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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杰：不忘初心 致力前行——《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出版
在我的学生中，有几位是抱着随我学习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目的投到门下的，杨建军是其中的一位。杨建军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在卜工的指导下完成《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初步研究》；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刘绪的指导下完成《三晋东周铜器墓初论》。这两篇论文都是运用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方法完成的对三代墓葬的研究，应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本功训练。到中山大学听过我的博士生课程后，她感到对考古学这两种基本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于是便有了于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再试身手的冲动。尽管与中原地区相比，岭南地区考古材料的文化堆积相对简单，器物组合相对单一，难度很大，但是她还是决意一试。
业师张忠培先生说：“研究确定考古遗存的时空关系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如果把近代考古比喻为一部车子的话，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前发展。”仰赖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部车轮，中国考古学之车已隆隆驶过百年历程。今天，主要用于构建考古学遗存时空框架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是否功如既往？杨建军的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只要是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建设得还不完备，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尚未捋清，这两种基本方法就不可遗弃，而且研究者对这两种方法的把握程度，还决定其构建的编年框架正确与否和精确程度。
《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全书共分七章，作者使用五章的篇幅来构建考古遗存的编年框架。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为粤中、粤北、粤西桂东、粤东闽南四个区域的编年框架的构建，研究从检索层位入手，寻得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层位，对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中的堆积单位的器物做类型学的分析，发现典型器物的演变趋向，通过组合关系的联系，总结器物群的演变过程，实现墓地及相关遗址的分期。第六章是通过对前四章区域编年框架的归纳构建岭南地区整体的编年框架，在各区域分期及相对年代的判定基础上，再通过各区域各遗址同类器物的比较，参照碳十四测年给定的绝对年代，将岭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墓地及含有墓葬的遗址分为八个时期，即商代早期、商代中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时期、战国早期、战国晚期。
《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所构建的编年框架是对89处墓地及含有墓葬的遗址一一研究实现的，充分体现了作者不厌其详、抽丝剥茧式的研究风格。这一风格在佛山河宕遗址的分期中表现得尤为充分，研究分为遗址概述、层位关系、陶器分型、典型层位分析、分期与文化特征、与相关遗址的年代比较等6个部分，使用了约15000字，9幅插图和2张表格。层位关系部分中，在对发掘报告认识不科学、表述不规范的文化堆积分析后，得出了科学的认识，给出了规范的表述；陶器分型部分，使用类、型、亚型三个分类级别，对河宕遗址出土的罐、盘豆、釜、钵、器座、纺轮、鼎、鬲、盂等陶器一一作了型的划分；典型层位分析部分，整理出15组有意义的层位关系，并对每组层位关系中堆积单位出土的可比器物进行比对；分期与文化特征部分，根据有意义的层位关系所揭示的典型陶器演变趋势，将典型堆积单位分为三组，再据文化面貌的接近程度，归并为二期，然后总结每期的文化面貌和文化特征，一一列举每种陶器的变化趋势；与相关遗址的年代比较部分，通过与深圳向南村遗址、三水银洲遗址、东莞村头遗址的比较，分析了14C测年给定的河宕遗址的绝对年代。
分期断代的年代学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一书作者花大气力构建考古遗存的编年框架，意在探索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重建商周时期岭南地区的历史。
重建古史是中国考古学出现伊始就确定的学科目标，是中国考古人的初心。中国近代考古学出现的20世纪20年代，也是古史辨学派登上史学舞台的年代。鉴于古史辨学派对传统古史的颠覆式冲击，一些有识的学者诸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都将古史的重建寄希望于考古学。重建古史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始者李济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他在1934年为《城子崖》做序时就有了明确的表述，后来又于1954年和1962年两度撰文，再申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初心。领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苏秉琦，晚年在各种场合多次号召中国考古同仁为重建古史而努力工作。
《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一书所做的岭南商周时期古史的重建，是建筑在精细分期和准确断代的年代学研究基础上，主要通过墓葬随葬品的分析上实现的。
等级制度的出现、形成和完善是岭南地区商周时期文明进程的集中体现。在商代早期，人们的贫富程度差别不大，社会分层也不明显。到了商代中期，出现了随葬玉石礼器牙璋的香港南丫岛大湾M6和随葬绿松石列玦的广东深圳黄竹园M16这种身份特殊的墓主人，表明社会开始出现身份明显差异的人群，等级制度已经萌芽。经过商代晚期的充分发展，到西周中晚期作为礼器使用的列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一套列玦组合，至少有4玦、6玦、7玦和8玦的组差；一种是二套列玦组合，由10玦和7玦组成；一种是一套列玦与一套列纺轮组合，由9玦与3纺轮组成，这种层级复杂的列器使用，标明岭南地区的等级制度已经完善。从春秋晚期开始，等级制度又有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列器标明墓主生前社会身份差异的形式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青铜礼乐器。清远清新马头岗随葬青铜礼乐器的墓葬存在两个等级，一级编甬钟为4套8件加1钲，配有食器鼎、簋和酒器罍、缶；二级编甬钟为4套7件，配有酒器罍。发展至战国时期，等级制度益发明显。粤西地区的墓葬可以区分出五个等级，处于第一等级的罗定南门垌M1有随葬品137件之多。
军事活动在岭南地区商周时期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益发重要。这一方面反映在兵器材质由石而青铜再到铁的变化和种类的增多上，商代早中期兵器主要是石质的戈和镞，商代晚期开始出现青铜材质的矛和戈，从石范可知应有青铜钺，西周早期暂未见随葬兵器的墓葬，西周中晚期出现青铜镞，至春秋时期青铜兵器的种类有矛、戈、钺、镞、短剑、鈚和戚，战国早期青铜兵器有矛、戈、钺、镞、短剑和剑，战国晚期还新出现了青铜矩、铁铤铜镞和铁矛。一方面表现在使用兵器随葬的墓主人生前拥有较多的财富和较高的地位上，商代中期鸟仑尾类型居于第一等级的墓葬M23，随葬品为61件，其中竟随葬12件石戈。到战国早期出现了随葬品超过百件的高等级兵器墓，如广东罗定南门垌M1和背夫山M1，分别居于第一、二等级，随葬的兵器均超过半数，其中南门垌M1的兵器占绝大多数。使用兵器下葬的墓葬与等级密切相关，高等级的墓葬往往是兵器墓，这种情况至战国晚期一直如此。商代晚期的分布在闽南粤东的强势考古学文化浮滨文化兵器有石戈、石矛、石镞、青铜矛和青铜戈等，属于最高级别的漳州南靖三凤岭M1随葬石戈多达10件。据此推测，此时浮滨文化已经建设起一个等级制度严格、军事力量强大的方国。在方国林立、开疆拓土、虎狼环伺的商周时期，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军事首领，在部族内拥有丰厚的社会财富和举足轻重的权势。
自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至今，中国近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几代考古人不忘初心，坚持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重建古史的学科目标追求上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果把李济等人撰写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史前部分和苏秉琦等人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看成是集大成之作的话，把杨建军撰写的《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说成是添砖加瓦之作应不为过。
杨建军长年不懈于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的研究，在此书之前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她这种安贫乐道、不忘初心、致力前行的精神，难能可贵。
（《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杨建军著，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定价238元）
（本文为该书序）
编辑：韩旭川
审核：张 怡
《中国文物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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