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赵丛苍：论医学考古学的现实意义
摘要: 作者：赵丛苍来源：“中原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图源：湖南省博物馆）医学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医学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和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人类医学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医学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具有考古学的特征，而研究内容则与 ...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图源：湖南省博物馆）医学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医学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和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人类医学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医学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具有考古学的特征，而研究内容则与古代医学息息相关，是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医学考古学的研究，能够从考古学的角度，依靠考古资料，进一步客观、真实地揭示古代医药学起源和发展的情况，聚焦古往今来人们都十分关注的医药学问题，推动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医学、利国利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积极主张医学考古学的构建并努力推动该学科发展，在此对其现实意义再作申论。保持和增强健康，同疾病进行斗争，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础，也为社会的前进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医学考古学涉及的医药学内容关乎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有助于增强医药学的生命力，也为临床医学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医学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服务于现代社会。虽然我国中医学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对考古学发现的物质遗存所包含的医药学潜在信息的发掘与揭示，却是十分有限。而医学考古学则旨在对医药学物质遗存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揭示其丰富、精深的内涵，深化和推动现代医药学的持续进步，造福当代人类。医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古代医学物质遗存，涉及古代医学诸多内容，是揭示古代医学活动的重要资料。医学物质遗存包括人们日常医药活动中遗留的器具、药物、疾病遗骸、脉案处方、书画等，是日常医护活动、救治活动、医药管理、医护心理等方面的直接物质载体，能够具象和真实的反映古代人类的医疗实践活动。丰富的古代医学物质遗存表明我国传统医学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还可为现代医药学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就考古发现的医疗器具而言，其是古代医疗手段的见证，通过深入研究，能够了解古代医疗器具的形态、材质与工艺等，为医学研究提供实例。例如，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及其邻近地区，随葬的内盛骨器的穿孔龟甲很可能即是具有广泛标识作用的砭刺医用套具。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M14出土了一件石镰，据研究其为医疗器具砭镰，应是外科手术刀的雏形。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有一件砭针。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医工”盆、“九针”、铜药匙、铜滤药器、银罐药器、银漏斗、双耳铜镬等医疗用具。江苏江阴明代墓葬中出土了柳叶式铁质外科刀、平刃式铁质外科刀、圆针、剪刀、药刷和木质药罐等器具。这些医疗器具为认识制药工具和治疗用具的产生、发展及其时代特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还可填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无论是实用功能还是样式造型，其对现代医学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医药学意义十分突出。医学的出现是为了对抗人体疾病。医学考古学对古代医学物质遗存的研究，将促进我们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疾病、人类健康状况、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认知。例如，通过对甲骨文的考释，可以了解到殷商时期至少存在内、外、儿、妇产、传染等科疾病五十余种。此外从考古发掘看，与疾病相关的考古遗存也主要集中于人体遗骸和出土药物上。古代遗尸是古代人类疾病信息的重要载体，为我们研究古代疾病学和治疗方法提供了宝贵资料。山东广饶傅家墓葬、青海民和阳山墓地等遗址出土的穿孔头骨，为研究中国古代开颅术提供了实证。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的骸骨中发现了一例疑似患有多发性骨髓瘤的尸骨，此发现扩展了目前关于癌症的时空分布。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尚未腐烂，保存完好。经检测，其患有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石症、血吸虫病等疾病，死者很可能是因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而亡故。在所随葬的熏囊、绢袋、绣枕和熏炉内还发现有辛夷、茅香、花椒、干姜、佩兰、高良姜等药物。对陕西蓝田公王岭人头骨化石的研究，据头骨凹凸不平等特征，推测该个体曾经患有梅毒。疾病对于个人来说，一旦发生，所引起的多只是身心状态、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大规模疾病的发生，特别是瘟疫的出现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不仅对国民生命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可能波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略等方方面面。《说文解字》载：“疫，民皆疾也。”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哈民忙哈史前遗址的房址中，发现了大量遗骸，人骨聚拢、叠压、凌乱、焚烧，未见有肢解和创伤等明显具有暴力冲突因素的痕迹。通过对人骨的观察和情境分析，再结合生业方式和民族学资料，推测应为史前瘟疫导致的较短时间内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其聚落的消亡也应与此有关。曹植曾在《说疫气》中记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瘟疫肆虐的惨状：“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户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如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即使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许多由来已久的困难和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但疫病未远离人们而去，一当瘟疫等传染性疾病发生，人们依然会十分恐慌。譬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中国通过有效手段控制住了疫情，然其他国家仍深陷疫情泥潭，对社会与个体所造成的连锁反应破坏甚大。若在医疗水平和防控理念相对落后的古代，此类大流行疾病造成的危害会更加惨重。而通过对医学物质遗存的研究，必将带动诸如疾病与人群、疾病与社会、疾病与经济、疾病与政治、疾病与军事、疾病与法律等关系的研究，甚至触及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等深层方面内容。因此，依据实物遗存开展对疾病学方面的研究，意义非同小可。除了促进“证经补史”、推动对疾病本身及其治疗方法的认知外，还将加深人们对疾病与古代社会的认识，也将为当今社会应对疾病的措施与方法提供重要参考，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中涉及众多医疗健康养生内容。古代人喜欢运动锻炼来调节气息，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战国时期的玉石刻文《行气玉佩铭》记载了运用呼吸来修炼气功的方法，是我国医疗保健方面较早的文献。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文献尤多。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有与气功相关的竹简，以及气功强身帛画《导引图》。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和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行气导引之术的相关记载。古人还采用物理方法，来调节身体各方面的平衡。《说文解字》曰：“砭，以石刺病也。”考古发现的砭石，除了被用以切破肿疡、痈脓，排除瘀血外，又是重要的医疗保健用具，用其对身体部位进行刮、压、擦、划、刺等操作，有利于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病痛，对于身体脏腑、气息、阴阳平衡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早期文献如《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脉书》中即有砭、灸之法的相关记载。考古还发现有较多明清时期的羚羊角、木拐、木梳、按摩棒、按摩板、按摩捶、按摩铲、按摩杵、太平车、滚脚凳、滚轴按摩器等按摩用具，可见按摩也是当时重要的养生治病方法。而这些器具为古代按摩方法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此外，古人还注重了解食物的特性，以食疗的方法满足身体所需元素。古代铜镜铭文中，就不乏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尚方”镜，镜背一圈铭文：“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而金石天之保兮。”陕西扶风出土的“王氏仙人镜”，铭文：“王氏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反映出当时人通过“饮玉泉”“食枣”等服食方法，以期实现长寿不老。这些物质遗存为认识古代丰富多样的健康养生方法提供了宝贵信息，蕴含着精深的养生学原理，对现代医疗康养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启示和参考价值。健康与长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目标，例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土有“延年益寿”瓦当。此吉语就表达了人们希望健康长寿的愿望，而当时流行的健身运动法、穴位按摩、食疗、药膳等健康养生方法，也得以绵延至今、传承发展。考古发现的这些养生方法，注重顺天守时以调节处理身体的阴阳关系，使身体之气与万物之气相协调，促进健康与长寿。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体力劳动减少，“富贵病”多发，人们应更加追求健康养生之道。而这些方法也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虽有所创新和改进，但仍延续了我国古代医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现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了解和重新审视古代医学物质遗存对于推动国民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其意义不言而喻。医学不仅仅是关注疾病的科学，更具有以人为本的属性。医学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关系着人的健康与生命，是涉及人本身的科学。和谐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建立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因此，医学之所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是因为其中贯穿着医者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对古代医学的研究不应只注重技术层面，更应该揭示物质遗存背后所体现的古代医学的人文精神。由于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隐形的，有时转瞬即逝，因此考古发现能反映古代医学人文精神的遗存较少。尽管如此，经过深入的分析，其物质遗存上的意识形态是可以被认知的。山东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扁鹊行医图》，绘制的是扁鹊执砭石或针对患者进行医治的题材。患者有秩序地跪坐一列等待医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在医患心理方面基本形成了体现公平、平等原则的行医规范，即医者一视同仁。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出土有辽代的《神农采药图》，描绘了神农采药途中右手擎灵芝，左手携药锄，身背药篓的形象，充分表现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正如晋朝杨泉《物理论》中所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神农不顾自身安危，舍己为人，以身试药，支撑他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医者的仁慈博爱和一份重大的责任感、使命感。我国古代有众多伟大的医者，诸如扁鹊、张仲景、华佗等，这些医学家不仅医术高明，更有着医者的仁爱之心，对这些医者史迹的研究将启发现代医者的人文情怀、提升其人文素养。对于相关物质遗存的研究也将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树立典范，解决当今社会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医患矛盾，推动建立医患命运共同体。同时，医学考古学能够从实物资料上汲取古代医者与患者之间的道德伦理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内涵，促进医患间道德规范的完善，最终为维护现今医患关系的和谐稳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医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医学物质遗存本身便是无可争辩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医学考古资料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可信性。医学物质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一些考古发现的实物文献相比历史文献而言，并未经过后世人的转译，更具可信性。此外，虽然医学实物遗存并非古代人类医学活动的全部遗留，但也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医用器具、医疗保健器具、药材药品、疾病载体、医学绘画、实物文献等资料，可以印证史籍，弥补医学史籍的缺失，丰富医药学研究的资料。因此，其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西汉《万物》简牍，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性质的书籍，填补了我国药学史上战国至秦汉之间的空白。咸阳姜家村西汉墓出土了“太医”彩绘陶罐，《后汉书·百官志》中记载“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此发现对于推测西汉时期太医令等六百石官员的墓葬规格以及随葬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其上有红色漆线绘制的针灸经脉循行径路。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漆人体经穴俑，经络循行路径和交汇信息更为丰富复杂，其俑身刻有圆点标示穴位，并有“心”“肺”“肾”等文字表示。虽然医书史籍中关于经脉循行路径已有记载，但并没有详细、统一的记录，而针灸经脉木人的发现提供了研究古代经脉学说较完整的、具体的资料，弥补了医学史籍的阙失。通过对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古尸的粪便及胆管的检测，发现其生前有华枝睾吸虫感染，证明我国早在宋代便流行华枝睾吸虫病，将其历史从明代前推了四百多年。一些医学遗物除具有实用功能外，还在器形上融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医家脉案、处方、书画作品等既是珍贵的医学史料，又是难得的艺术作品。一些医用工具，像脉枕、外科刀、剪刀、针、针盒、锥、淋洗壶、药碾、石磨、炼丹器、温药器、药盒、药罐、药盆、滤药器、罐药器等，在造型上还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唐代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罐、金盒、银盒等贮藏器具，银锅、金铛、金铫等熬药器，玉杵、玉臼等捣药器，银杯、银碗、银壶等盛药器，除实用价值外，在造型上也十分精美，附着有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至今也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精品。医学物质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认知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我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崇尚天然药物，讲究药方配制。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了桃仁、郁李仁和大麻子等医药遗存。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有药丸、粉状药物以及石英、滑石、方解石等药石。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发现有许多金银医用器具和药品，其中有井砂、朱砂、明砂、紫砂、钟乳、白英、紫英、珊瑚、琥珀、密陀僧、黄（金）粉、金箔等药物，主要是炼丹原料。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唐墓群中出土有一枚萎蕤丸及其服方。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龙门石窟药方》，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内容，是我国现存记载较早的原始医药资料。考古发现的这些药物、药方都是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和科学性，于当今社会也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古代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历史上遗留的医学物质遗存是研究中医的宝贵资料，蕴含了古代先民的医学活动，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医学物质遗存相比其他考古遗存而言多为零星出土，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使许多医学物质遗存的价值无法得到揭示。此外，医学物质遗存中有较多为简牍、帛书、尸骨遗骸等易于腐朽的遗存，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往往难以完整保存以致价值日益减退，因此，对其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增多，医学物质遗存的新发现日渐丰富，相关资料业已发表，已经具备对其进行系统、全面整理的条件。为此，急需对医学物质遗存进行整理、研究，以充分发挥医学物质遗存的价值，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也为现代医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学发展贡献学科力量。研究内容的扩展是学科发展的推动力，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则是学科发展的核心生命力，考古学与医学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碰撞出新的学科生长点。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在考古学的众多物质遗存中，医学物质遗存并不起眼，与日常生产生活用器和明器等遗存相比，因所占比例较小而常常被研究者忽视。医学考古学的提出，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与医学相关的文化遗物进行系统、全面地整理，通过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将引发新的考古学和医学研究视角，从而使考古学与医学各自研究领域产生扩展，在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为加速科技创新、推动学科繁荣发展提供驱动力。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 Childe）曾说过：“（考古学）把历史的视线往后伸展了一百倍，就像显微镜为生物学揭露了隐藏在巨大的躯体内的最微细的细胞生命。”在学科意义上，医学考古学使考古学的“视线”进一步延伸，这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细化，更为考古学揭露更加细微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医学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其基础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和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体质人类学、人体解剖学、病理学、伦理学、中医学与中药学等，但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而言，其又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综合研究法、科技考古法、实验考古法和情境分析法等方法手段。因此，“在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考古学的进步正是由于一直吸收和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医学考古学也不例外，也需要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比如病理学、医学史、法医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医药也逐渐迈向世界。至迟秦汉时期，中国的医药技术就开始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朝鲜、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诸国等的医学在古代都曾受到中医的影响。这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而交流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中医中药对外走出去的同时，自身也得以不断的丰富和进步，主要表现为药物种类的增加和治疗技术的发展。这对古代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交流双方关系的发展也是有益的。例如，西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朝与中亚、西亚国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其中就包括医药学交流。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和东南亚各国的医药开始陆续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内容。例如阿魏、安息香等药物的传播与使用，均与医学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时期始，日本系统地引进和学习中医药学，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起了“汉方医学”体系。其制定的医疾令规定，医生须学《甲乙经》《脉经》《本草经集注》《小品方》等，针生要学《素问》《灵枢》《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中国医学典籍。除了遣唐使和留学生外，以鉴真大师为代表的友好使者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亦有很大的影响。日本皇家文物仓库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8世纪时日本宫廷所存药物，如“（北仓）‘西棚’尤多贵重者，如犀角、厚朴、人参、麝香之类，当为当时遣唐使持归，奉献于皇室者，故自多珍品。奈良朝之医学，受唐影响，甚为发达”。奈良国立博物馆里也藏有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去的中草药标本。中医药学的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中外医药的交流。1974年，泉州湾出土了一艘宋代木造海船。船舱出土遗物中以香料木数量最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此外还有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朱砂、水银、玳瑁等药物。这些是中外医药交流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宋会要辑稿》等古籍文献所载的宋代香药盛行的一个真实反映。《明史》中也记载了东南亚诸国如满剌加和苏门答剌的贡物中有栀子花、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龙涎香、木香、丁香、胡椒、苏木、硫磺等药物。两千多年来，中外中医药交流未曾中断。现代社会，中医药也在抗击非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疾病方面成效显著，并为世界疫情的防控治疗助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如今在欧洲、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等地区成立有中医孔子学院，传播中医药学文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医，学习中医。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逐步推进，人们对中医药的作用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医药对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总之，从古至今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不仅促进了药物和治疗技术的传播与发展，还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国际范围的互动交流，增进了不同地区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以医学考古学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对古代中医药国际化进行探讨，于古于今皆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从整个社会来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学科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学科之间的交流，使得不少学科边缘领域几乎处于学术盲区，此必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或将阻碍人类对整个社会的认知。而交叉学科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加深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由考古学与医学的交叉、融合、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医学考古学，其连接了医学与考古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有助于形成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方法论，能够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其产生与发展是考古学与医学互相作用的结果，医学需要利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探索古代医学的发展，考古学也需要利用医学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古代人类文明的面貌，两者的结合源自学科发展的需求，彼此之间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各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和成熟，医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可能更加完善，其研究的深度会愈益专精，同时也促使其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促进学科的横向与纵向发展。医学考古学的生长必将推动考古学与医学边缘领域的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并有机结合将推动研究理念和研究目的的科学化转变，以深入认识中医药文化，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服务现实，是科学研究“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具体实践。作者赵丛苍，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