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楼兰出土文书
一、楼兰简介
楼兰遗址分布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沿岸，地当中西交通孔道。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即进入楼兰地区。由此西北行可达焉耆、龟兹，沟通丝路北道；西南行为丝路南道，经且末、精绝、于田、莎车等地，进入帕米尔高原。
楼兰地处塔里木盆地最低洼地区。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在这一带经常改道，它们和罗布泊一起造成了一片广阔的河流冲积及湖积平原。这里的河湖相沉积受风力侵蚀，形成风蚀土墩与风蚀凹地相间的“雅丹”地貌。今天这里的河流和湖泊大多干涸，大部分地区为流沙湮没。古代遗址主要分布在罗布泊西北沿岸。
楼兰有年代可据的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文中记载西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一封书信，信上提到楼兰这时为匈奴人所征服。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派兵遣将，力战匈奴，将其势力逐出西域。约公元前121年，“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今罗布泊所在地区）空无匈奴。匈奴时有者到，而希矣”（《史记•大宛列传》）。为巩固对西域的控制，保障丝绸之路通畅，汉武帝于天汉元年前后（前100年），自敦煌设亭障至盐水，（即楼兰所在地区）并先后设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在西域开辟屯田。罗布泊北岸发现的烽燧遗址、汉简及屯垦遗迹等即西汉以来的遗存。西汉元凤四年（前77年）楼兰国易名鄯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鄯善的疆域西抵尼雅河流域，东邻敦煌。安帝延光（123年）在班勇的建议下，始设西域长史，行使原西域都护职能，屯柳中（今鄯善县鲁克沁）。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承袭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设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戊己校尉驻守高昌。而西域长史屯兵何地，史无明文。楼兰遗址及大批文书的发现，我们才知道西域长史就设在鄯善境内的楼兰，其设置一直到十六国前凉时期。五世纪末（491至493年之间），南齐使者江景玄出使高车，途经鄯善等地，是时“鄯善为丁零（即高车）所破，人民散尽”。此后鄯善名存实亡。
二、楼兰文书的出土
从20世纪初叶开始，一些西方探险队就在新疆楼兰地区的遗迹中发掘出一大批简牍、纸文书。1980年以后，新疆考古工作有又陆续有所发现。虽然这里出土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零碎，但因为地处西陲，其意义与寻常文书又不一样，所以历来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大体说来，主要有一下几组发现。
1、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发掘楼兰古城，获得汉、晋时期的汉文书共编157个号，含木简牍121个编号，纸文书36个编号（在木简、纸文书中，各有佉卢文1件），以及其它文物。其中含汉文及佉卢文等多种文字，内容为公私文书。考察与获得文书经过见赫定旅行记《中亚与西藏》(S. Hedi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 the Holy City of Lassa, 2 vols., London,1903),正式报告为赫定《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 S. Hedin(ed.),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8 vols., Stockholm, 1904-1907）。这些汉文木简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整理出版，见《斯文•赫定楼兰发现所获汉文文书和零星文物》（A.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Stockholm, 1920）。该书共公布157个编号，含木简121件（编号1-120，内有一个小号），纸文书36个编号，内有许多小号，该书又分编作156小号。其中，含纪年这有木简11枚，纸文书4枚。其中，含纪年者有木简 11 枚，纸文书 4 枚。
其中，含纪年者有木简 11 枚，纸文书 4 枚。如：⑴泰始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简版Ⅰ,la）；⑵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简版Ⅲ,49）；⑶泰始二年十月十一日（简版Ⅲ,50）；⑷咸熙三年二月一日（简版Ⅳ,51）；⑸⑹咸熙三年（简版Ⅳ,58、64）⑺泰始四年（简版Ⅳ, 65）；⑻咸熙□年正月一日（简版Ⅳ,71）；⑼泰始五年十一月五日（简版Ⅴ,102）；⑽泰始六年三月十五日（简版Ⅴ,107）；⑾泰始四年六月（简版Ⅴ,114）⑿喜平四年三月、（咸）熙二年十一月（纸版ⅪⅩ,16•1）；⒀泰始二年二月（纸版ⅪⅩ,16•2）；⒁永喜四年八月十九日（纸版ⅩⅩⅢ,20•1）；⒂永喜四年十月十二日（纸版ⅩⅩⅤ,22•8）等。孔拉第在释读此部分文书时，将前徵“嘉平”（此系曹魏齐王芳的年号；嘉平四年即公元 252 年）释作“永喜”；“永嘉”（此系西晋怀帝司马炽年号；永嘉四年即公元 310 年）释作“永喜”；此两年号即此批纪年木简及纸文书之上下限。另“咸熙”年号有五见，而据《三国志•魏书》，曹奂的咸熙年号只使用了两年，“木简中有咸熙三年者，盖因西域离中原绝远”之故，其说可从。
1988-1989年这些木简运到日本展览，日本书道教育会议编有《斯文•赫定楼兰发现的残纸和木牍》，刊布了孔好古书中的全部资料，还补充了孔氏所遗的一些残片。冨谷至编《流沙出土的文字资料：以楼兰、尼雅文书为中心》[5]。第二部整理和介绍了楼兰魏晋简。
2、1906年，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获魏、西晋、前凉简106支，1914年又掘得60支，内容均为文书。前者的报告见上引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1921年），文书整理见沙畹《斯坦因在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E.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1 vol. Oxford,1913），该书收楼兰汉文木简173件，纸文书46件（编号721-939）。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其中收入楼兰尼雅遗址出土文书221件（该书《附录》考释“李柏文书”4件，未附图版）。后者报告见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1928年），文书整理见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汉文文书》（H.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1 vol.London,England: British Museum,1953），该书收楼兰汉文简牍93件（编号169-261），其中纸文书占二分之一以上，其余均为木简。氏著中录出于楼兰遗址的晋简59号。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为马伯乐一书所未收者，楼兰遗址出土者计40余枚，其它200多枚尽为敦煌所出土者。大部分为木简（并木牍83件）；纪年年号则自魏景元四年（公元263）至晋“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其中，又以西晋之泰始年号者（公元265至274）为多。
3、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也发掘了楼兰古城，计获汉文木简、纸文书49个编号，其中木简4个编号，纸文书45个编号，内容为文书。其中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系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策划讨伐驻于高昌的晋戊己校尉赵贞的有关书信2件，其原件大部分，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Ryukoku University Library)。
1910年至1914年，大谷光瑞等人又获得一批晋代简牍及若干文书残片。旅行记录为桔瑞超《新疆探险记》和《中亚探险》（东京博文馆，1912年），图版见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东京国华社，1915年/学苑出版社，1999年）。大谷文书中关于吐鲁番、楼兰、库车、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即1001-8147间的汉字残片，1959至1960年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二、三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已经分类发表其中大部分重要文书；《西域文化研究》卷五（1962年）卷头图版刊布及残纸编号资料；此后，此批收集品因各种原因逐步流散。
大谷文书部分图版及释文，可参小田义久主持编集：《大谷文书集成》，其中第一卷收1001至3000号中的汉文书第二卷收3001 至 4500 号中的汉文书；正在编辑中的第三卷收 4501至 8147 号中的汉文书。该集成按顺序号校录文书，除极碎片外，全部收入并刊出较完整的文书照片，惜图版多不全,对此批文书缀合工作多有影响。
4、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组织楼兰考古队，第一次进入楼兰地区，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汉文木简63枚，也同样是魏晋时期楼兰驻军的公私文书,该批简文内容约分作：释官（3 件）、释地（5 件）、簿书（8 件）、名籍（2件）、屯戍（10 件）、廪给（6 件）、器物（8 件）、买卖（4 件）及杂释（17 件）。纸文书 计 2 件，此两文书内容皆为书信。另有佉卢文残木牍计1件。
简报有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均载《文物》1988年第7期），并于该刊内发表简影木简计65 个编号（其中图版肆中“释官类”—1、“释地类”—4；“图二”木简影“廪给类”—7、10、13，“图三”木简影“杂释类”—7 等编号，均为两段缀合者），纸文书即 3 个编号；前徵两文，后再收入侯灿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上、中、下三册）一书，对该批文献作了系统整理。
5、其他零星的发现，参看楼兰文物普查队《罗布泊地区文物普查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夏训诚主编《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伊斯拉菲尔•玉素甫《新疆新发现的古文献》（《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对楼兰遗址出土的文书录文加以校订重录的，有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该书将 20世纪以来，从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楼兰所发现的 277 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尼雅发现的 58 件、在楼兰发现的 349 件；以及大谷考察队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楼兰发现的 44 件等所获汉文书汇集并统一编号，原整理者一号多件而其内容无联，系则统一拆为一件一号，可缀合者编为一号。共编录计 728 个编号，除去空号未录者 17 个，实录 711 个编号。书后并附：《文书出土地点编号与著录编号一览表》。 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而把已知楼兰简牍和纸本文书全部录文，并与图版对照刊布的集大成著作，则是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该书汇集 20 世纪期间，在楼兰地区考察发掘出土公开刊布的汉文木简、残纸文书。内含：其一，1901 年 3 月，赫定组织的考察发掘中，清理得到汉、晋时期的汉文书共编 157 个号，含木简牍121 个编号，纸文书 36 个编号（在木简、纸文书中，各有佉卢文书 1 件）；其二，1906 年 12 月，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于楼兰故城所掘获汉文木简牍及纸文书计 201个编号，其中木简166个编号，纸文书35个编号；其三，1909年2月21 日，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橘瑞超计发现汉文木简、纸文书 49 个编号，其中木简 4 个编号，纸文书 45 个编号；其四，1914 年 2 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于楼兰故城所掘获汉文木简牍及纸文书计 103 个编号，其中木简 59 个编号，纸文书 44 个编号；其五，1980 年 4 月侯灿等发掘出汉文木简牍及纸文书计 65 个编号，其中木简 63 个编号，纸文书 2 个编号。此五批共计出土计 575 个编号，其中木简 413 个编号、纸文书 162 个编号。 书后附录：其一，黄文弼：《土垠出土汉文木简及考释》；其二，郭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楼兰汉文文书残片未经马斯伯乐刊布部分》；其三，《沙畹、王国维考释楼兰汉文文书与斯坦因编号对照表》；其四，《马斯伯乐、张凤考释楼兰汉文文书与斯坦因编号对照表》等五类。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一书，主要分作“楼兰尼雅汉文简牍合校及其年代学”、“鄯善、于阗佉卢文简牍年代学”两部分。
三、楼兰文书的价值
魏晋时期楼兰的情况，在史籍中近乎空白。考古出土发掘的木简和文书，可以将这一时期楼兰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活动的概貌勾勒出来。
(一)考证出鄯善国王名字
中外语言学者从佉卢文文书中，考证出3世纪时鄯善王国几个重要国王的名字。英国学者布腊夫（Brough)提出来鄯善王国5位前后相继的国王的名字，即贝比耶王（公元236-243年）；陀阇迦王（公元244-246）；安归迦王（公元247-
282）；马希利王（公元283-310年）；伐色摩那王（公元311-321）。
(二)关于中国中原政权对楼兰要道的管理和护守
楼兰遗址出土的文书反映了 3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初叶,中原政权对楼兰要道的管理和护守情况。文书虽然记录的是非常琐碎的行政亊务,这些文书却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详细地反映出了实际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在中国越过中亚地区的政治扩张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并显然曾有于使这种政治扩张在广阔而巨大的自然障碍面前维持数世纪。
楼兰遗址维持丝路通畅的功能还反映在文书中关于生活用品供应方面的内容。大多数文书是当地谷仓官员关于谷类的储藏和发放的报告和命令。大量木简提到主簿人员和其他官员，表明了有关此仓物资供应的对象及相关物资的供应量。
楼兰文书也反映了当地军队屯田的情况,屯田是汉代以来满足贸易大道交通提出的供给要求维持丝路通畅的重要措施之一。有些有关农业活动的文书记录着不管是已经灌溉或待灌溉的还是尚待开垦的土地的分配情况,就是指某指定屯田部队的耕作情况。
楼兰遗址出土的文书还表明,主管楼兰要塞的那些人虽然采取了和平优先的原则,但并没有放弃军亊手段以维持丝路交通。
（三）关于楼兰城在丝路交通中的重要性
按照斯坦因的研究,西汉时楼兰道上的大本营设在居庐仓(在罗布泊北岸龙城雅丹地区,其故址即罗布泊北岸偏东的土垠遗址),东汉时废弃。楼兰城出现在两汉之际,东汉时成为楼兰道的大本营。曹魏、西晋和前凉时期在楼兰城设西域长史,楼兰城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楼兰道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出玉门关或阳关,经过疏勒河下游谷地(位于罗布泊东部,古代称为莫贺延碛)和白龙堆(位于罗布泊东北),到达楼兰城。疏勒河下游谷地和白龙堆,都属于雅丹地貌,即大面积分布的土丘和沟谷相间的地貌形态。在这类地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又无水草,被旅行者视为畏途。一旦通过这一地区,来到的第一个绿洲城市就是楼兰。旅行者可以在这里得到休息和补充,然后振作精神分道西去。因此楼兰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自西汉张骞通西域,楼兰道开通,至隋末关闭大碛路为止,楼兰道前后延续了700余年,其中西汉和魏晋至前凉时期是楼兰道的两个使用髙潮。前后两个使用期都在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楼兰道成为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而在第二个使用期中,楼兰城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丝路贸易的中心之一,东至敦煌玉门关,西行经于阗、莎车,越葱岭为南道,北上至髙昌,由此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为北道。而从髙昌北上又与天山北草原路连接。曹魏时同时利用了伊吾道和楼兰道,但由于鲜卑势力的影响,伊吾道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西晋和前凉时,由于鲜卑势力的影响,伊吾道被阻断,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楼兰道进行。法显、智猛西行皆行经此地。
斯坦因发现的文书,反映出楼兰城作为守护和保持连接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的大道畅通的前哨基地之功能而存在。楼兰国更名鄯善以后,其政治中心位于南边,但对中国贸易和政策最重要的地区则是北边,即库鲁克塔格山麓和末端塔里河沼泽之间。从敦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的最直接路线通过这一地区。
(四)楼兰出土文物体现出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楼兰古城所出文书和文物表明,魏晋前凉时期,楼兰城商业比较繁荣,是当时丝路贸易中心之一。
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现的木简文书和纸文书,包括汉文、住卢文、粟特文、婆罗谜文等文宇和语言,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西交通和交流的盛况。特别是这些文书中的私人信件,提供了经楼兰东来西往的证据,它们弥补了楼兰遗址贸易文书的缺乏。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考古发现,说明楼兰遗址当年佛教的兴盛,反映出楼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鄯善王国佛教亊业兴盛,该国僧侣兼任官职,允许娶赛,过着富裕的生活,占有土地和奴隶。其境内尼雅遗址、米兰和楼兰遗址都发现大量佛塔和寺院遗迹。在楼兰遗址,斯坦因发现佛寺和窣堵波多处。许多文书和文物就是从这些佛教建筑中发掘所得。第三寺院遗址中发现有希腊罗马风格的带翅天使像和绘有弗里吉亚(小亚细亚)式帽子的壁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况和西方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五）楼兰出土文书书法研究的重要性
楼兰遗址发现的这些墨书的残纸和木简,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这些汉简也是迄今为止载楼兰鄯善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汉字书法实物，其艺术风格与中原两汉书法一脉相承。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主要类型中尤以西方传来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和中国书法艺术最具尤典型意义，构成了楼兰鄯善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中国书法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各种书体已趋于成熟阶段。真、草、隶、篆、行等书体皆臻完备，而风格流派各异，在中国书法史中形成了一个艺术高潮期。从楼兰鄯善出土的简纸文书的书体类型来看，基本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类型的变化形式，在这些不同的书体类型中渗透着楼兰鄯善地区特有的地域化风格特征，从而形成了风格鲜明的“楼兰书派”。
中国传统书法大都是以碑刻、简牍、青铜、纸帛等魏材料媒介创作并得以流传的，而因于自然界的限制，楼兰书法仅以简牍和纸帛为物质载体，这种物质条件的局限却形成了本土的书法形式特征。楼兰鄯善出土的木质有当地的所产胡杨木和从外地输入的松木两类，从而成为楼兰鄯善汉文等文书的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纸的普及使用，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纸张尺寸一般都是一尺见方左右。因而书札、写经、书信亦皆在斗方或手卷之上，文书尺牍由此而得名。纸及其尺寸的大小等物质条件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形式与风格的形成，在传世的晋人墨迹《平复帖》、《伯远帖》及楼兰出土前凉《李柏文书》等既是纸本尺牍墨书的典型样式。
楼兰鄯善的书法遗存皆为墨迹，书写者有屯田将士和书吏官员等，出现了如李柏、张济等一批有造诣的极高的书法家，书法风格纷呈，形式多样但整体上却蕴含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地域特征。楼兰书法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以及北凉书法形成了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楼兰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书法艺术一般因素外，不排除该地区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从一些残纸墨迹的书写形式和署名情况来看，当地少数民族亦习汉字书法，有些作品或为当地民族所书写。从楼兰鄯善简纸书法的内容来看，除个别习字残纸外，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实用性的书法，因而这些墨迹大都呈现出了书写者朴素的个性特质。汉晋墨迹世传绝少，除《平复帖》外，几乎为后人摹本。但楼兰的简纸文书的出土则弥补了这一空白。这些墨迹的艺术价值是碑刻所无法替代的。楼兰简纸书法形式多样，包括有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诸多类型，其艺术风格更是丰富多彩，有的粗纩豪放，也有细腻典雅的，有密不透风的满篇墨书，也有空灵潇洒的逸绣之作，千姿百态，非刻意求工而意趣万端。我们仅从楼兰简纸文书中所出现的“楼兰”二字的十余中墨迹中即可看出其书法的不同风采。楼兰鄯善书法作品的创作者有汉人也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居民，他们本土居民和从中原及河西一代迁徙而来的官吏居民，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艺术格调和文化背景，他们汇集在楼兰鄯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下，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书法艺术流派，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