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正在大兴攻占瓜州、沙洲和肃州的狼烟。外族侵袭，国土扰乱，瓜州大云寺内的比丘们，为保护佛学圣经免于战火涂炭，正在紧张地将无数经卷搬迁至莫高窟内，并将其一一罩藏于壁中。1月13日，游历至河西走廊，正巧投宿沙洲的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无意间目睹了这一幕。他参与了这项义举，敬心抄写一卷《般若波罗蜜心经》，并在佛祖面前，许下了两个心愿：

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赵行德的生平、他与小娘子的故事，早已湮灭难考。但这个善念充盈，情意丰满的故事，仿佛为千年之后莫高窟的守护者、记录者们的人生故事定下基调：护经人、读书人、小娘子，和他们之间真实又传奇，执着又从容，沧桑又温馨的行与愿。

公元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大三的女学生樊锦诗，突然接到了学校的一项安排-去敦煌研究所工作实习。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的她，恰好刚读完《人民文学》连续两期登载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文中主人公原型常书鸿先生，将半生心血和全部生活用来研究守护莫高窟。三危山遥远，千佛洞劫后余生，护宝人身披传奇风度……敦煌的一切，都让樊锦诗神往。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平，长在上海。这次突如其来的“即兴采风”，让她兴奋不已。她认为自己是被幸运选中的那一个。

岂知边塞苦？24岁的樊锦诗尚不能洞察天机，她还不知道，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一信一动后，自己已在敦煌守护了五十余年。

“但愿不要再去了吧？”

五十年后，樊锦诗一口软哝哝的沪音已被西北粗糙的风吹硬。但描述起初进洞的震撼时，她找到当年的天真口吻，“看一个——好，再看一个——还好。连着看了好几天……哎呀，好像进入了一个艺术的宫殿，好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可若真问她当时看出了什么门道，她似乎也只能说：“第275窟的那个交脚菩萨，她那副神态自若……看了好几天，记不住啊。”

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洞外的世界：一片破败。进洞没有楼梯，只有悬挂的“蜈蚣梯”——一根树干插上树枝。初爬颤颤巍巍的蜈蚣梯，樊锦诗胆子是不太大的。她只能揣着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的呆着，省的攀上爬下。

一天吃两顿饭，十点一顿，下午四五点一顿。住的房子是泥块搭建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洋厕所--这和她在上海的家、北京的学校相差太大了。“房子天花板是纸糊的，会时不时“咚”地掉下一个老鼠，真是吓坏我了，我见不得老鼠这样的东西。”说这话，樊锦诗还使用着江浙人的习惯用语。实习就她一个女学生，晚上起夜上厕所得出门走一段。有一次她甚至在黑茫茫中看见绿绿的两只眼睛，“这就是当地老乡们口中的狼吧！”樊锦诗吓的得赶紧缩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是一头驴的大眼珠子。

至于常书鸿先生，樊锦诗初见后心中也颇有失望：“若不是架了副眼镜，不说话的样子跟老农民也差不多。”

她得出结论：这个研究所条件太差了。

这样的条件下，水土不服的樊锦诗生病了。

在莫高窟，要是生病了，需要被驴车拉着担架去县城医院才能治疗。就这样，实习不到三个月的樊锦诗回到了北京，走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但愿不要再回去了吧。”

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拿着毕业分配书，顶住了父亲的反对意见，背着行李，再次转向西行，回到了莫高窟。

刚到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正赶上雕塑家孙纪元寻思着给敦煌研究工作者雕刻一座石像，据说是要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馆里。这座雕像孙纪元取名“青春”。研究所里伶仃几位师傅，哪有刚来的小姑娘樊锦诗来得青春。孙纪元找樊锦诗要了几张毕业大头照，以此辈蓝本，很快雕刻好了石像：梳着小揪揪的短发姑娘，背着书包，左手拿着一顶大草帽，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路在脚下立即出发的神态。

五十多年来，每每接受采访谈到这座雕像，樊锦诗总是先澄清：“这座雕像不是我，只是以我为蓝本。”但在大家心里，这座名为“青春”的石像就是樊锦诗。最终，“青春”没有去成大使馆，“青春”留在了敦煌研究院里。2015年，有一家来自樊锦诗老家上海的记者去敦煌采访，拍摄了一张她与“青春”的合影，五十年前的“青春”面容刚毅坚决，五十年后的樊锦诗笑的喜悦天真。

樊锦诗

“莫高窟这批人很‘怪’！”

樊锦诗觉得莫高窟这批人很“怪”。在敦煌，他们仿佛身在一个孤岛上，戈壁、沙漠……这样一个消息闭塞，没电没水的地方--敦煌研究所1981年才通电--可是这些先生们，他们居然已经在这里待了20年。

他们从浮华巴黎走来，从江河湖泊边走来，从军队大院走来，从高校工作室走来，他们拎起暖水瓶揣着干馒头，爬进黑暗的洞窟，靠镜子和白纸反射洞外的一线日光，整日整夜的地临摹壁画，参详千年光阴不肯亲易轻易透露的隐秘。

在中国的东部和中部社会风云不断翻涌的时候，他们在洞窟里，坐在三级架上，微倾着上身，随日影移动，净心与佛意缄默相对。

他们是艺术家，他们难道不想创造出有自己独特个性风格的作品？他们不想开画展，出画册吗？他们没想过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吗？放弃个性，藏好自我，小心翼翼地谦卑地临摹一千年前不知名画师的笔迹，能让他们内心满足吗？

他们的妻子儿女呢？他们的情感家庭呢？

樊锦诗几十年前的疑惑，变成了现在她不断提起的自豪和骄傲。已经是樊院长的她，身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身份的人，总是反复讲述自己的前辈。

“我在敦煌52年，不知从何说起。还得说这些老先生。常书鸿先生，‘书’是书本的‘书’，‘鸿’是鸿雁的‘鸿’，71年前他……”

“50年代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文杰老先生被打成右派，被斗争、被劳动完后，他仍然上洞去画画；文化大革命又把他抓来批斗，还发放到农村，林彪事件后落实政策，他，他们毅然地回来了。”

樊锦诗说，赞誉和嘉奖让自己“心里发虚”。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荣誉：“给我奖，我好意思得吗？这是我的真心话，苦他们吃完了，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到诬蔑，到我这个时间，奖都给我们了，每到这时候，心里很不好受。”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文物一点没有被破坏”

接受毕业分配、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的大学生樊锦诗决心在敦煌好好干，用一己所学，发掘、拍照、测量，将敦煌莫高窟的宝贝一一记录下来，再写出一卷一卷的报告。没想到，刚工作三年内，就赶上搞了两次“社教”。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叫‘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干部都要下乡去。我们学生就给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教育。”

第一次“社教”还在敦煌，1963年，为期一个月。第二次“社教”樊锦诗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张掖市山丹县。“从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后一共十个月。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能搞出什么研究来？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现在反过去看，肯定不行。”樊锦诗总懊悔光阴被耽误，自己没有在考古专业上做更多。

“社教”消停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我问她：“‘文革’中，敦煌研究所里的工作整个都停下来了？”

老人忽然从沙发立起前倾上半身，抢答到：“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文物一点没有被破坏。”

“为什么？”

“源于几个原因。第一中央还是注意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来一个通知：文化遗产要保护。”

“但许多文物保护单位，并没逃过损坏啊。”

“那是他们不像话！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研究所里的人，保护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我们也怕红卫兵来。我们跟红卫兵说，这可不是四旧。其实红卫兵闹四旧是瞎闹的，他们也想来看看有名的敦煌。他说你们放心，我们是来看看。我们跟他们一起写大字报，比如首都什么红卫兵，什么造反，什么兵团。我们的名字挂上，往墙上、街上这么一贴，好像就保险了。实际上大家保护这个，心挺齐的。”樊锦诗回忆当年的革命风潮，仿佛轻松多过苦难。

并非如此。在那个席卷一切推翻一切的年代，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没有躲得过诋讦毁谤。

研究所那时还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共有48位职工。“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了，这里头也夹着一些成见啊、矛盾。”樊锦诗不讳言当时的人心乱相：“‘文革’中研究所我们48个人，分了十几派。你说我是老保，我说你是老保--保守派不革命、不先进，是落后的……两个人，一个说一个是狗，一个说一个是什么狼。现在听听都是笑话。当时大家都非常认真。毛主席说啥我们就是啥。比如我吧，毛主席说，你们是革命小将，我们还很得意。毛主席说话，我们一点都不怀疑的。”

“可是有一条是共同的，敦煌研究院从成立到现在，一直保护着文物。即使有的人很革命，但是这点上是共同的。我们常年在这里工作，那不是牛鬼蛇神，是珍贵的文物，世界级的文物啊。当时当然不那么说，但是大家心里清楚，这怎么会是牛鬼蛇神？这样好的文物不要保护吗？”

“所以这是一致的。”一再重复这个意思，樊锦诗抬起右手，四指攥住，只留大拇指覆在拳外。仿佛在遥敬当年于杌陧中困苦挣扎，仍一致坚持“保护文物”的全体同人。

确实值得尊敬和感慨。文革中的的曲阜孔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一拥而上的数百名造反派扫荡，石碑石像被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若要破坏莫高窟，根本无需如此阵仗，更不需要雷管和火药。“全都是泥巴的啊，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个棒一敲不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樊锦诗边说边挥动了一下双手，模拟了一下那个能轻而易举实施的破坏动作。“我们也有人到社会上参加造反，也有人去参加武斗，但是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

若有一人生出破坏的异心，莫高窟都难逃劫数。这个守护成果，需要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的维护。不管是发声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错轨的，有过大非的全体人。樊锦诗坚持这一点认知。

多年后，高尔泰在《寻找家园》里记录下自己在莫高窟所见所感，对当时研究所一些人有所批判。樊锦诗不以为然：“用我们西北话，我对他不感冒。”在她看来，荒唐又动乱的岁月里，“守住文物”是最重要的事，是全体人一起完成的最大功德。此外，对往事的淡薄不执著，也源于她内心对往昔错谬的哀矜勿喜，对故人的垂悯爱护。

“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

1998年，樊锦诗接过从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段文杰传下来的接力棒，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她利用自己出身考古专业所具有的科技敏感，让国家建设了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利用设施。她甚至成了一名“导演”。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会循环播放一部时长20分钟的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影片的结尾显示，总导演是：樊锦诗。

这彻底改变了莫高窟游客们的参观模式。樊锦诗经得起认可声，也顶住了质疑声。减少游客在洞窟滞留时间，提高莫高窟游客承载量，这是她为莫高窟和普通游客做出权衡之举。

这么做有深切的缘由--“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院长对外演讲时，除了几位“老先生”，几乎必讲的就是莫高窟的病害。她分条缕析的对最普通听众解释何谓“起甲”、“空鼓”、“酥碱”、“山体裂缝”，用最通俗的语言，生怕听者不懂。

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这座稀世珍宝，有着这样那样的病痛伤害，它一直在退化，最终会消失。

无数敦煌人有无数种和敦煌相遇的方式，他们又如何面对与敦煌告别呢？

“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樊锦诗平静的说。

“你明知道它慢慢要退化，你明知道我要老，让他别老可能吗？你别老，你别死，不可能。”

几代敦煌人，将他们的一辈子，交付给这座他们明知要走向终点的莫高窟。他们立志尽可能为它延年益寿，让它退化的地慢一点，再慢一点。没有后悔，只想向天再借一千年。

“敦煌的女儿”

2015年10月17号，两度赴敦煌采访的杂志《生活月刊》，将自己为敦煌莫高窟人写就的篇章集结成书。新书《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发布会选在了北京。77岁的樊锦诗出现在了这样的场合里。她身着黄土色夹克，灰色裤子，垂下的双手被过于宽大的外套遮了大半。身上带着“静”气，笑是小姑娘般的新鲜开朗。众人说她笑的好，她自嘲：“如今我是老天真。”

有人随口问一句：“今天北京雾霾特别大，敦煌有雾霾吗？”樊锦诗清晰地回答：“敦煌没有雾霾。敦煌有蓝天绿树，有鸟，有骆驼，有星星有月亮。到了晚上，看得特别清楚。”

她说敦煌，像说自家令人骄傲的孩子。

敦煌是她倾注一生心血的孩子，她又被人称为“敦煌的女儿”。这是她与敦煌之间相互相续的因缘。

千佛洞中，众神相遇。常书鸿、向达、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欧阳琳、孙儒僩……这些锦绣名字的归属者们，弃掉浮世来到莫高窟，兀兀穷年，沥尽心血。甘苦之间，敦煌辜负过他们吗？敦煌慰藉过他们吗？“樊锦诗新书里写下回答：“在莫高窟，不知不觉之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和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就是极大的幸福。”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在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明、清后，在经历过动乱，战火，贼盗之后，在等来了王圆箓、等来了斯坦因伯希和、等来了日本探险队、俄国考察队、美国远征队之后，近乎成为一片颓荒的废墟。莫高窟在缄默中无声召唤，终于等到了这个时代里属于它的痴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