，我觉得诚实的回答就是为了写这么一本书，我才走这么一条路，这样回答比较诚实。

 从北京健德桥下出发 

旅行作品怎么写

罗新：我大概从比较早的时候，有一点写作的野心，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当作家，特别是上大学之前和大学毕业那么几年的时间。

从初中开始，我就开始训练自己，把自己见到的东西准确地写下来，在高中的时候达到高峰。可能高中的时候学习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小，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每天都写东西，每天描述院子里在干什么，同学们在干什么。我有时候写这个，不小心被同学发现了，把我的纸抽走了，问我是谁写的。我不敢承认是我写的，我说是我抄的，他们都拿去重抄一遍。我有意识的这种训练，到上大学一二年级才停下来。当然，后来虽然没有再做了，但我知道这个难度和困难在哪里。

等我开始写自己的旅行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当然，不该这样瞎攀附，用陈寅恪的话，要自验所学。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快到人生的这个时候了，这些年来的自我训练，以及这些年来的史学训练，是不是让我能够准确写出我见到的、我想到的和我想说的，是不是能够表达出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所以我有意识地练这个。

我每次写完了，交给王抒看的时候，还有一种让他来检查的意思，让他检查一下我是不是写准确了，是不是准确度够，有这方面的考虑。

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走，他见过这一切，回过头来看你所写的，这跟很多旅行作品不一样。

许多旅行作品是旅行者自己的事，他中间写的东西靠谱吗？人们不知道。哪些部分是fiction的，哪些部分是non-fiction，有时候你不清楚，因为它有太多不准确的地方，或者难以让人认为准确的地方。

比如很有名的一部作品斯坦贝克写的《带着查理去旅行》，后来被检查出来有大量的胡说八道，自己编造，甚至他编造了很多情节，他编造了晚上跟别人一起喝酒聊天，聊的内容全都是编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还编自己在路上碰到了像天外来仙的一个人，跟他聊天，讨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全是他自己的构思，虚构出来的。在他的旅行五十年之后，人家按照他的路线重新去旅行，以及把他跟他太太的通信拿出来一点点检查的时候，都查出来了，他那天根本不在那，他说他住在那个地方。他跟他太太悄悄躲在一个酒店里，但他却说住在路边的车上，我在那儿见到谁了。可他那天根本不在那儿。我们知道travel writing最重要的是不能虚构，他因为这个虚构遭到了人们很长时间的非议。

我不是说我有虚构的部分，我觉得我这次的旅行比较顺利的还有王抒在旁边坐镇，这个非常重要。当然，王抒是我过去的学生，是不是他不敢揭发，但毕竟你有了这么个人，比没有这个人要靠得住得多。

李鸣飞：王抒快点作证，罗老师写得真实吗。

王抒：当然是真实的，既然我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罗新：我觉得写这样的书，最重要的，既然你要写自己的旅行经历，就一定要把这些真实细节给展示出来。事实上每个人可展示的真实细节是很少的，是不多的，有些部分是一定会遮盖起来的，不会去说的。但是，这些部分如果都不写的话，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你写什么呀？没什么可写的了。

其实我就是为了想写一个travel writing，一般的travel writing怎么写呢？这就是问题。

另外，还有写作风格的问题，这个风格就是“我”在里面占多少分量。既然是写我自己以第一人称在写，写我的经历，当然我不可能把我摘出来。

这一点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无论是写历史的论文，还是写什么著作，都不一样的，我们都要把自己摘出来在专业研究里面，我们尽量把自己显得好像跟这个研究没关系，我们就是在客观地研究什么，是我来写还是另外一个人来写，只要采用了这个方法和面对这个材料，我们最后得出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那是学术写作。现在写这样一个东西，就不太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尽管如此，还有一个“我”在里面写多少“我”的问题。

这些年来的旅行写作的普遍的风格，就是我在里面占的比例非常高，太多的人里面全都是“我”，“我”个人的生活，“我”的经验，“我”的遭遇，“我”内心精神的困扰，以及“我”正在走的这条路上哪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总之都是这样的东西。

如果大家读过《荒野》的作者写的，自己在PCT上背着大包走路，如果只是背着大包走，没什么可写的，可是他把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跟父母的关系写出来，其实变成了像写小说一样的，那里的主人公就特别重要，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对他感兴趣，对主人公感兴趣。

我不是那样一种风格的人。虽然是我写，写我自己的经历，但我希望读者对我写的东西有兴趣。比如，对这条路有兴趣，对我走到的地方有兴趣，我想提供一些特别的信息，包括其他travel writing和这个长城地带或者长城两边的人有兴趣，汉人老百姓、蒙古人，我希望他们对这个有兴趣。“我”在里面是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我”怎样“我怎样”，但我希望大家最后忘掉“我”是谁，不在乎“我”是谁，而是在乎“我”提供的那些信息，这是相对old school的写法。

我比较喜欢这种写作，我努力学习这种方法。

李鸣飞：对，我觉得在您的书里面比较均衡，有很多背景在里面，也会有一部分自己，好像显得没有特别想让大家关心自己，每次先把历史的部分写在最前面。

您之前看了很多相关的书，在元朝和明朝的部分写的比较多，关于那些明代蒙古的内容，看的什么书？

罗新：明代蒙古的书看的都是跟长城有关系的。当然，看过一点羊毛贸易那类的东西，就是明朝的边贸，是明恩溥写的。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就是跟长城有关，我努力找跟长城有关的东西。我曾经费过很大的劲，我希望把建长城时候的笑话和故事放进去，但不太成功，也许将来要另外找机会写这些东西。

我后来想把重点放在哪儿？重点就想在长城里面找一个人，对长城地带的经历很特别的人。我就想我当年读过徐渭的作品。徐渭关于长城地带的活动这个部分，一般人都不提。徐渭这个人很怪的，经历很复杂，但这一部分一般人不提。

毕竟我是学者出身，我们的特点就是写别人不写的东西，写别人写的东西就没意思了。所以我想别人不写，尤其是研究文学史的人不写，这个挺有趣，给我留一个机会，我就把徐渭在长城地带的，我把徐渭集整个过一遍，把他在长城地带的材料都集中在一起，就散在路上的几章里面。重点其实就写了三个事，一个是徐渭，一个是史部车部，另外一个就是长城外边的一帮汉人，跑到长城外边去了的帮蒙古人，这三个部分是我的重点。

 在蒙古包里与牧民攀谈 

李鸣飞：罗老师在您去上都的过程中，我看你用了很多蒙语的词解释那些地名，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感觉到特别明显的从汉到蒙之间的变化吗？

罗新：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几乎感受不到现实当中的那种文化逐渐变化的过程，几乎看不到。但是，那个地名能够反映蒙古语的影响，覆盖的区域很广。

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可能不止一百年，从清后期到现在，汉族移民进入，那已经像洪水一样，我们到过的地区，燕山地带、长城地带，甚至燕山北边的草原地带，都湮没了，剩下的很少。

这半年来我喜欢读的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国外的旅行者在内蒙古的考察。包括海外的，欧洲的李盖提写的，日本人江上波夫这些人写的，他们那个时候跑去考察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他们写的内蒙，今天是无法辨认出来的，完全不能辨认，那个世界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写那个内蒙古，在今天有强大的强烈的人类学价值，有民族志材料的价值。我读得津津有味。可是你去到他站的那个地方再去看，那个世界根本不是那样的。

一个人徒步时，

内心世界反而是最开放的

李鸣飞：王抒后来又走过什么路线吗？

王抒：那次经历之后，我开始对徒步感兴趣。当然了，后来我的时间没那么多，我自己走的并不多。我自己走了太行山，后来带着朋友，甚至带着很多人，带十几个人走太行山，沿着三国的线路走，刘备的逃亡之路，从襄阳逃到荆州。

我这三年有许多的徒步计划，每当我要出发的时候，就传出哪个城市要封城了，这些计划就终止了。那一次的经历对我的第一大意义就是我开始喜欢上徒步了。不仅仅是为了健身，还有就是徒步的时候人很少，甚至是一个人的时候，徒步给你带来内心的宁静感和澄澈感，这是其他旅行无法带来的。我是经常旅行的，我去过国内许多地方，主要开车去，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你没有宁静感，你就想走进一个农家院子，跟人家要一杯水聊聊天，只有徒步能够做到。最开始罗老师说的到人民中去，我觉得不是罗老师出发前的想法，而是路程上的体验。

只有在这种徒步的过程中，而且不是在一条旅游线路中去走，你才有可能走到具体人的生活中去，你才可以跟具体的人去打交道，跟他去交流，你才会发现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的人。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旅行者你不会发现什么，你无非是发现现代旅行给你安排好的那些期待。

徒步的好处可能就是这样，你会走进更丰富的生活。

李鸣飞：之前很多人建议大家出去旅游不要到一个地方就吃肯德基麦当劳，这跟在家有什么区别。罗老师现在提供一个更高端版的，你不应该去吃当地小吃，你应该走到别人家里，应该徒步走进乡村，碰到随机的某一些人，听到一些随机的事情，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王抒：甚至避开旅游路线。我曾经走过欧洲特别著名的圣地亚哥之路，就是从法国走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这是欧洲极热门的徒步线路，走到最后你发现还是缺少那种东西，因为它其实已经被现代旅行所异化了，被发达的现代旅游业所异化了，你看不到真正想看到的东西，那一路都是咖啡厅，走两个小时就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牛肉。我觉得那是现代旅游所塑造出来的徒步。

从大都到上都这条路完全不是什么旅游路线，许多路，像我们去的长伸地村，那也不是现在重要的交通公路路线，而且当时在修路，根本没有人进。走进这种地方，你完全无法期待。我们不是说看一些景点会有一些期待，我们没有任何期待，在那个地方你的心思很平静的，你会看到一些你平常不会去注意的东西。像罗老师对植物很熟悉，他一路会注意很多植物，我不熟悉，我就会注意别的东西。这是平常的驾车的一掠而过的旅行所不会给你的。

 梳妆楼下的金莲花 

李鸣飞：罗老师除了要走到东北的路线之外，还要走哪里呢？

罗新：那些都是陪别人去走，我自己没有任何想法。我想过将来有一个做法，就是在我刚退休的那一年做什么事，怎么来庆祝我的退休，来纪念职业生涯的结束。

好多年来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北京走到我的家乡去，走回老家去。我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年两年。最早明确这个想法是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我在上李孝聪老师的历史地理课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让我们写历史地理的作业，我就写了袁中道回乡日记，从北京回乡，他是公安人，是我们家乡的人。他写了自己从北京怎么一步步的回去，每天走到什么地方，路上见了什么。他就把物候写下来了，哪个地方的树绿了，什么地方开了什么花。让我写作业，我就写这个日记的物候，跟现在比是不是有变化。我读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我按照他的时间重走一遍不是更准确吗？就按照他的时间和道路走一遍。

李鸣飞：王抒一块走吗？

王抒：罗老师没有说带我，罗老师要带我，我当然愿意去。

罗新：我这次想一个人，因为没有什么风险，我走得慢一点，走到哪儿该歇两天就歇两天，我再也没有勇气一天走那么远。

王抒：我能体会到罗老师的那种感觉，一个人去徒步，能够感受到的东西甚至是两个人徒步都感受不到的。因为一个人徒步的时候，你的内心世界反而是开放的，这是很奇怪的，你不是封闭的，确实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这是我很少的几次一个人徒步的一种个人感受。

比如我曾经一个人走过太行陉，从河南信阳走到山西晋城，翻越太行山，刚一出发就迷路了，但那种感觉很好。那种迷路你也不焦虑，你坐一会儿再回头去走。你突然发现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变得很开朗，我会很愿意跟当地的人去打交道，尽管我也听不懂他们的河南话。反而群体旅行有时候一种封闭的状态，因为你还是封闭在自己的小群体中，对外面你是一种封闭状态。事实上大家只能看到一些景点，看到你曾经设计过你想看到的东西，但你看不到你在无所期待中看到的东西。我特别能理解罗老师一个人徒步的心理，所以后来没跟罗老师提过我要再追随你。

李鸣飞：一个人走的时候，身上的接口是开放的。

王抒：至少我自己这样，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是我内心世界最开放的时候。

旅行是一种对主流的抵抗

罗新：我想旅行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旅行，你要旅行去干嘛，你到哪里去。这会决定你的采用手段。

为什么有人爱徒步呢？就是它的目的地没那么鲜明，目的地只是计划书上用的东西，他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在路上，需要一点点地走，那个是给他带来最大的满足感的东西。

王抒：补充一句，年轻时候读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有一句话就是人生需要虚设一个目的地，目的地不重要，只有虚设一个目的地你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这是徒步的概念，走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方向可以让自己往前走。

罗新：有人说去非洲，我对去更远的地方没有兴趣，我觉得我身边也有美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目的地是什么，你想干嘛，你为什么有这一趟旅行。

李鸣飞：我们说说今天的题目吧，您对我们今天对谈的题目认同吗？“旅行是一种对主流的抵抗”，您有在抵抗主流吗？抵抗成功了没有？

罗新：这句话是我早在出发之前的几年就在哪里读到的。我在路上还跟王抒聊过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是主流呢？

如果我们要找徒步这种旅行形式的比较抽样意义上的价值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描述。当然，这样也很容易夸张，就是容易夸大它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句话。在什么意义上呢？

技术都发达到这一步了，交通条件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你还在那儿靠两只脚晃来晃去的，你以为你能走多远、走多快呀？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反感其他的坐飞机、坐火车，我没有希望哪天把这些东西搞坏，让它们走不了，我承认那是世界的主流，我承认那是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都应该那样的。

但是，我希望还保持一点别的东西。

那种我们的祖先在十几万年以来，二十万年以来，都一直采用的办法，他们就用这个办法从非洲的老家到了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地方，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出来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别的任何手段。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办法，也挺好的。我们在这么走的时候，能够多多少少跟我们的祖先建立起某种联系来。

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跟十五万年二十万年前的祖先，而且也跟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我们的父辈、祖辈之间的联系也能建立起来，这一点也很重要。

他们那个时候，我们的祖辈们坐不了飞机、火车，但他们走过路，我们跟着他们走一走也挺好的。

 附1：和保罗·萨罗佩克一起行走

罗新：我今年夏天去了成都，去跟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国家地理》探险家）一起二十一天，走了十几天，今年成都很热，动不动40多度。我曾经以为完了，这不是得死在这儿了，但也走了下来了。

天热的时候走，有许多你想不到的后果。我算是有徒步经验的人了，走了好多地方，但在成都有了全然不同的体会，就是因为太热了。热到身体出现奇怪的反应，那个反应从来没发生过，都发生了，因为太热了，热到身上全是湿的，体内全是湿的，那个很痛苦，真的是罕见的痛苦。

所以我当初从大都去上都的选择，现在进一步证明当时是明智的。我想一定要往北方走，千万别往南边走，往南边走不是送死嘛。

 走往大都途中，在东万口乡吃西瓜 

李鸣飞：那今年怎么还走成都，在成都走了什么地方？

罗新：我主要是想着要陪着保罗·萨罗佩克，他比我的年纪还大，他是1962年的，比我大一岁。他都能走，我好意思说我怕热我不去？太没道理了，所以我只好陪着他走。

李鸣飞：他是没有经验吗？他为什么选了这么湿热的地方？

罗新：他没有选择，他走哪儿是哪儿，他从东非一直走，准备走过全世界，最后走到智利和阿根廷共有的火地岛，他已经走了九年了。对他来说，哪个地方冷，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低，没有什么差别。

李鸣飞：他现在走到哪儿了？

罗新：他现在走到陕北了，我过一阵儿去找他。

李鸣飞：这个时间和地方选得有点，他现在要是颠倒一下，现在在成都走，夏天在陕北，可能好一些。

罗新：他本来的计划现在应该走到北京了，但你想从夏天封控到现在，走到哪儿一控就是一个月。他走到现在，在西安就待了两三个月。

李鸣飞：他终于现在可以自由地走了。

罗新：对。

夏天我跟他在成都北边几个地方走的时候，刚开始，他的走和我的走混了，就觉得是每天走，赶紧走，走完路是对的。但他不是那样想的，他要是那么着急，他怎么走那么多年呢，他不着急。他的人生就在路上，他不急着去什么地方，他每天走的不那么多，最多走二十公里，最多走两三天，就要停下来停几天，因为他要写作，他要做采访、整理资料，另外还要处理美国出版书的事，还要不停地修改书稿，做那些事。我们连续走了几天，最后有一天不得不赶路。走了三十七八公里，在40度温度的情况下，一天走到某个地方。我晚上有一个会，他也有一个会，所以我们俩各自开会去了。

到第二天早上，他很严肃地找我说话了，他说我不是每天要赶着走的，因为我设计路线，他就觉得这个责任是我的。他说如果我像你设计得这样走，我每天也能走得下来，我的身体是可以的，但我的写作就完了，因为我每天晚上不能写作了。

他这样一说，我立刻就明白了，我知道走路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还是应该多停下来去看一下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有没有好玩的东西可以值得写。因为他每周都有一篇很长的写作任务，那是他的生活方式。跟我不一样，我纯粹是瞎走的。

如果我将来有长途行走，我不会每天控制走那么多，也不会一走走七天，一定会停下来休息，以及写东西、看书，一定要做这个事。瞎走有的人有这个能力，但对于想写作的人来说不能这样走。

附2：喜欢的旅行文学作品

李鸣飞：罗老师看了那么多旅行文学，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罗新：现在每年国内引进的旅行文学作品很多，国内原创的也很多，真的挺有特点。我们不说引进的和翻译的，翻译的量是巨大的，特别是国外还没有翻译的量更大，就不用多说了。

现在国内原创的，今年出版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读了四五本。陕西的一位作家胡成，他以前写过一本《陇关道》，今年写了一本《榆林道》。我把他的书推荐给罗丰，罗丰看了之后就怀疑他接下来要写一本《萧关道》。因为研究了一下他旅行的路线。研究完之后发现他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要走到沽源去，再从沽源向西走，所以就怀疑他要写一本《萧关道》。

我觉得这是中国旅行作品里的西北风，他是很有西北风格的一位作者。

 胡成 《陇关道》《榆林道》

另外，今年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小说家写的作品，他把自己过去十几年的旅行作品汇聚成一个册子，叫做《东游西荡》，非常有意思。因为是一位小说家，她的文笔之灵活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望其项背的，文字非常漂亮。

她就是那种我说的，那里的中心不是她所到的地方，而是这些地方中间的“她”，要写的是作者“我”，强调的是“我”，“我”最重要，“我”到的地方不重要，“我”见到的人也不重要，这些人都是背景板而已，中间就是“她”，而“她”又聚焦了，别人都被虚了一下子。所去的地方无论是海南，无论是日本，无论是南极，无论是什么地方，都被“她”虚掉了，就只有“她”在中间，“她”最重要，这是一种写法。有的人很爱读这样的作品。只要你对中心人物，对主人公有了兴趣，你就很愿意读这样的书。

 大头马 《东游西荡》

今年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是一位年轻作家，也算是研究者，她非常爱南斯拉夫地区，她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叫做《边界的诱惑》，也是一部旅行作品。

她是研究南斯拉夫的，或者说她后来对南斯拉夫下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她写了很好的非常有深度的关于前南地区的，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她对这些地方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写了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在国内是比较难得的一部旅行书。因为一部旅行书一旦有了专业色彩就不是普通的旅游书了，不是我到哪个地方玩一玩，而是做很深入的分析，跟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文化、跟那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都产生了比较深的连接。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比较愿意推荐这三本。

编辑/制图｜汪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