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情况与使用功能

绛紫绢地刺绣是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考古发掘出土的12件纺织品文物中保存最为完整、面积最大的一件，同样纹饰的刺绣残片共有2片，全部发现并出土于外棺棺底的内面南端。

两件刺绣残片，一块残长61.5厘米、宽35.5厘米；另一块残长80厘米、宽40厘米。刺绣的绢地密度是46×28根/每平方厘米，绢厚0.18毫米[1]，织造紧实。整体呈现出绛紫色的色调，出土时颜色较为沉着艳丽，出土后因略有氧化，紫色减退，大面积呈现出枣红的底色，绣线以土黄色为主（图一）。根据王亚蓉先生研究其背面针线走向判断，刺绣入土前应为六种不同的颜色，因绣线老化收缩断裂，现可依稀观察到绣线下墨书线条打底稿的痕迹。（图二）

图一：大葆台西汉墓出土刺绣残片其一

图二：黄色绣线与墨书线条交错可见

刺绣残片使用的针法为锁绣，锁绣是中国最古老的绣法之一。在平绣等技法流行之前，一直是我国“流行度最高，实用性最强，流行时间最久远的刺绣针法[2]”。从刺绣技法上来看，锁绣以绣线圈套链接而成图形，因此无论点、线、面都可以拥有完整的艺术表现。目前所出土的汉及汉代以前的刺绣文物，绝大部分都是使用锁绣针法。

因出土时被两层棺板所压，两件刺绣残片被紧密的封在两层棺底板之间，隔绝了空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温湿度与地下微生物对纺织品文物的剧烈侵蚀，也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在地域环境几近相同的前提下，这种状况同老山汉墓出土的纺织品极为相似。也因两层棺板的重量全部挤压在残片上，使得两片文物粘合在了一起，经过后期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的开展，文物得以修复并完整的保存下来。刺绣残片分为内外两层，外层为紫色绢地刺绣，内层为绢制里衬，为更加科学的保护文物，经过修复后，进而分而保存。

通过对两件刺绣残片出土的位置推测，即文物本身状态，此文物应属于覆盖在棺木外面的棺衣组成部分。出土的纺织品残片还有绢条缝制的套子、类似麻织品的绳索、打成燕尾结的绢带等，都是棺衣的部分残件，相互配合使用。

二、刺绣纹饰解读与猜想

1. 蔓草纹的对比

按照考古发掘报告的研究，这两件相同纹饰的刺绣残片中，刺绣纹样皆属于汉代式藤本植物图案[3]。但对比参照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多件汉代藤蔓植物纹饰纺织品文物，不难发现大葆台汉墓出土的蔓草纹刺绣残片在艺术表达上与同时期出土蔓草纹刺绣有很大区别。

图三：新疆营盘19号墓毛绣

蔓草花卉纹残片

图四：新疆营盘37号墓蔓草花卉纹绣

新疆出土的蔓草纹刺绣残片，纹饰上拥有完整的植物特性，包括以中心点对称的放射状花卉纹样（图三），或以藤蔓为主线条不对称装饰以草叶纹样（图四）。都可以在刺绣纹饰上清晰的分辨出经过艺术加工变形的花瓣、花蕊、藤蔓与草叶。反观大葆台西汉墓出土刺绣残片上的蔓草花卉纹，从纹饰复原图（图五）观察，无法从中分辨出基本藤蔓结构与草叶花卉的基础形状。

图五：大葆台一号墓绛紫绢地蔓草花卉

纹绣局部纹样及纹样复原图

根据出土发掘报告中单位纹样的确定，“单位纹样由1条反S形为主干，两端再饰以蓓蕾和花穗构成[4]”（图六）。笔者认为单位纹饰中蓓蕾与花穗的无法通过艺术变形后的纹样表现出来，竖型单位纹饰过长，菱形架构排列会使得相互对称的两边无法形成较规整的大框架，笔者通过纹样线条的的疏密关系对单位纹样进行重新排列（图七），将单位纹样放置于整体纹样中，通过标红的单位纹样个体形状变化，可见其在整体纹样表现上从纵向过长到大框架变成较为规整的菱形，从而达到纹样的四方连续排序效果（图八、图九）。

按照重新定义的“蔓草花卉”单位纹样，整体线条的艺术变形与中国秦汉时期流行的“魂舟”形象颇为相似。

图六（左）：绛紫绢地蔓草花卉纹绣单位纹样（发掘报告）

图七（右）：绛紫绢地蔓草花卉纹绣单位纹样（笔者）

图八：原始单位纹样 图九：更改后的单位纹样

2. 魂舟意义的新猜想

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厝墓曾出土六条随葬船只，而位于河北省境内的中山国是由北方白狄族建立，不临河海，国家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并非渔猎。随葬船只的出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车马坑，包含了先秦时期某些丧葬思想的演变。

出土于长沙子弹库一号楚墓的帛画《人物御龙图》（图十）正是这种丧葬思想的体现。画面中心一高冠男子着广袖曳地深衣，双手持缰绳，驾驶一条巨龙前进，头顶一散状带流苏华盖，巨龙尾端站立一仙鹤，龙腹部一条游鱼于巨龙前行方向相同。传统学者多将此帛画解读为墓主的灵魂驾驶龙舟飞升天界的含义，为“龙形魂舟”在考古实物中的初现。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魂舟的概念就已经在丧葬文化中有所体现，进入“两汉，墓葬中出土的舟船明显增多，从尺寸规模上看，他们很显然都属于随葬模型明器。[5]”汉代因为黄老之学在上层统治阶级的流行，使得文化中极为重视天地形成等道家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葬俗中就形成了天地人三界的概念。人死之后，肉体归于土地，灵魂驾车飞仙“升仙的工具很多，代表性的有龙、凤、龙车、鹿车、羊车等[6]”。按照这种人死飞仙的思想，“死亡实际上提供了达到永恒幸福的另一种途径[7]”，这种死亡观给汉代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

图十：《人物御龙图》帛画

将《人物御龙图》与大葆台出土“蔓草纹”刺绣残片的单位纹样图分别以线图形式展现，可以通过对比清楚的了解两幅纹饰的线条架构。将大葆台“蔓草纹”刺绣残片在发掘报告中图像水平翻转，并描绘成线条图，可发现大葆台“蔓草纹”残片的纹饰拥有《人物御龙图》中所有现实图像：曲状龙舟、华盖、人物、仙鹤、鱼。并通过艺术加工将所有现实图像简化成基础线条，呈菱形架构排列。（图十一）

此幅刺绣出土于两层棺板中间，学者多推断其为棺衣，参照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T型帛画所表现的墓主升仙的内容，棺衣的刺绣内容也应与墓主死后的精神世界有直接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大葆台出土“蔓草纹”刺绣残片的纹饰可以重新命名为“魂舟纹”刺绣残片。

图十一：《人物御龙图》与大葆台“蔓草纹”刺绣

单位纹样线图对比

三、“齐紫”与“帝王紫”的染色技艺

1. 骨螺染的历史

发掘报告中对于这件刺绣残片颜色的描述是“绛紫色，色调沉着、艳丽，应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齐紫’传统染法染成的。[8]” 齐紫一词来源于一段先秦的故事。

战国时期的齐国曾经流行过一种用骨螺染色的紫色衣服，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曾有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帝王紫”又称“泰尔紫”，因当时泰尔城生产的骨螺紫染料最为优秀，由此得名。这种骨螺染在西方是古罗马皇帝所穿着“托加”礼服的专用染色方式。托加，拉丁语:Toga。托加·佩克塔:是指在紫色织物上有金线刺绣花纹的非常豪华的托加，是指凯旋将军和皇帝穿的托加；托加·拉特贝阿:是大礼服的意思，这是一种有紫色边饰的彩色托加。地位不同，色彩的使用也不一样:敬神时祭祀官穿全紫色的托加;初期的皇帝和高级官员穿紫色和白色相搭配的托加;占卜官穿紫色或者绯红色条纹的托加。有关史书曾记载，这种紫色最初可能起源于腓尼基人，腓尼基在闪米特语中的含义即是“紫红色”，是以其民族成名于人们善于制作一种紫红色的染料。“这种紫色从腓尼基传播到希腊、波斯和罗马帝国乃至亚特兰大海滨和西班牙、亚得里亚海滨、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9]”。西方世界对于紫色的偏爱也是由来已久，远在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对紫色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们要为一座雕像涂色，有人过来说‘为什么不把最美的颜色涂到雕像最美丽的部分上呢——眼睛要涂成紫色，你却弄成了黑色’”[10]。

紫色从普通颜色一举成为皇帝袍服的专用色，源于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骨螺染紫为皇帝色，如有穿骨螺染紫色服装的公民，以叛逆罪名处死[11]。成为了皇室与权力的象征，正所谓见紫如见帝王，使用权被皇室垄断[12]，在古罗马帝国存在期间，紫色也称其为帝王紫。

为什么在交通甚不便捷的古代社会，东西方文化都对这种特殊的紫色格外珍惜呢？因为这种染色技艺的复杂性对得起其“帝王紫”的称号。

这种流行于中外的紫色染料取自海螺的鳃下腺分泌物（图十二），因此多称其为“贝紫”、“骨螺紫”。通过贝紫染色的丝织物，尽管是天然动物动物染色，但其色牢度完全可以与化学染料染色丝绸相媲美[13]。尽管中西方贝紫所用的海螺品种不一样，但是其稀有程度却是相似的：要取得1克高纯度的紫色染料大概需要10000个染色海贝[14]。尽管不同海贝、海螺在提取鳃下腺分泌物时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如果从这些海洋动物身上提炼出足以染制一件衣服的染料，所需的数量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贝紫染料是从海洋生物中提取，也因此在制作染料时会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故而管仲才会给齐桓公提议说让桓公对服紫之人称其“恶紫之臭”，其实经过提纯的紫色染料已经极大限度的去除掉了海腥味。

图十二：渗出紫色液体的骨螺

在中国古代，紫色的染制除了贝紫之外还有紫草、苏木等，但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确认为“贝紫”染制的丝织品文物并不多，其中经过王㐨先生辨识，最为著名的两件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紫绢地印花敷彩直裾绵衣与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紫绢地刺绣。

2. 传统骨螺染色实验

笔者根据纺织考古学家王㐨先生留下的遗稿《染缬集》中的描述，重新试验了骨螺染的整个染色过程，并将染色实验详细记录如下：

（1）准备工作：笔者前往山东采购莱州湾出产的骨螺2.8斤（1400克），共计78.4元。分别清洗后，沥水静置一夜，计重为1147克（图十三、图十四）。此种称重，在后期计算上可与接近实际用量的推算。

图十三（左）：沥水静置一夜的骨螺

图十四（右）：实验所用骨螺

试染色的布样，先后准备了棉麻丝等不同材质不同厚度的试染布样，并将所有布样分别编号称重（图十五）。选择不同厚度的绢两种、麻一种、棉一种共同做染色试样，且准备了2套布样。以期观察不同材质、不同密度的布样在不同染色情况下呈现的不同结果，面料尺寸皆为10CM×10CM。

图十五：部分布样的称重

分别记录8块布样（将四种类别织物分别准备两组）的重量，编辑表格如下：

在乳化剂的选择上，王㐨先生也是采取了纯天然的乳化剂——鸡蛋黄。直接用骨螺腺体与水混合进行染色的话，会在织物表面形成染色不匀的情况，产生紫色点状颜色铺展不开，因此王㐨先生采用了媒染法，进行乳化中和的媒介，就是鸡蛋黄。（图十六）

图十六：用做乳化剂的鸡蛋黄

骨螺染色腺体的提取。提取腺体需要在骨螺活着的情况下进行，因此无法将骨螺整个肉体部分提取出壳。因此进行实验时，直接敲开外壳，剪开外套膜，染色所需的腺体位于中部外套膜下（图十七），腺体呈丝缕状形态附着于螺肉之上（图十八），用条刀小心提取腺体，至研钵内，并分别称重记录，以备后续加鸡蛋黄乳化。因分别进行两次实验，因此将十三枚骨螺分为两组记录，其中第一组中的5号骨螺腺体重量较大，是一般骨螺腺体重量的两倍以上，具体原因仍需后续研究，具体数据如下表。

图十七（左）：骨螺肉外套膜

图十八（右）：黄色丝缕状物为染色腺体

（2）试染布样的预处理及浸染过程。

染色过程：将布样全部浸湿，待润湿后，按照染色腺体5.95 g与乳化剂蛋黄5.95 g 即1:1的比例，加纯水30 g，调和成染色色浆，然后与润湿后布样混合并不停搅拌10分钟，静置10分钟后再次搅拌10分钟，整体染色时间30分钟。两次染色实验方法相同（图十九）。

图十九：染色过程

晾晒显色过程：将染好后的试染布样自染色色浆中取出，纯水漂洗一次（图二十、图二十一），摊平在阳光下晾晒。按照每五分钟翻面一次晾晒并拍照记录。这里选取每十五分钟的照片（图二十二），更便于颜色变化的观察。可见照片中砝码压住的部分没有收到阳光的照射，颜色没有明显变化（图二十三）。另外染色因在下午进行阳光不够强烈也对染色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图二十（左）：染色布样漂洗前

图二十一（右）：染色布样漂洗后

图二十二：晾晒过程显色过程

图二十三：砝码压住部分未显紫色

染色成本小计：因大葆台汉墓未出土完整袍服，这里按照马王堆汉墓出土袍服为例做为计算标尺，“出土实物说明这一点。根据我们按比例缩小进行模拟剪裁推算，按汉代缯帛一般幅宽50厘米左右计，制作一件直裾袍，里、面共需缯帛约23米，折合汉制10杖左右；而制作一件曲裾袍则约需32米，折合汉制14丈左右…….”[15]按照这样的推算，制作一件直裾袍面料最少需要11.5米左右，而曲裾袍的面料用量则在16米左右。

结 论

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棺衣刺绣残片是中国北方地区珍贵的汉代丝织品文物。从棺衣的使用功能上来看，因其只剩残片，因此无法恢复完整的文物形态。从纹饰特征上来看，作者认为，发掘之初将其命名为蔓草纹，其花穗、枝蔓等都没有在线条上得到体现；如若将其视作“魂舟”形象的变形，即可解释主体反S型线条的含义，也可解释外面零散线条可能代表的现实意义，也许更为妥帖。从棺衣的染色技艺上来看，经过染色实验显示，骨螺染在封建社会时因其所耗染色原材料数量的巨大，所以名贵异常，这件文物的珍贵性可见一斑。对此刺绣残片的后续研究工作，作者将从染色技艺上继续研究，从实验中还原骨螺染在汉代文物上的体现。

[1]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司志文，赵芮禾：《海昏侯墓出土纺织品文物保护与文化探讨》，《西市文博》，2018年12月第一版，159页

[3]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5] 陈锽：《魂舟·魂车·魂桥——图像中的灵魂信仰探讨之三》，《新美术》2018年第9期，

[6] 朱存明：《民俗之雅——汉画像中的民俗研究》，第11页，三联书店，2019年

[7] [美]巫鸿 著，施杰 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第29页，三联书店，2010年

[8]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陆越，郑巨欣，戴茹奕：《贝紫在丝绸染色中的应用》，《丝绸》2013年第2期

[10] [美]柏拉图 著，刘丽 译：《理想国》，第137页，台海出版社，2016年

[11] 郑巨欣，陆越：《古代贝紫染色工艺的历史》，《装饰》，2011年第4期

[12] 戴茹奕：《骨螺紫研究》，第8页，中国美术院博士论文，2016年

[13] 张伟：《蚕丝织物食用靛蓝色素染色工艺研究》，《丝绸》2012年第11期

[14] 肖世孟：《齐桓公所服之“紫”色考》，《服饰导刊》2012年第1期

[15]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上册），第67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原文《大葆台汉墓出土棺衣纹饰及染色研究》发表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赵芮禾（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司志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