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以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规模最大，对中国古代历史影响最深。应将大运河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其意义和价值。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西部与中亚之间有大面积戈壁沙漠，东部和南部是大海，华夏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到秦汉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其空间的发展是从中原向四周的扩展。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其北部和东北部，一直是中华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关键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西向东，经济上是向东南方向发展，政治上是向东北方向发展。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鼎盛时代，在国家空间格局的变化上，突出反映了上述规律。

　　从经济方面来看，汉代以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地区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得到迅速发展，致使江南一代被当时的学者誉为“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北魏孝文帝曾经设想开凿沟通从洛阳到东南地区的运河，由于当时国家战乱而难以付诸实施。隋唐时代，江南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用更为突出，所谓当时“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国家的财政是“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隋炀帝杨广在当皇帝之前，曾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开皇八年（588）他又作为行军元帅统兵伐陈。杨广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很了解，登基之后即开始了从洛阳到江南的大运河建设工程。

　　从政治、军事方面来看，由三国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分裂时期走向统一的隋王朝，面临着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任务。隋王朝的建立不等于国家统一的全面完成。杨广平陈之后一年，江南豪强汪文进就发动叛乱。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经济控制，应该是隋炀帝开凿东南方向大运河的重要原因。为了使中央政府行政权力运作得以正常进行，推动国家东北部地区的发展与进一步融入，东南部经济迅速崛起，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向东南部与东北部发展，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成为中古时代中国历史发展需要的必然。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支，一为连接京师长安和洛阳至东北地区的“永济渠”，一为隋唐两京沟通东南部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隋唐时代是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割据的统一帝国时代，相对长期处于割据的“南朝”政治势力来说，防止其分裂、巩固国家的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头等要务。隋唐大运河东南一支的兴建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继之，国家疆域的恢复（汉代已于东北地区设置了“乐浪四郡”）与发展，又是这个伟大历史时代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开凿的主要原因。其实，早在东汉晚期，曹操就已开始开凿华北地区的运河，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征讨乌桓、统一北方。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于大业四年（608）征调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第二年建成了从洛阳至涿郡的大运河，大业六年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大业七年隋炀帝通过永济渠，亲临涿郡临朔宫，征集二百万军队，集结于涿郡，随后连续三年发动了“征辽东”的战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三驾辽泽”。这里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主要目的。永济渠的开凿与使用，使幽州成为唐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唐代晚期的安禄山、史思明正是以幽州为大本营左右时局，相继称帝，并将幽州更名为“大都”、“燕京”，奠定了唐宋以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基础。宋代后期的辽金政治势力走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辽金政权的“基地”在内蒙古东北部与东北地区，其为控制中国华北地区，只能南下，建立以北京地区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而北京作为辽金王朝的首都，其重要条件是“可进”、“可退”。隋唐大运河成就了辽金王朝的统治，开启了将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推向古代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大门。

　　经过辽金王朝的过渡，元、明、清相继建都北京，北京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隋唐大运河东北一支——永济渠为北京这一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保障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地位。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通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河连接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南的淮阳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相连接，形成了北京与杭州间的“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把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连接在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全面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由此可见，中国大运河之于中国历史“功莫大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