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 燕海鸣、王珏、罗颖、解立2何以遗产？从“议题”看世界遗产的生命力每次世界遗产大会，似乎是两个维度共存的会议。主会场里，是委员国在各自的政治和文化考量下，与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进行的三方互动；主会场之外，则主要是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在遗产专业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两个维度的活动并行不悖，在主会场感到“挫败”的咨询机构，在场外的“边会”和各种活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

燕海鸣、王珏、罗颖、解立

2

何以遗产？从“议题”看

世界遗产的生命力

每次世界遗产大会，似乎是两个维度共存的会议。主会场里，是委员国在各自的政治和文化考量下，与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进行的三方互动；主会场之外，则主要是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在遗产专业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两个维度的活动并行不悖，在主会场感到“挫败”的咨询机构，在场外的“边会”和各种活动中又能重新焕发活力，面对国际遗产事业的各种议题和趋势挥斥方遒。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边会（side event），各个组织介绍自己在世界遗产各领域的新近发展和理念探讨。边会不仅是正式议程的补充，更是能够体现出世界遗产作为一项事业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一些新的理念、方法、研究成果，往往首先借助边会讨论，最终完善并成为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

本次大会上，有两个在议题上的显著关键点，一是超越，超越遗产本身的概念局限，将遗产与其他概念和社会事务相融合，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和自然概念的融合，以及对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调。二是反思，以“记忆遗址”作为切入，全面开启关于负面遗产如何阐释的探讨。上述这些关键词不仅体现出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学者应该在未来密切跟进，力争在话语构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

概念的超越——遗产内涵的扩展

1、文化-自然融合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区分，一向是众多学者诟病世界遗产之处。为了弥合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隔，IUCN和ICOMOS两大咨询机构于2013年开始联手，推出了“联合实践”计划（Connecting Practice）。在本次大会上，专门召开了关于联合实践项目的边会，会上介绍了自2013年IUCN和ICOMOS合作以来开展的实践活动。该项目截止目前共分为三个阶段：I期（2013年-2015年）共选取了俄罗斯的阿尔泰金山、蒙古的阿尔泰山脉岩画群、埃塞俄比亚孔索文化景观和墨西哥的圣卡安生态保护区四处遗产地进行实践；II期（2015-2017年）在匈牙利的霍尔托巴吉国家公园和南非的马罗提-德拉肯斯堡公园开展。在总结前两期实践的基础上，2018-2020年期间进行的第III期实践中，IUCN和ICOMOS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GIHAS）合作，选择全球4处重要的农业文化景观作为对象。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推动下，我国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经被推荐为第III期实践的遗产地。

自然与文化的联合，可谓众望所归，并非仅仅机构或议题上的融合，更是能够有效应对遗产在近年来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本次大会期间，ICOMOS发起筹备的“气候变化与遗产”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巴林国家博物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5各国家的20多位专家，分属于IUCN、ICOMOS和ICCROM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ICOMOS，中国ICOMOS会员、敦煌研究院的苏伯民研究员作为工作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工作组旨在关注气候变化对遗产价值的影响，帮助缔约国实施恰当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遗产的冲击。工作组的目标是起草一份操作指南，帮助各缔约国注重气候变化和应对这种变化对遗产的冲击。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各国的专家分别做了气候变化对本地遗产所造成的影响，列举了气候变化对遗产所造成的风险和危害。

“提高自然与文化联合的认知--能力建设

的作用”主题边会

2、可持续

可持续是一个颇具张力的话题。人们越发认识到，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大会上这个议题也贯穿始终。ICCROM专门为一本可持续发展的新著——《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管理的新方向》召开边会发布推介。该书由Peter Bille Larsen和William Logan两位教授主笔，收集了18篇相关文章，以四个章节呈现了自2015年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全面接受“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过程的思考和案例分析。ICCROM的Joseph King作为边会主持，再次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不能简单化约为“经济的可持续”，而是应该包含环境的、社会的、人的可持续。

另一个关于可持续的边会是由世界遗产中心主办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边会指出，拥有可持续旅游规划和管理，可以使遗产管理者有效掌控遗产旅游的路径，避免失序。但遗产的管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需要集体共同应对变化，需要探索有效的统筹和管理模式，需要发展共同的价值和责任……因此，为了更好指导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使其能积极主动、有预见性地管理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使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地良性发展，世界遗产中心于2014年发布了《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为了更好地让人了解该“工作手册”的使用效果，边会还介绍了中国、南非、芬兰等地可持续旅游的经验。

《世界遗产可持续旅游工作手册》

二

历史的反思——记忆遗址

在世界遗产的政治意义高度提升的今天，战争相关的遗产是否、如何成为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由于这类遗产往往具有较大争议性，如何在议题设置和解读方面占据话语权，无疑也成为缔约国谋求国际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今年早些时候，ICOMOS发布了《关于评估近代战争记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的讨论报告》，讨论与战争有关的遗产的申报标准与阐释方法。“报告”坦诚承认处理这类遗产时的困惑：“如果承认历史从来不是中立的，那么战争同样不是——有胜有败，对于与负面记忆有关的记述也会有所偏颇。难道要让《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给近代战争中胜利者歌功颂德以及展示胜利者视角的工具？”“报告”列举了目前在世界遗产名录和预备名录中的记忆遗址。截至目前，有三处近代战争记忆遗址入选世界遗产—— 1979年入选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1996年入选的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以及2010年入选的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本次大会专门有一项边会的主题便是记忆遗址，介绍了近年来咨询机构在这个话题上开展的研究和阶段性成果。

主会场内，这个议题也成为了委员国议论的焦点之一。比利时和法共同申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墓葬和纪念地（西线）”被建议推迟审议。申报的缔约国认为，这项遗产能够对在战斗中死亡的人进行共同记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埋葬和纪念场所，作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象征着和平与和解。但是，决议草案明确要求，在此类遗产申遗前，必须“全面反思是否以及如何处理与最近的冲突或其他负面的、造成不合或分裂的记忆相关的、可能与《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和范围相关的遗产问题。”决议结果为“推迟审议”，直到这个议题大家形成共识。

在讨论时，澳大利亚对于“推迟审议”提出异议，他们用了unhappy limbo（令人不悦的待定状态）这个词，形容推迟的决议给当事国——法国、比利时带来的心理层面影响。澳大利亚提出，应该将这个案例“退推迟申报”，即第三档，既能回应全面梳理这类遗产如何呈现历史的要求，又不必对这个项目造成一种不上不下的难堪状态。澳方的理由是，至少“推迟申报”也算是让这个议题进入到了世界遗产的视野，否则就是有摒弃不顾之感。不过，以挪威为代表的欧洲三国——挪威、匈牙利、西班牙，则力挺推迟审议的决定。最终，澳大利亚孤军奋战，最终放弃。

如果把视野放宽，会发现这一轮欧洲三国和澳大利亚的争论颇为值得玩味。作为一战战胜国，法国和比利时属于一战的同一阵营，且最终战胜，澳大利亚作为另一个战胜国英国的附属国，同法国、比利时应属同一阵营。战胜国力求将阵亡将士墓地列入遗产，而战败国如何在这项遗产的阐释中体现？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另一方，匈牙利在一战中属于奥匈帝国，是战败的一方，当然认为这项遗产的列入推迟是上策；挪威、西班牙是中立国，也认为在策略厘清之前，不宜过早对一项战争遗产的记忆下定论。这也就有了上面的分歧。

“记忆遗址与世界遗产”主题边会宣传页

三

小结：中国应充分介入议题设置与研究

一战是没有所谓正义或邪恶阵营的，双方皆是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开火，因此，对于这种遗产的纪念和记忆的解读，谨慎不失为一种上策。在尊重欧洲三国决定的同时，更要看到，战争的记忆已经成为了世界遗产这个政治战场争夺的对象，中国不应在这个战场上失语。如果单就这个项目而言，理想的态度是支持澳大利亚的建议，赞赏法国、比利时为这一巨大的系列跨国申报项目所做的协调和努力，并对这一项目表现出关注。毕竟，一战中也有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牺牲。涉及战争记忆的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它的社会意义，应该加强相关研究。

如果跳出这个项目，中国更应该在记忆遗址这个议题上发挥作用。比如七三一遗址，作为一项战争遗迹，其价值如何能够展示、传播给后世，世界遗产的平台至关重要。对于战争历史尤其是二战历史的解读，在世界遗产领域已经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片面阐释下，产生了一定的扭曲。这个时候，更应该积极参与到ICOMOS等机构正在进行的主题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

除了记忆遗址之外，中国也应该在上面提到的文化-自然结合、可持续等议题上深度介入。在世界遗产平台上，获取地位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政治操作，以委员国的角色和权利，团结更多委员国，在大会上博取支持和话语权。但这种政治操作可持续性不可预估，可能随着卸任委员国或是其他委员国的变动而变化。另一种是认真夯实专业基础，在重要的概念、议题、理念上始终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成为世界遗产理论和话语领域的领袖。比如日本在“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上的推动和独特贡献，使其成为在遗产领域掌握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之一，在业务层面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我们相信，掌握概念，引领理念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缺席。中国理应介入重要的专业议题，以更专业的姿态和实力，去竞争世界遗产的话语平台。

3

世界遗产的未来

在前文中，我们回顾了本次遗产大会上呈现出的总体面貌：在巨大的成功光环笼罩下，世界遗产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是否动摇了世界遗产的根基？应对这些挑战，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咨询机构和所有从业者，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世界遗产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提出几个关键词：初心、形象、变革。

一

重新认识世界遗产的“初心”

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保护利用好自己的遗产，世界遗产最初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项事业之所以能够为人所认可和尊崇，最大的魅力便是其跨越了国界和文明，将全球的力量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初心”的精神指引下，世界遗产不应成为国家竞争甚至冲突的对象，更不应成为某些国家拒绝国际援助和介入的理由。

缔约国的初心：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国家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意味着未来对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对本国负责，更要对全人类负责。更多的遗产，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控制每年增加的遗产数量，将更多关注力聚焦在保护本身，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些年做出的一个正确决策，也是未来多年内应该遵循的原则。

咨询机构的初心：尊重专业，是世界遗产得以立身的根本。这项事业最初是由专业人士提议、践行并且促成的。我们不反对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大会上根据制度设计行使自身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如果失去了对专业的基本敬畏，那么这个体系沦为政治工具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在政治和专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未来世界遗产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

重新审视世界遗产与国家形象的关系

世界遗产关乎国家形象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数量越多形象越好。近几届世界遗产大会有一个现象：广受赞誉的项目，不是通过做委员国工作得以列入的项目，而是承认自身在遗产研究和保护管理方面的不足，自觉回撤申报，甚至是在获咨询机构认可后自己主动要求暂缓列入的项目。可见，从客观上讲，各国对于公约精神的理解是到位的，因为这本身并无难度，但在事关本国项目和利益时，采取何种行径则又另当别论了。

本届大会上，捷克的项目扎泰茨—啤酒花镇在获得ICOMOS推迟列入的评价后，在大会上表态，将尊重咨询机构的意见，认真吸取建议，完善申报材料，以期待今后以更高的水平列入。捷克的表态获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而本次大会的东道主巴林的——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在2011年的大会上也曾做此表率，当时在埃及等国建议列入的情况下，巴林主动表示该项目尚未达到列入标准，需要提交补充材料，赢得了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上述做法都大大提升了缔约国的国家形象。2016年的大会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加拿大的混合遗产Pimachiowin Aki，在被IUCN和ICOMOS共同推荐列入的情况下，加拿大认为该项目还没有获得当地原住民社区的全面支持，要求推迟列入。两年来，通过不断沟通，当地的原著族群作为共同管理这项遗产的相关者，对于遗产的价值和保护达成了共识，遗产的管理也由政府和当地人共同参与。在解决了上述事项之后，今年大会上该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并由原住民代表上台致辞，博得国际遗产领域的一致赞赏，令现场传递出难得的强烈正能量。

巴林世界遗产---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

不过，主动退出带来的并非全部是正面的形象。这次大会的项目罗马尼亚的罗西亚蒙大拿矿业景观项目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作为欧洲储量最大的金矿，也是重要的遗产地，ICOMOS评估该项目正面临遭到大规模开采而被破坏的危险，强烈建议以列入世界遗产的方式加以保护。但是，因为已经有矿业公司和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对该矿进行开采，如果列入遗产，则会因需要保护的原因导致该开采项目不得不终止，矿业公司将政府告上了国际法庭，政府则为了避免高额赔偿，要求将原本推荐为列入的罗西亚蒙大拿改为补报材料（referral）。委员会再一次“尊重”了缔约国的意愿。

诚然，更多遗产的列入，能够表现出国家的实力。而有时候，主动退一步，反而更加彰显文化自信。真正决定国家形象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在世界遗产事务上，对议题的领导力，对保护技术方法的持续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渗透力。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老牌欧美国家（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对于新的议题和理念的探讨保证了其行业引领的地位；北欧诸国（挪威、瑞士等）素来以坚持专业、客观的刚正形象立足；日本在非遗概念传播上的领导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全面影响，更是成为了东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与之相比，中国的世界遗产国际形象是什么？申遗成功率固然是一方面，但还远远不够。

三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变革

世界遗产体系最大的挑战是公信力的下降。更多的遗产，更大的分歧，更复杂的环境，使得曾经风光无限的世界遗产遭受了重大的挑战。正如上文所言，这种挑战其实源于世界遗产自身制度的设计——在专业和政治间寻求平衡。那么，面对挑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塑造这个体系，让专业咨询机构的评价过程与缔约国的诉求更有效的结合？让两者之间更顺畅的沟通？是否应该引入更多的咨询机构？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变革？

第一，应该接受世界遗产“政治化”的现实。世界遗产最大的基础，是其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跨国政府间组织的角色。这是不可更改的现实。而只要其存在于这一组织旗下一天，它必然摆脱不了国际政治的影响。因此，与其哀叹世界遗产成为政治工具，不如正视这一现状。

但是，政治化不等于必须搞平衡，应重新审视“全球战略”的得失和必要性。1994年“全球战略”实施以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遗产分布格局。限制申报数量的做法，也没有限制住遗产大国申报更多的遗产项目。况且，世界遗产名录的公信力，随着为了搞平衡而放水一些并不符合标准的遗产的增多，会遭到更多质疑。

第二，引入更多咨询机构并不现实。此次大会上“诟病”咨询机构评估不专业的声音，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ICOMOS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了恪守专业性和中立非政治的形象，从不从缔约国获得经费，其评估世界遗产项目的经费来源是世界遗产中心。设想如果引入更多咨询机构进行竞争，经费渠道必然依旧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会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财政出现更多负担。而如果新的咨询机构获得缔约国的经费，那整个评估系统多年来建立的公正性则会迅速崩塌。

同时，泛泛而谈的“加强沟通”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缔约国如果追求的只是于其有利的结果，在角色和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专业机构与前者再多的所谓沟通也毫无意义。因此，相比加强沟通，专业咨询机构更应该做的，反倒是更加坚守其专业性和客观性的精神，不为缔约国所影响。

第三，要变革。要对咨询机构的评估流程进行变革。考虑到委员国对专业机构评估机制的不信任，或可改进评估流程，使其更公开。比如公布每一个遗产项目审议环节的关键信息，或在讨论后采用匿名投票并公布投票结果等。更要对委员会进行改革。或可以对咨询机构建议的修正施行更严格规范，甚至一票否决制；或给予观察国或世界遗产中心更多权力，以制衡委员会。

我们不应抗拒变革。当我们回顾世界遗产的进程，会发现除了这个制度及最核心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概念之外，今天我们所常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真实性、完整性、缓冲区、遗产监测都是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而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也是随着认识的扩展而提出的概念。因此，世界遗产体系自始至今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体系。它总是在需要调整的时候，找到应对的方向，并因此不断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世界遗产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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