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3日至15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多个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约50余名学者莅会。会议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简短的致辞中拉开序幕。大会首先邀请牛津大学考古系教授罗森爵士、英国剑桥大学马丁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副校长宫本一夫教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研究员分别做主题演讲。随后，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27位与会代表围绕“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这一主题从多重视角在同一会场发表报告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范宪军、宋艳波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杨益民分别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及小河文化墓地所出粟、黍遗存和绵羊、山羊、黄牛、马、猪等家畜动物骨骼及奶制品进行了研究，反映了史前中国西北地区生业模式的多样性。

 

　　与会学者对史前农作物与家养动物的传播途径和时间进程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提出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黄河中下游与西北地区出土的小麦可能有不同的途径，前者来自欧亚草原通道，后者来自绿洲通道。兰州大学的董广辉教授系统梳理了粟、黍类农作物的西传、西亚地区农作物的东传及双方汇聚的时空过程。他认为，欧亚地区跨大陆的东西文化交流可能始于公元前3千纪，在公元前2千纪晚期得以强化，并为汉代丝绸之路的开凿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吉林大学蔡大伟等学者探讨了食草家畜的起源、东传途径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剑桥大学的琼斯（Martin Jones）教授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博士所做报告强调了生态和地理环境差异对早期农作物的生长和跨区域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史前时期的食物全球化进程。

 

 

　　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就中国早期的冶铁术及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铸造技术是从中国西北地区通过青藏高原东部传入中国西南地区。锻造技术则有可能最终传到东南亚地区。北京大学的陈建立教授对中原、边疆出土的铸铜遗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冶铸遗址的形态、冶铸的组织管理与矿产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国家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原的陶范铸造术是中原与边疆之间文化互动的产物。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梅建军教授基于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分析，论述了中国早期铜器的材质特征、中国西北地区冶金术的出现以及中国与欧亚草原联系的早期通道。

 

　　牛津大学的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指出，中国北方、欧亚草原东部及交错地带的青铜制品在类型学上和社会用途上存在差异。通过对上述三个地区金属制品的特征分析表明，他们在金属制品的使用上各具特色，在制造技术和社会的实际使用中则存在差异。九州大学的松本圭太博士通过研究塞伊玛-图宾诺的青铜带勾矛，认为中国初期青铜器中有部分与塞伊玛-图宾诺青铜器类似形态的铜矛，这些铜矛继承了塞伊玛-图宾诺青铜器的性质，但具有非实用性功能。北京大学的林梅村教授通过对中国境内各地所出（含博物馆藏品）此类铜矛的研究，提出塞伊玛-图宾诺文化起源于阿尔泰山，经乌拉尔山、河西走廊到达中原，并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冶金术施加了影响。

 

　　西北大学的温睿博士通过对新疆石人子沟遗址群同期的两座墓葬所出玻璃珠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分属于东西方两个不同体系，巴里坤草原扮演了这两类不同玻璃相互交流节点的角色，显然游牧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刘艳博士认为，模压工艺于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在欧亚草原出现，前五世纪开始频繁使用，从阿尔泰山向东到中国西北、北方长城地带，向西至东哈萨克斯坦至南乌拉尔的广大地区皆有发现。战国时，燕、赵和楚对外来工艺、图像的吸收呈现出了一定的区域差异。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博士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和显微拉曼光谱等方法，分析揭示出宝鸡石鼓山M1所出铜铠甲的技术特征，认为其锻造成型工艺显示出与境外青铜文化的联系，也反映出外来工艺与本地传统工艺相结合而做出的技术创新。日本金泽大学的秦小丽博士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东西文化交流是早期王朝国家出现的主要原因。二里头遗址所出各种礼仪性遗物反映出与中国西北、长江中下游及东部的密切关系。

 

 

　　吉林大学的杨建华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格局、草原地区的发展动力和匈奴的起源，展现了一幅长达2000年（公元前2千纪-公元前后）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以金属器为代表文化交往的历史画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通过对比中国西北与欧亚草原所出动物牌饰、金器等文物，以长时段的宏大视野将中国西北的早期物质文化置于欧亚交互的大背景中，很多前所未见的精美出土文物令人耳目一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的韩建业教授认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时间至少可上溯至晚更新世末期。大致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分别以狩猎采集人群之间、半农半狩猎采集人群之间、农人之间、牧人之间的交流为代表，主要方式为人群的移动和交融，贸易在其中所占比重可能很小。四川大学的吕红亮教授指出，在食物全球化的讨论、特别是麦类作物东渐和粟黍的西传故事中，青藏高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愈发凸显。通过对2012至2015年四川大学在青藏高原5个遗址展开的田野工作和实验室研究的介绍，构建了西藏地区早期多种资源经济发展的过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洪玲玉博士通过聚落形态、葬制、陶器风格及成分分析方法，指出马家窑文化彩陶是区域间、聚落间的交换商品。陶器的生产单位或基于亲属关系，但其消费交换系统、风格技术的传播及不同社群间的产品交换均摆脱了亲属关系的制约，其扩散方式应与农业人口的迁移有关。彩陶和相关遗址所出海贝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西北地区聚落与区域间的近程和远程交流密切且频繁。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的报告指出，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更加有利于农业发展，这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造成了人口压力。此时在西亚和东南欧出现了两个冶金中心，金属工具和武器的普及加速了社会复杂化进程。由于区域资源配置不平衡，加之人口压力，各族群和社会集团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源掠夺和领土扩张引发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一点在欧亚草原东部和中国西北表现得尤为充分，最终导致西南西伯利亚畜牧业文化的南下与中国西北地区以彩陶为代表的农耕文化西进，在新疆境内上演了一出文化交互大戏，为日后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哈佛大学的傅罗文（Rowan Flad）教授指出，约4000年前，在中国西北地区“古丝绸之路”沿线，一系列生业及手工业的技术变革促成了物质文明和人类生活的大幅改变。他介绍了中美合作在洮河流域开展的考古调查项目（TRAP），以及在该区域有关技术与技术革新、技术与社会变革间的关系等问题。该项目已得到批准，并在以往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小规模的试掘，并取得了初步的收获。悉尼大学的贾伟明博士强调民族学调查在考古研究中的特殊性，他以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青铜时代的房址为例，利用在新疆开展的现代民族学调查资料分析了房屋的功能，为今后准确解读史前时期的牧业遗存做了很好的尝试。

 

　　为期三天紧凑的会议日程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多元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研讨。诚如最后琼斯（剑桥大学）、傅罗文（哈佛大学）、宫本一夫（九州大学）在总结中所指出的，本次会议形式简朴、质量上乘，议题丰富、焦点集中，特别是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放在一起，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达到了非常可喜的效果，这是近些年来考古界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少见的，可谓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此外，这个会议的召开再次表明，当今中国考古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且非常值得国际学术界的同行学习。

 

（作者：贺逸云、翟若普、吕红亮、华仙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0月21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