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6日下午3:45-5:45，应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天进先生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师生带来了主题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与族属——以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为例》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52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6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裴安平教授、徐峰副院长等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到场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徐教授首先提出了他近年来对考古学发展的一些思考。他指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经一百年了，按理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与族属问题应该早已找到解决的途径，但现在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在很多关键性争论中，可见仍未得到解决。所以徐老师希望借今日的讲座“老调重弹”，以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为例，重新为同学们剖析这个问题。

　　为便于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讲座内容，徐老师先对该地区的历史背景、考古学背景做了简要介绍。徐老师指出，陕西的关中地区有着很深厚的历史背景，就是关于周的问题。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周在这一地区经历了多次迁徙，其政治中心最终确定于丰镐一带。从考古学背景上看，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年代在商末周初，关中地区在这一时期存在着三支考古学文化：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姜炎文化、以分裆鬲为代表的商文化。

　　接着徐老师简要分析了该遗址的地理位置。他指出，宝鸡在关中地区的最西面，再往西北就是甘肃天水地区。从中国的最中部沿着今日的陇海线一路的从东往西走，到了宝鸡就分为两岔，一岔往西北，一岔往西南，恰好呈一个Y字形。而石鼓山位于渭河南岸，与苏秉琦先生发掘的斗鸡台遗址隔河相望，是这个Y字形分岔点上的一个重要地点。

商末周初的关中地区以鬲为代表的三种考古学文化（从左至右分别为：联裆鬲-先周文化、高领袋足鬲-姜炎文化、分裆鬲-商文化）

　　随后徐老师介绍了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发掘情况。该墓地2012年当地村民建筑住宅时发现，考古队于2012年6月至2013年12月间对其进行了全面发掘，其中以3号墓与4号墓最为重要。3号墓与4号墓位于遗址北部，两墓相邻分布，形制结构类似，墓壁的东、西、北三面布有若干壁龛，其内放置大量青铜容器。徐老师指出，这种在墓壁上大量开凿壁龛以放置青铜器的现象十分特殊，与过去发掘的商代和西周墓葬多将青铜器置于二层台上的葬俗完全不同。此外，这两座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器。徐老师认为，从这些器物的摆放情况看，它们是被有意识的，成组合的放在不同的龛内的，这或许跟其原来的使用方式有关。从随葬品上看，3号墓中铜礼器31件，4号墓则有50件，但3号墓随葬铜礼器种类较4号墓丰富。徐老师特别指出，这两座墓葬最大的差别在于3号墓随葬有大量兵器、车马器和工具，而4号却完全不见此类器物。他认为这跟墓主性别有关。据此他判断，3号墓墓主应为男性，4号墓墓主应为女性。

M3的壁龛

石鼓山M3平面图

石鼓山M4平面图

M3北部壁龛铜器出土状况

　　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发掘和部分材料的刊布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批新材料，相关学者已发表了不少新观点，但就核心的族属和年代问题而言，徐老师认为学界还尚未形成定论。他进而指出，石鼓山墓葬的研究现状具有重要启示性，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他强调，这批材料对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族属问题大有帮助。

　　徐老师将石鼓山出土的青铜器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商系统，一个是本地系统，即周系统。商系统的铜器铸造技术都非常高超，有着十分精美的纹样，尤其是铭文。徐老师指出，商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两种铭文，一是用来表示族属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来表示的日名。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多种族徽文字，其中“户”出现最多，共有三件，故发掘者认为墓主即为户氏。徐老师认为此说不确，他指出，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种类过多，张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确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周系统的铜器铸造比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纹样模糊，与商代铜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此外，3号墓中还出土了銮铃、当卢等车马器，而这些都是在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当属周系统铜器。此外，这两个墓葬中均随葬有一个高领袋足鬲，徐老师强调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部分商系统铜器

三件带“户”字铭文的铜器

M3出土铜器铭文

M4出土铜器铭文

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部分周系统铜器

M3出土的銮铃

　　关于石鼓山墓地的年代和族属问题，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主应为当时的姜戎首领。在此基础上，徐老师对这两个关键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讨论。

　　他指出，在商周考古的报告中常有商周之际、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难以判别导致的。就文献记载来说，商周交替的标志是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但这个分界点通过考古学是很难确定的，因为王朝更替是一个瞬时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学文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徐老师指出石鼓山墓地的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因此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的。他强调，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分为器物的年代、遗迹单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三个方面，千万不能简单地从器物的年代来判断遗址单位乃至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徐老师认为，要解决石鼓山墓地的年代问题，必须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两条线索。他先从陶器入手，指出石鼓山出土的高领袋足鬲是袋足鬲谱系中最晚出现的一类，其在关中地区有着大量分布，从宝鸡到西安一带存在若干墓例，如凤翔南指挥西村M42、岐山贺家M1、长安丰西毛纺厂M1等，这些墓葬均带有壁龛和周系统的乳钉纹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M3与M4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左为M3出土，右为M4出土）

　　从铜器来看，石鼓山出土的铜器年代特征十分明显，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高度重合，其年代大致为殷墟四期晚段。徐老师提出，这批铜器很可能是武王灭商后，周人从安阳带回的战利品。他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文献。《史记·周本纪》与利簋的铭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周本纪》还记载武王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可见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其灭商后还以商的器物作为“宗彝”用以分封诸侯。此外，通过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封建”这一行为还包括人口的再分配，大量的殷商移民进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会将许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带入；其二是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这个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纹簋、多齿冠凤鸟纹卣、直棱夔龙纹器座范等，但是用这批陶范制作的铜器在安阳却从未发现，反而在关中地区广有分布，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过去此类陶范制作的铜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发掘者则根据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徐老师认为，这意味着这批铜器的铸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战，导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当作战利品带走了。此外，此类带有单个族徽和日铭的铜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遗存中均有发现，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铜器曾在短时间内遍及周王朝的版图。徐老师指出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而是这批铜器为周人所掠的另一条证据。他进而指出，目前石鼓山出土的这批铜器来自安阳的可能性最大，石鼓山墓地的具体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灭商不久。

孝民屯遗址出土的部分陶范

石鼓山M3出土卣与孝民屯出土陶范对比

　　在确定了石鼓山墓地的年代后，徐老师又由此引申出了三个观点：其一，他认为石鼓山西周墓葬或可作为西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对重新探讨关中地区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发现，为解决安阳殷墟商代铜器作坊的年代下限问题及商、周铜器的分界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其三，徐老师通过梳理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发现，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周文化分布区在西周初年出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其分布范围比安阳时期还大，这证明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铜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他认为，这一现象是周人通过分封对商人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体更替之表现。

　　接下来，徐老师对石鼓山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与身份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考古学上常以墓葬的葬俗和随葬品来判断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但仅凭这两条证据还不够，还需要结合器物铭文等信息，才能对其形成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

　　具体到石鼓山墓地，目前学界对于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问题，主要有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姜姓族群、虢仲、冉、有扈氏、宝鸡地区的土著部落等观点，尚未取得一致性认识。以上观点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对于墓主可能属羌戎一族这一观点争议不大。

　　徐老师也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石鼓山M3和M4的形制十分特殊，均在墓壁上开凿有多个壁龛。这一葬俗不见于早期中原地区，而在辛店、寺洼等早期遗址常有发现，最早可追至马家窑时期。此外，墓葬出土的高领袋足也是判断墓主族属的重要依据。高领袋足鬲集中分布在关中西部、甘肃的天水和平凉地区，它自身有早晚的发展过程，结束的时间应该在西周初年，与周式乳钉纹簋的结束时间基本相同。目前，对于高领袋足鬲的来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来自甘肃东部地区，即辛店、寺洼文化分布区，这与带壁龛的墓葬的分布也大致吻合。同时，带壁龛的墓葬中多随葬高领袋足鬲，两者似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且此类墓葬和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姬周墓葬有着显著的区别，也不同于带“腰坑”的殷遗民墓葬。综上所述，徐老师认为石鼓山的葬俗是起源于甘肃地区的一种更早期的传统，而这一带恰好也是文献中羌戎族群的分布范围，因此墓主为羌戎一说应无误。

　　另外，文献中也有很多对羌戎的记载。《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灭商的部落联军中就有羌人一族，商人的甲骨卜辞中也有跟羌人冲突的内容，甚至周人的起源神话中羌女姜嫄就是其始祖后稷之母。由此看来，羌（姜）戎不但是周人灭商的重要同盟族群，还是长期与姬姓周人通婚的婚姻集团，他们在关中地区理应有着广泛和长久的分布。在此基础上，徐老师提出石鼓山墓地就是其在考古材料上的印证，而关中地区后期墓葬高领袋足鬲的消失可能是姜人的物质文化被同化的结果。

　　随后，对于发掘者根据石鼓山墓地出土铜器的铭文判断其为姜戎族之“户”氏家族墓地这一观点，徐老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石鼓山M3出土铜器共有族徽者15件12种，M4出土铜器有族徽者8件7种，其中有些曾见于安阳及其他地区出土或传世铜器，多属商器，与周人族裔无关。同时，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周人少有确证用族徽之例。另外，禁及“户”卣不能证明和墓主人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在若干族徽同时出现于同一墓葬的时候。从孝民屯遗址出土的陶范看，这批铜器的铸造地也应该在安阳，属商人所有。此外，之前发现的随葬高领袋足鬲并伴出青铜器的墓葬中多无铭文，该阶段的“姜戎”或许尚未使用文字亦未可知。根据以上理由，徐老师认为墓地为姜戎族之“户”氏家族一说恐难成立。

M3出土“户”方彝

　　讲座最后，徐老师指出，考古学者在讨论具体的年代和族属问题中，有时会忽略掉一些基础的细节，从而导致论证逻辑出现问题。他强调，在讨论具体的遗存现象时，一定要注意时间尺度，千万不能将遗物的年代、遗存的年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乃至历史事件的年代混为一谈，它们的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他还指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但学界对这一关系一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时常有毫无逻辑地直接从陶器到考古学文化，再到具体族属的论证过程，这是同学们在日后的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徐老师认为，考古学与文献的关系也值得大家认真思考。他指出，当今学界对文献的态度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唯文献是瞻，一则是弃文献于不顾。这都是不可取的。徐老师认为，在考古学研究中慎重地使用文献是十分必要的。他强调，考古学不是万能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很多问题单靠考古学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借助文献、民族志和人类学等材料对其作进一步讨论。为此，徐老师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将考古材料比作一团面，这团面本身得和好，其科学性和完整性需要得到保证；至于如何加工，则可以放开想象，做成面包、包子或者面条都行，各个学科的理论和材料都可以借鉴。不能说做馒头可以，做面包就不行，这个是我们做研究应该有的一个基本态度。

徐良同学提问

马健涛同学提问

文博系本科生代表向徐天进教授献花

　　演讲结束后，王志高老师首先感谢徐天进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这样一场精彩的讲座，而后就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他说，徐老师以宝鸡石鼓山两座西周墓为例，结合相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其族属和年代做了细致入微的讨论。这种将典型墓例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同学们学习，将来还可以尝试利用这种方法对历史时期的具体考古学材料展开分析。随后，徐良、马健涛等同学就墓葬形制和墓葬族属判断诸问题向徐天进教授求教，徐老师一一予以耐心解答。交流环节结束后，文博系本科生代表向徐天进教授献花致敬。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文：马健涛 图：徐天进、朱广金）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