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考古人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忙碌着，北庭古城考古工作站正在草创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向记者介绍，即将展开的发掘和研究以北庭故城城墙的形制等为重点，希望能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两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

　　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曾为丝路北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这里地处天山北麓东部，是东疆北部重要的门户，在历史上曾长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史籍记载，早在汉魏时期，这里就是车师后国之地，曾是两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重要战场之一，先后受到两汉和曹魏戊己校尉的统治。南北朝至隋代，这一带又成为突厥系诸族在天山北麓东部地区活动的中心。唐贞观十四年（640），在该地设立庭州和金满县，长安二年（702）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高昌回鹘时期，北庭成为陪都。元代曾设立北庭都护府等重要机构。之后，北庭逐渐衰落。清代，设立吉木萨尔县。

　　北庭故城，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作“可汗浮图”、“庭州”、“别失八里”等，废弃后又被俗称“破城子”。清代乾隆年间，流放新疆的纪昀（即纪晓岚）重新发现并踏勘了北庭故城。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薛宗正认为，纪昀确定破城子为北庭故城，揭开了北庭再发现的历史序幕。饱经战火与风霜的古城，依旧巍然屹立，是祖国边疆历史主权确凿无疑的物质证据。2014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庭故城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两千年的历史，给北庭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古城、寺庙、石窟（即千佛洞）、墓葬等各种遗址，散布于北庭故地。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王鹏辉出生于吉木萨尔县，曾多年在新疆从事北庭文化的研究。他介绍，北庭的历史文化遗产中还包含了活态成分，唐代北庭和高昌回鹘背景的千佛洞在清代复活为千佛寺，并形成庙会，虽有断续，却绵延至今。这反映了边疆中国历史文化独特的社会生命形态。

　　研究惊喜与遗憾并存

　　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北庭研究已初具规模。不过，相比于敦煌学、吐鲁番学等，该领域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有待进一步积累和深化。

　　197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对北庭故城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在调查中，工作队在古城的西面发现了一座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寺庙遗址（即西大寺）。1979、1980年，工作队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一座巨大的文化艺术宝库由此重见天日。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壁画、塑像，令人叹为观止。对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被收入《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一书。参加这次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发表了《北庭史地研究》等论著。

　　同样是在1979年，薛宗正发表了《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一文。此后，他又完成了《安西与北庭》《北庭春秋》《丝绸之路北庭研究》《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等一系列有关北庭的著作。

　　然而，对于北庭的研究，带给学者许多欣喜的同时，也不无遗憾。由于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和分散、出土文献较少、对各种材料缺乏系统整理等原因，相比对于安西都护府的研究，有关北庭都护府的研究略为滞后。

　　据悉，2016年6月，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两周年之际，北庭学研究院在吉木萨尔县揭牌成立。

　　扩大北庭研究视野

　　多位研究者表示，北庭学或北庭研究，应立足于“大北庭”，即昔日北庭都护府所辖范围，而不是局限于北庭故城或吉木萨尔县，而且应以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展开全方位的研究。

　　对于“北庭学”的定位，孟凡人表示，用现代眼光和全新的学术视角，在过去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全方位梳理，系统研究北庭故城和古代北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全面复原北庭故城和古代北庭地区的历史、自然地理、人文、生态环境的面貌等。

　　王鹏辉建议，北庭学或北庭研究，应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扩展视野。在时间上，不应局限于汉唐时代，而应向前延伸到更早的史前时代，向后延伸到清代；在空间上，应研究以北庭故城为中心的整个北庭都护府辖区，而不局限于北庭故城和西大寺，也不局限于吉木萨尔县一地。同时，相关研究应覆盖历史、考古、宗教、民族等多个学科，唯有如此，才能与北庭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