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

目前“丝绸之路学”已经能够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被提出，并应该得到强化建设。本文从“丝绸之路学”定义、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历程与展望诸方面进行阐释，指出“丝绸之路学”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一切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内容皆是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其重在探讨丝绸之路的机制、作用、价值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之成果；在时间上包含了先秦的早期丝绸之路、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及当今的“一带一路”，在空间上包含沙漠、海上、西南、草原、高原等丝绸之路。同时，该学科的目标是复原古代丝绸之路之面貌，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规律， 服务人类文明未来之发展，既关注古代，同样也立足现代，更是一门理解未来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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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学”的提出及其定义

      1877年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概念，虽然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无比精妙，但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尽管他曾发表了‘丝绸之路’一说，它被理解了吗？这是个需要单独研究的课题，让我们看一下有关事实。《中国》一书的评论家似乎对‘丝绸之路’这个词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讨论是否正确使用了古代文献中的日期和内容（例如：顾失密1880）。赫定早年的著述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一概念有任何关注。事实上当他前往中亚时，他表示对文化史和人类地理学并没有多少理解，而这对李希霍芬是极为重要的。尽管他在1889年去柏林学习前已经看过《中国》第1卷，而李希霍芬也力劝他关注内陆亚洲的人类历史。”[1]其后，艾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1910年的著作第一次在书名中使用了“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2]。193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dhin）出版了“Die Seidenstraße（《丝绸之路》）”，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后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文字而广泛流传。斯文·赫定的工作使得更为广义的“丝绸之路”的概念进入大众视野，也启发了斯坦因（M. A.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与格鲁塞（René Grousset）等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促使“丝绸之路”从概念发展成为科学研究对象。

丝绸之路作为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概念史意义上已经被广泛认可[3]。1992年起新疆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丛书总序认为，“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4]但当时的认识还停留在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而非学科的研究对象。直至二十世纪末，“丝绸之路”才被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提出，当时的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学内部至少应包括丝路历史学、丝路考古学、丝路文化学、丝路民族学、丝路语言学、丝路宗教学、丝路地理学、丝路经济学、丝路旅游学、丝路艺术学、丝路文学、丝路科技等10多个分支学科。具体而言，就是丝绸之路学不仅要研究丝绸之路的地理交通，还要研究这条道路繁盛和衰败的变迁史，研究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地区和民族历史命运的关系，研究丝路所联接的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交流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利用发掘出来的遗存实物研究丝绸之路上各个人类群体生存活动情况及其规律，利用民族学方法研究丝绸之路上各个民族生成、分化、聚合、迁徙的过程，研究丝绸之路人文、自然景观及其文化旅游价值，研究丝绸之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5]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将“丝绸之路”由科学研究推动到学科建设的层面，是对丝路研究的总结和发展。此后，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丝绸之路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实践却一度停滞。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使丝绸之路学的学科建设再度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关注。比如马丽蓉认为，“丝路学已成为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学科，并形成了欧洲学派、中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日本、韩国等研究重镇。”[6]也有学者提出了建立中国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7]。学科建设的一个立足点是提供解释和研究特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但目前所见的相关丝绸之路学的概念大都基于国际关系、智库建设等研究领域所提出的研究范式，过度强调丝绸之路的外延与现实价值，忽视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本体，难以实现对丝绸之路的全面认识。因此，综合目前丝绸之路研究的具体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认为，丝绸之路学已经能够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被提出，并应该得到强化建设。

“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8]学科需要建立在一个或者多个研究领域形成独立而普遍研究价值的基础之上，“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9]就丝绸之路学而言，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不仅仅是因为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更是由于作为学科的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对象和结论能够从丝绸之路的角度揭示古代亚欧非大陆之间交流与互动的规律、意义与价值。

丝绸之路学是基于资料累积的结果，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既有“旧”史籍的新发现，也有新发现对“旧”史籍的印证和纠正。陈寅恪先生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0]丝绸之路学正是基于这一基础，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并不是一门与数学、哲学、历史学等类似的科学，其归属应当与已经十分成熟的儒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藏学等相同，都是基于资料的累积而形成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在其研究领域又具备特定的研究范式与成果集群。

丝绸之路学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该学科既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研究对象，一切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内容皆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又是以丝绸之路作为研究角度的一门学科，区别于以其他角度对相关内容的探讨，在交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宏观角度的理解，重在探讨丝绸之路的机制、作用、价值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之成果。其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包含了先秦的早期丝绸之路、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及当今的“一带一路”，在空间上包含沙漠、海上、西南、草原、高原等丝绸之路。同时，丝绸之路学的目标是复原古代丝绸之路之面貌，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规律，服务人类文明未来之发展。在此意义上，丝绸之路既关注古代，同样也立足现代，更是一门理解未来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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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

丝绸之路学是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丝绸之路的构成要素——人、路、人路关系则是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这三方面内容的研究应是相互交融、古今贯通的，既是对历史的解读，也是对未来的理解。

丝绸之路的“人”即丝绸之路的参与者，与丝绸之路参与者相关的所有内容即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对象之一，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历史、考古、文学、艺术、经济、民族、民俗、语言等人文社会层面的活动。丝绸之路的参与者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就个体而言，丝绸之路本身即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丝绸之路的兴起、繁荣与衰落都是“个人”参与的结果。比如被视为丝绸之路开拓者的张骞，作为历史人物，其与丝绸之路的兴起密切相关，是解读丝绸之路不可绕过的“个体”；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汉武帝，同样也是与丝路相关的“个体”。“群体”是“个体”的群像，是一群“个体”的抽象，也是对丝绸之路参与者的高度概括，对于“群体”的解读，是揭示丝绸之路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途径。比如政治实体——汉唐帝国、大秦、波斯、吐蕃、西夏、天竺等；职业人群——商人、僧侣、官员、手工艺人等；民族部落——羌、戎、月氏、粟特、蒙古、藏族等。

丝绸之路的“路”即为丝绸之路参与者的活动平台，并不是单指“道路”，其重点在于探索与丝绸之路参与者相关的时空面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地理、地质、生态等自然背景及政治、经济、宗教等人文背景。作为参与者的活动平台，丝绸之路是所有参与者的共有背景，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丝绸之路对于参与者的平台支撑是不同的，对参与者的活动平台的研究，能够提供解读参与者活动的可靠背景，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体现着恢弘气象，万千变化。在时间上，从先秦时期的早期丝绸之路，到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再到现今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路线或多或少皆有差异，而且不同时期的气候、地貌、生态等自然条件和政治、经济等人文背景也有所不同；在空间上，丝绸之路横亘亚、欧、非大陆，有沙漠、草原、海上、高原、西南等多种路线，在自然和人文背景上各具特色。因此，对于丝绸之路参与者活动平台的研究不可忽视。

丝绸之路的“人路关系”即为探讨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和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丝绸之路学是围绕丝绸之路的研究，但丝绸之路是一种历史现象，“人”是创造者，“路”是客观实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解读这种历史现象的关键，“人”为什么创造了“路”，如何创造的“路”，在“路”上又是如何走的；“路”又是如何影响“人”的，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些问题抽象起来就是“人路关系”。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和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在于阐述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和平台之间的互动细节及其产生的影响，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面貌，揭示丝绸之路的内在机制，探索丝绸之路的发展规律，包含但不限于丝绸之路的运营模式及历史影响、丝绸之路与参与者之间互动的细节及影响、参与者及丝绸之路的现实与未来等内容。

丝绸之路学并不仅仅是对物质的考察，更是对人的考察，由于“人”的复杂性，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不能确切把握“人”的因素，丝绸之路上的“人”并不仅属于丝绸之路，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有不同的历史定位。为了研究需要，丝绸之路学需要将与“人”密切相关的“路”及“人路关系”作为参照要素来衡量“人”的因素。因此，“人”“路”“人路关系”作为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三者并不是割裂的，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将三者全部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够获得完整、科学的研究结论，才能够全面客观的揭示丝绸之路的面貌及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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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学”的学科体系

钱乘旦先生认为：“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换句话说，体系制约对历史的解读，同时将散乱的历史细节组合成整体。没有体系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是知识的堆积，其中堆积的知识越多，内容就越破碎。……就整个历史学科而言，都存在着有体系还是没有体系、要体系还是不要体系的问题。任何历史学有体系就能做到条分缕析，没有体系就会变得庞杂无章。”[11]丝绸之路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门研究历史的学科，其同样需要建立条理清晰的学科体系。

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内涵丰富，并不是如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一样的科学门类，而应当是一门与敦煌学、吐鲁番学、简牍学、藏学、红学等相似的专门学科。比如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其中将藏学解释为：“它（藏学）大大突破了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的范围，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科学，成为对藏族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丝绸之路学与之类似，因为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广泛性，其学科体系也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体系。丝绸之路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同时受到了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基于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广泛性、综合性与特殊性，丝绸之路学应当构建起包含丝路人文科学、丝路自然科学及丝路社会科学三个科学领域的“三位一体”学科体系。

1.丝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是研究精神世界（包括人的思维和人造物的意义）的规律的科学，丝路人文科学即为研究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人和人的活动及创造物所蕴含的思维、精神、价值、意义、审美的学科。主要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艺术等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人文主义方法的学科。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一部分，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应当集中于人文科学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已经具备了相当可观的研究基础。

2.丝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规律的科学，丝路自然科学即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自然界规律的学科，主要从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大气科学及其他相关自然科学角度探索丝绸之路沿线自然界的古代及当代状况。“研究人类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12]虽然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对象——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但其同样也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结果，丝路沿线的古代自然面貌是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支撑内容，而当今构建“一带一路”则更需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对当前“一带一路”沿线的自然环境状况的研究，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决策支持。

3.丝路社会科学。丝绸之路学不仅是对古代文明的研究，更是对当下及未来的探索，与现今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丝绸之路也可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规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组成的组织、制度等）的科学，丝路社会科学即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人类社会规律的学科，主要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角度揭示和研究丝绸之路沿线人类社会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在丝绸之路政治文明、遗产保护、经济建设、民生发展、环境保护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是构成丝绸之路学丰富和完善的重要支撑。

丝路人文科学、丝路自然科学、丝路社会科学三者并不是孤立的，只有将其综合起来，建构系统的丝绸之路学学科体系，才能够实现对丝绸之路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13]无论丝绸之路学研究内容如何繁杂，其所有内容仍然是依托自然环境，由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现象及社会现象。因此，在丝绸之路学的学科体系下，需要综合人文、自然、社会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每位研究者都有自身的学术志趣和有限的资源精力，但在视野上应当以人文、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作为出发点，在不同的领域中不断丰富和充实对丝绸之路细节的认识，以期实现对丝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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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成立的基础之一，“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paradigm）。”[14]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方法是在其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学科体系结构密切相关。抽象来说，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对研究对象的“碎片——整合”的循环，并且需要在此过程中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不断进行历史想象，从而实现对丝绸之路面貌的认识。

作为专门学科的丝绸之路学，其研究对象“丝绸之路”体量庞大，研究范围与领域广阔丰富。诚如法国年鉴学派所主张的关注人类活动的全部层次，“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15]丝绸之路学即关注人类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全部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不能实现对丝绸之路的全部层次的认识，大都只能以窥斑见豹的方式实现对丝绸之路某些局部的认识。但作为一门学科的丝绸之路学，其目标是实现对丝绸之路的全貌认识。因此，丝绸之路学需要在不断积累“碎片”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阶段性研究成果，往复循环，“碎片”与“整合”相对交替，最终实现对丝绸之路的全面认识。

丝绸之路学视野中，丝绸之路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单一学科方法无法穷其所有内涵，因此需要通过跨学科、多层次、多角度进行不同维度的考察，将丝绸之路从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提升到跨学科研究的场域当中。“‘跨学科’的‘跨’字表示跨介于传统学科之间或者是跨出传统学科之外……其基本含义是：打破学科壁垒，把不同学科理论或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研究或者教育活动。”[16]丝绸之路学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简单的采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丝绸之路进行切割式的研究，而是要通过分析整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对丝绸之路的细节与整体、局部与全部、微观与宏观的多角度解读。

丝绸之路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相似，这既是当下所有学科发展的内生需求，也是丝绸之路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得以成立和繁荣的基础之一。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史学家以明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又围绕这一问题使用尽可能全面的手段、途径、方法来回答问题，证实或推翻假设。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打破了学科的局限；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统计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途径与方法，对于史学家来说均是有用的、可行的，其衡量标准就只看这些途径与方法能否为解决史学家的问题提供帮助。”[17]丝绸之路学的跨学科研究其衡量标准也应当取决于诸多学科的途径与方法能否为认识和揭示丝绸之路提供帮助，而且这种帮助应当是丝绸之路学的内在需求，并不是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关照，丝绸之路学研究需要主动利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尽可能建构丝绸之路过去的整个社会图景。

钱钟书先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18]“历史想象”最早是针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观想象在对历史材料解读的作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缺乏想象的历史研究并不一定永远可靠，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展开与古代先民思想的“对话”，从而丰富对古代历史的理解。正如卡尔（Edward. H.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所阐述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无终止的对话。”[19]而对话的桥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古代社会合理的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人们理解古代社会的主动要求。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历史学家和他的对象之间的时间鸿沟，像我说过的那样，必须从两端来加以衔接。对象必须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它自身能够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复活；历史学家的心灵则必须是可以为那种复活提供一所住宅的心灵。”[20]放诸丝绸之路学的研究范畴，历史想象在解读物质文化遗存的意义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对于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丝绸之路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示这些物质文明的存在，更要探索丝绸之路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想象，不追求语言奇幻，避免过度诠释，设身处地地理解丝绸之路的发展规律及历史贡献，这才是丝绸之路学应当肩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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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学）”的研究历程与趋势

丝绸之路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在此领域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专业领域包括了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等，而且多学科背景下的丝绸之路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趋势。

（一）西方语境的丝路研究

从现代科学角度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记载了早期欧亚文明交流的历史；《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马可波罗在元朝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

李希霍芬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但其并未踏足过中国西北。而后的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大谷光瑞、渡边哲雄、橘瑞超等先后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进行考察探险，并出版了数量颇丰的考察记录、报告、著作。这是各国学者第一次对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交通路线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考察探险，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其中夹杂着复杂的政治、主权、经济等争议，但这些研究堪称丝绸之路研究的先导。外国探险家所获的新发现奠定了丝绸之路研究的资料基础，丝绸之路在历史学领域首先取得了重大进展，衍生出敦煌学、吐鲁番学等国际显学。

由于政治历史原因，二战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时断时续。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频繁，丝绸之路研究也掀起了高潮，国外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部分成果极具影响力，如羽田亨《西域文化史》[21]、谢弗（Edward H. 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22]、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23]、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24]、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史（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25]、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26]、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27]、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28]、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29]等，均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宏观或微观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出发，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二）中国丝路研究的繁荣

中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存在丝绸之路的概念，而对于现代抽象概念的丝绸之路相关情况的记载在庞大的史籍系统中相对分散，并没有直接、系统的描述，而二十四史当中的《地理志》《西域传》等均有相关资料可资参考。唐代高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对由长安，越葱岭，至天竺的道路记载堪称对汉唐丝路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而由于佛教在丝绸之路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关佛教典籍中也有对丝路的记载。

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起步较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丝绸之路研究学术史上比较重要的时代，以唐史学会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学术考察活动的展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诸多海外学者著作被翻译引进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在此之前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所进行的敦煌学、隋唐史研究已经为之后的丝绸之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的来说，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层出不穷，涉及丝绸之路研究的各个方面，从物到人，从人到史，无所不包，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探索从未止步。如姜伯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丝绸之路》[30]和《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31]、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32]、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3]和《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3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35]、李明伟等《丝绸之路贸易史》[36]、齐陈骏《河西史研究》[37]、杜斗城《河西佛教史》[38]等丰富和深化了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军事、宗教、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日益丰富，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和规范。黄文弼先生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建立在亲历的科学田野考古作业基础之上，把历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创了我国丝绸之路研究良好的学风；1962年10月，宿白先生于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讲了《敦煌七讲》，开创了石窟寺考古研究的范式，也是对丝绸之路佛教遗存的系统总结；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文化比较的眼光，生动地反映了古代西域民族民俗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中原汉文化的情形[39]；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40]、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41]、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42]、冉万里《丝路豹斑》[43]等对汉唐之际的丝绸之路遗存进行了考古学的研究和介绍。

（三）丝路研究的趋势荣

荣新江认为：“近年来，由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各地研究丝绸之路一时成为热门。这种跟风式的研究并不一定是好事，但本来就是西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的丝绸之路，当然应当乘此东风，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44]丝绸之路的研究自始至终都是综合性的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空间和时间上，丝绸之路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思考，许多学者穷其一生之力也仅仅得以窥其一斑，客观的说，没有哪一个学者、哪一个学科能够独立的实现对丝绸之路的全面研究。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苛求，人类的历史本身具有复杂性，丝绸之路只是复杂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探究丝路的奥秘不仅是对丝路本身的探索，更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分析。

而有关西南（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蓝勇曾指出，“学术界在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沿途考古学的发掘基本上都是一种抢救性的发掘和研究，沿途历史地理的研究缺乏与考古学方面的有机结合，相关的田野考察也做得没有针对性，交通地理考证的信度还不高，特别是对缅印地区路线走向的具体考证研究更是十分薄弱。对丝路系统全面的民族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研究手段较落后。对丝路的分类深入研究不够，特别是对缅印地区和近代时段的丝路变迁研究不够。系统的南方丝绸之路旅游开发思路并没有形成，更谈不上实施。目前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一定要注意研究内容的全面性，注意多学科协作的综合研究和学术研究与旅游开发的有机结合，大兴有具体目的的田野考察之风。”[45]虽然这是将近十年之前的看法，但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这些问题，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去解决。

而且，丝绸之路研究必定是一门国际性的课题，“如何吸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使用国外学者整理、撰写的有关资料，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置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既需要许多微观的探讨，即对各种考古发现和文本材料的精细解读，也需要宏观上的理论研究，将其放在国际学术视野中，与国际学术接轨，从长时段探讨其价值和意义。”[46]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7]可以预见，随着新材料的出现、新观点的提出，丝绸之路研究必将会有更多的成果，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考古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抑或地理学、生态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都将成为还原丝绸之路历史，开拓丝绸之路新篇的重要智力支撑。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丝绸之路学也应当成为学科建设层面的发展热点。

06

余 论

丝绸之路学的提出，与多学科领域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密切相关，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具有极强的学术意义。同时，丝绸之路学不仅仅是束之高阁的学术研究，更是对丝绸之路发展规律的揭示，对当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时代意义。

在学术意义上，丝绸之路学的提出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具有重要作用。丝绸之路学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与方法的总结，也是未来丝绸之路研究的目标与思路。如果以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1877年算起，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地理学等等学科领域的丝绸之路研究均已有丰硕成果，支撑着丝绸之路的认识不断深入。虽然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学的倡议，但这一提议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二十一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不断丰富，为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并且，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及实践不断发展，文化史、生活史、社会史等分支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同时丝绸之路新的考古发现成为这些分支珍贵的研究资料，因此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经久不衰。在丝绸之路研究日渐深入的情况下，研究对象更加明确，研究方法更加成熟，需要并应当建构适合丝绸之路研究特色的学科体系。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和热点话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深受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启发。两千多年前，先辈们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扬帆远航，劈波斩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深入挖掘古代丝绸之路的内涵与价值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重要立足点，脱离古代丝绸之路构建新时代的丝绸之路犹如空中楼阁。丝绸之路学的目标就是要复原古代丝绸之路之面貌，探索东西方文明交流之规律，服务人类文明未来之发展，在此意义上，丝绸之路学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

注 释

[1]丹尼尔·C·沃著，蒋小莉译：《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西域文史（第七辑）》第295~310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AlbertHerrmann,DiealtenSeidenstrassenzwischenChinaundSyrien,Berlin:Weidamann,1910.

[3]田澍、孙文婷：《概念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

[4]沈福伟：《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光明日报》2009年12月30日。

[5]胡小鹏：《丝绸之路研究呼唤学科理论建设——“丝绸之路学”理论研讨会侧记》，《丝绸之路》1997年第5期。

[6]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第5页，时事出版社，2014年。

[7]魏志江、李策：《论中国丝绸之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新疆师范大学》2016年第2期。

[8]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我国的学科制度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9][美]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12][美]爱德华·O·威尔逊著，田洺译：《论契合——知识的统合》第387页，三联书店，2002年。

[13]《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4]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5][法]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学而战》第419~438页。转引自[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刘仲林：《当代跨学科学及其进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期。

[17]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39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8]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6页，中华书局，1979年。

[19]Edward.H.Carr,Whatis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1964,p.30.

[20][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第41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21][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22][美]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3][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24][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25][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6][日]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

[27][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28][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29][日]森安孝夫著，石晓军译：《丝绸之路与唐帝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

[3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31]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2]荣新江等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33]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4]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5]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出版社，2011年。

[36]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37]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38]杜斗城：《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0]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

[41]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42]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

[43]冉万里：《丝路豹斑》，科学出版社，2016年。

[44]荣新江：《加强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45]蓝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S2期。

[46]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47]同[10]。

本文发表于《文博》2020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