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样，西南丝绸之路也是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延展。最早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专门性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从而慢慢催生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

司马迁最早记录了从成都出发的这条西南通道，《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张骞关于这一道路的描述，“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1912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发表《支那名称之起源》一文，在谈到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时，认为张骞在大夏所见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的运输路线，“不是交广的海道，乃是缅甸高原的陆道”。其后，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中考证了诸多与古代西南地区交通相关的问题，但并未对这一道路进行系统说明。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西南通道的中国学者。20世纪20年代，其就提出“滇缅道”的概念。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际社会通过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引起了学者关注该地区古代交通状况的兴趣，产生了诸多有关古代西南地区交通史的研究成果，如严德一、方国瑜、郑天挺、姚宝猷、龚学遂、夏光南等学者就对西南交通地理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50年代以后，张星烺、冯承钧、岑仲勉、季羡林、方国瑜、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等学者的相关著作中都有提及中印交通中的西南道路。

1957年，季羡林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书，其中一篇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国蚕丝在对外输出路径中，有一条“缅甸道”，通过缅甸的中转，丝绸传入印度。1980年，陈炎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上宣读《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一文，提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中国丝绸不仅通过西北地区外传，还经过西南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出，扩大了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受到学界关注。此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但相较而言，学界对其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较少。

随着近年考古工作与实地考察的开展，对这一道路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更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文化通道的开通应当溯源至先秦时期，从古蜀文化中探寻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与构成因素。段渝就认为，“由于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以古蜀为重心，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对中外古文献与西南考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观点与近些年“早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不谋而合，对于沙漠丝绸之路早期史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诸条丝路。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待加强，目前比较缺乏对西南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遗物、遗迹的考察研究，缺乏与国际上对中国古代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商道研究的对接，缺乏与南亚、中亚、西亚的交通贯通、文明相互影响的研究，这些问题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关键。

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网络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形成，并且对欧亚大陆的诸多文明影响深远。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对这块贯通欧亚的大草原的方位、所涵盖的地区以及在这片狭长的大草原上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均有过生动的描述和详细的记载。1715年，俄国沙皇宫廷为彼得大帝新诞生的王子举行庆典，乌拉尔地区的矿主向彼得大帝呈上了一份独特的贺礼，包括一批装饰着雪豹、鹿、狮等动物纹的金器。这些技术精湛、造型生动、充满张力的金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欧亚草原上掀起了探险的热潮。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欧亚草原地区活动频繁，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该地区文化传播的相关问题未能深入研究。

20世纪2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C. А. 捷普劳霍夫在阿钦斯克附近的安德罗诺沃村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1927、1947—1949年，苏联考古学家C. И. 鲁坚科发掘了位于哈萨克斯坦丘雷什曼河及其支流巴什考斯河之间的巴泽雷克谷地的5座大墓，轰动世界，其中出土文物带有极强的文化交流色彩。20世纪上半叶在欧亚草原地带的众多考古发现，印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尤其是苏联学者对“塞人”等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历史研究的兴起，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虽然这一时期的学者并未直接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但人们在理念上形成了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文化通道，在认识上已将其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诚如纪宗安认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北道和新北道的雏形。

我国学者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以历史文献来考察，并且多将其称为草原之路，如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等。20世纪末，随着众多的考古发现，一些学者提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苏赫、田广林在《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中提出，“在北方草原地带，存在着一条由蒙古高原东南端的辽河上溯，越过大兴安岭，循阴山南北两麓向西，经居延而趋向天山南北，转经高昌进入欧亚草原的道路，这便是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会议，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995年，刘迎胜出版了《丝路文化·草原卷》，对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了系统论述c。一些学者通过对某一地区文物遗存的专题性研究，丰富和考订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路线，如朱存世、李芳认为，贺兰山、北山即今宁夏北部地区，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2008年，纪宗安出版了《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以多个专题讨论了丝绸之路早期史，尤其是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分析研究。除了上述著作，诸多对沙漠丝绸之路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对草原丝绸之路有所涉及，在研究角度与视野上更加宏观。由于草原文化的特性，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便利的途径，“横贯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曾对促进中外交流发生过重要作用。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草原丝绸之路，对于发掘草原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也焕发出新的活力，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缘起、内涵、性质及路线等方面的新观点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它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这才是本相。草原通道的开拓与游牧社会广阔的地理容量分不开，即由游牧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对广大空间的实际占有”。“在强大的匈奴联盟时期，中国北方与东部的蒙古高原以及与西部内陆亚洲山麓地带的交往几乎停滞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欧亚大陆交往的前沿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这种交往路线和方式的改变，导致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代。”也有学者从丝绸贸易的参与人群着手，解构了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些细节，“秦汉时期，‘丝绸’的经济作用和文化作用日显突出，‘丝绸’被后人看作东西交通路线和东西交通行为的代表性符号是理所当然的。丝绸贸易的路线经过草原地区。草原民族曾经承当丝绸由中原向西北输送的主导力量。为应对草原强势部族的压迫，汉帝国积蓄军事力量，终于通过战争方式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史称‘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路线的正式开通。这一历史过程有草原民族的配合”。在路线方面，王子今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与秦始皇修筑的直道也有关系，“‘直道’与‘北边道’连通，继而通过草原民族的交通实践实现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