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上）
摘要: 文章出处：考古汇 作者：葛承雍
狩猎是古代人类一种由生存谋食演变到武艺操练、体育娱乐的活动方式，具有娱乐刺激和军事演兵的双重性质。商周以来各个王朝的君王都有“游猎”“畋猎”的爱好。唐代狩猎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狂热，在两京畿辅地区，王公贵族、朝臣百官的狩猎与民间猎户的谋生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高尚勇敢的行为，刘商《观猎》诗曰：“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 ...
文章出处：考古汇 作者：葛承雍
狩猎是古代人类一种由生存谋食演变到武艺操练、体育娱乐的活动方式，具有娱乐刺激和军事演兵的双重性质。商周以来各个王朝的君王都有“游猎”“畋猎”的爱好。唐代狩猎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狂热，在两京畿辅地区，王公贵族、朝臣百官的狩猎与民间猎户的谋生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高尚勇敢的行为，刘商《观猎》诗曰：“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狩猎不仅可以选拔和锻炼英勇善战的武士，而且能够培养游牧人后代所具有的沉着勇敢、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并不是北朝以来鲜卑人的发明，游牧民族都有这样规则。帝王贵族秋狝冬狩已成为“驰骋之乐”，射隼追兽则为“四季之娱”，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畋猎练兵方式，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狩猎刺激性的一面，是当时追求豪华生活中的一种休闲享乐方式。
唐人狂热的狩猎是一项大型的群体活动，有一种集体收获的荣誉感和骄傲感，“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留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需要注意的是擅长助猎的胡人频频出现，他们作为扈从跟随着主人，而且携带着猎豹、猞猁、鹰鹞等活跃于猎场上。考古出土的唐代狩猎俑以纪实性的雕塑反映了当时的狩猎之风，其中胡人形象栩栩如生、姿态传神，非常引人注目。本文试用三部分典型出土文物分析胡人的身份与作用。
一
唐初中原地区深受突厥等草原民族影响，包括狩猎等野外生活习俗。唐初王公贵族中间盛行着炽烈的狩猎之风。唐太宗李世民“少好弓矢”，擅长骑射，封秦王后经常“猎于九嵏”、“游畋仲山”、“猎于清水谷”，贞观五年（631）太宗打猎于长安西南郊昆明池，规模盛大，“蕃夷君长咸从”，有些周边民族首领率部行程万里主动前来参加狩猎，通过狩猎合围表示服从配合。唐太宗对随行的高昌国王麴文泰标榜“大丈夫在世”有三件乐事，其二便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射猛兽于洛阳苑，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射中四豕，有一雄野猪冲至马镫下，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颇为自豪地表示格斗猛兽无所畏惧。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正如太宗在自己《出猎》诗中说的：“琱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太子李承乾甚至喜爱苑内娱猎、骑射游畋而厌书废学。齐王李元吉非常喜爱鹰狗狩猎，出行常载捕兽大网三十车，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图一〕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唐代帝王贵族的狩猎，既有规模庞大的正规“畋猎”，又有小股灵活的随意打猎，仲冬季节举行的田猎还被纳入国家五礼之一的军礼之中，从《唐开元礼》《新唐书・礼仪志》记载可知，当时田猎的出征准备、狩猎实施、获猎分配、聚会赏赐等，均有一套复杂的程序。狩猎时，要求人们要懂得骑术（奔跑追逐）、箭术（硬弓射猎）、刀术（劈杀砍击）、武术（徒手搏击），以及与猛兽较量时所采取的隐蔽布阵等战略战术。从一天到五天以上，进行个人武艺与集体竞技的配合发挥，鹿哨诱敌，策马布围、搜山爬树、人墙围猎、突杀困兽等等，号角声、马蹄声、射箭声、呐喊声混合一起，震撼山野。
〔图二〕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唐代每次行围狩猎人数都在几百或千人以上，行围、合围时组织严密，各队人马从五六十里以外就开始包围獐、鹿、狼等野兽动物，以后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到达狩猎主人的行营，侍从围歼中依次追射哄撵野兽，由主人亲自向围中猎物发箭，以便满足主人的狩猎兴趣。唐玄宗《校猎》诗就说“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杜甫《冬狩行》描写狩猎“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如果包围的野兽过多或者挣扎逃脱猎物太多，则不再追赶，以备下次围猎。
〔图三〕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唐代狩猎大多在秋冬举行，因为秋冬季节飞禽走兽往往膘肥体壮，野外又木凋草枯，便于追寻猎物。龙朔元年（661）秋唐高宗于陆浑县亲自射矢，布围、促围、合围后猎获四鹿及雉兔数十只。当时禁军卫队在围猎时的大规模出动被认为是练兵的重要途径，能综合训练士兵的体能耐力、胆略战术、抓捕技巧，甚至进行“举火夜猎”。唐玄宗年轻时博猎走马、擎鹰携犬，登基后又将狩猎作为“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屡次渭滨狩猎，并以精通“呼鹰逐兔为乐”的姚崇作为“猎师”与他一道偕马臂鹰。但是讲武阅兵与狩猎合作劳费很大，供承猎事要治道修桥、整治猎车等，动辄费用数万，何况动用兵器也造成一些负作用，所以大历十二年（777）十月诏令：“禁京畿持兵器捕猎。”
〔图四〕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在上层王公贵族引领下，京城权贵富家子弟常常以“侠少”面貌驰骋于猎场，有些还作为“长杨羽猎”或“殿前射生”加入禁军，陪猎达官贵人。张籍“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不仅“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而且以“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为荣耀。公子哥们“锦衣鲜华手擎鹰”，朝野市井狩猎声势很盛。这也给当时艺术家记录畋猎出行活动留下了丰富的内容，驾鹰呼犬、骑从簇拥、人马喧闹的场景再现于墓道壁画和陪葬陶俑之中。
〔图五〕 懿德太子墓驯鹰壁画
〔图六〕 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驯豹图
〔图七〕 懿德太子墓架鹰逗犬出猎图
1961年乾陵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狩猎俑，与1971年章怀太子墓中的狩猎出行图壁画〔图一至图四〕、1971年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驾鹰驯犬图和牵豹行走图〔图五至图七〕，1973年李寿墓狩猎合围图〔图八〕，以及1953年唐代薛氏墓出土牵猎犬图〔图九〕，交相辉映，给我们留下了一幅长风万里、天高气爽、草浅畜肥的想象空间。“君夸鹰眼疾，我悯兔心忙。岂动骚人兴，惟增猎客狂”。虽然我们看不到画匠描绘的围猎、网捕、索套、烟熏、火攻等多种狩猎方式，但是狩猎的大型场面已经历历在目，狩猎者伏背勒缰驰骋原野，饲禽者臂上驾托鹰隼，驯犬者怀抱细腰猎狗，驯豹者骏马后臀锦毯上卧踞猎豹，一一映入人们眼帘。
〔图八〕 陕西三原李寿墓道狩猎壁画合围野猪图 （局部）
〔图九〕 陕西咸阳底张湾唐代薛氏墓牵猎犬 （局部）
如果说墓道狩猎壁画中胡人形象十分鲜明，那么出土的胡人狩猎俑立体形象更是栩栩如生，较之平面壁画要生动得多：
〔图十〕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
1.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图十〕，永泰公主墓出土。犬蹲在马臀部圆垫上，这种犬可能就是知名的“波斯犬”，又称“细狗”，在狩猎时非常凶猛，速度极快，也是西域各国为迎合唐朝贵族王公等狩猎的需要，向唐朝贡献的主要礼品之一。
〔图十一〕永泰公主墓出土胡人骑马带猎豹俑
2.胡人骑马携豹狩猎俑〔图十一〕，永泰公主墓出土。猎豹跃扑在马后臀上，粗眉虬髯胡人正侧身回头断喝。这种猎豹主要用来猎取麂鹿、羚羊、野猪等，猎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驯化和训练，这是以波斯为代表的西亚人的专长。唐人虽然也把豹子作为勇敢的象征，将“骁骑”改为“豹骑”、“威卫”变为“豹韬卫”，但驯服用来狩猎的豹子还是要依靠外来的贡品。谢弗认为，唐代“文献中有关猎豹的记载非常少见，这说明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于宫廷，而且使用的时间必定也非常短暂”。猎豹比金钱豹之类要小，它在狩猎时不是直接追击猎物，而是左右奔驰跑“之”字形路，麂兔类很难逃出猎豹追捕。
〔图十二〕 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陶胡人骑马狩猎俑
3.胡人骑马狩猎载物俑〔图十二〕，永泰公主墓出土。胡人梳辫发盘于头顶，浓眉高鼻，络缌短须，马鞍后携带有大雁、野兔等物，应是猎后收获。马头额顶上竖立的鬃毛整齐美观，表明这是贵族家使用的马匹，也说明了狩猎者的身份与地位。
〔图十三〕 章怀太子墓出土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图十四〕 章怀太子墓出土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图十五〕永泰公主墓出土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4.胡人骑马携带猞猁俑〔图十三至图十五〕，两件俑均为章怀太子墓出土。一个胡人梳长粗辫盘发脑后，身着翻领胡服，马鞍后带有裹卷毡毯，上立一只似猞猁的动物，表现的是正准备出行的瞬间，另一个腰系干粮袋，以备狩猎中使用。猞猁狲（大山猫）比一般家猫要大，狩猎时与猎狗一样，很快就能抓住奔跑的猎物。
〔图十六〕 郑仁泰墓出土彩绘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
〔图十七〕 郑仁泰墓出土彩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
5.胡人骑马吹口哨俑〔图十六、十七〕，昭陵郑仁泰墓出土。这个胡人狩猎者似乎是一个驯鹰师，他在吹口哨呼叫猎禽回归，也有可能是唤回侦察引诱其他小动物的鹞子。唐人捕捉训练猎鹰的技艺很高。人们或者在幼鹰移栖时，使用猎网捕捉幼鹰；或者直接将尚未离巢的雏鹰从它们的巢中捉来。不管是幼鹰还是雏鹰，都要被装上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做成的尾铃，而鹞子则佩戴着刺绣的项圈，所以猎禽都配以皮革、青丝的脚带以及鹰笼。驯鹰讲究食之半饱，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即可“擒狡兔于平原，截鹄鸾于河渚”了。此外，胡人的一双胳膊都绷有护臂，而不是薛逢《侠少年》中说的“绿眼胡鹰踏锦韝，五花马白貂裘”，这说明所驯之物应是比金雕、苍鹰、鹘、隼要小的鹞子之类，可以捕捉鹌鹑、鸟雀等。
〔图十八〕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射猎俑
〔图十九〕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射猎俑
〔图二十〕 懿德太子墓出土彩绘胡人骑马射猎俑
6.骑马射猎飞禽俑〔图十八至二十〕，懿德太子墓出土。这个射猎人面相不像胡人，但他满弓搭箭，扣在弦上，颇似唐代诗人薛逢赞美的“金鞍俯鞚尘开处，银镝离弦中处声”；或是张祜企羡的“黄云断塞寻鹰去，白草连天射雁归”；崔颢曾描写骑马射猎：“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廻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图二十一〕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架鹞子狩猎俑
〔图二十二〕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架鹞子狩猎俑
7.骑马手臂擎鹰俑〔图二十一、二十二〕，懿德太子墓出土。随从者身着胡服，双手擎起鹰隼，如果说养鹰猎兔非常痛快，但训练野性幼鹰的“熬鹰”过程则往往比较费事‹2›，尽管狩猎者雕塑无法细刻出鹰帽、爪套及爪链，但鹰隼环视四周、跃跃欲试的形象已经表现出来。徐夤《鹰》：“害物伤生性岂驯，且宜笼罩待知人；惟擒燕雀啖腥血，却笑鸾皇啄翠筠；狡兔穴多非尔识，鸣鸠脰短罚君身；豪门不读诗书者，走马平原放玩频。”诗中“笼罩”指为猎隼戴上眼罩和头罩，防止猛禽受惊，但陶俑和壁画一般都不表现。
《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608）九月“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为什么要征集这么多“鹰师”到京城，史无详载，估计与大规模狩猎有关。当时隋炀帝将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骠骑将军改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改为鹰击郎将，极力提倡鹰鹖奋扬形象，并连续四处巡游，北筑长城，西击吐谷浑，车驾进入晋北、燕北浩浩荡荡，以此震慑北方突厥民族。
《魏书》记载，北魏中央机构设置专职狩猎官职“游猎曹”（羽猎曹）和“鹰师曹”。从敦煌文献看，沙州归义军政权下也设有鹰使，负责养鹰狩猎及贡鹰事务‹2›。《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却贡献》条载，长兴二年（931）九月辛亥勅：“近日诸色人不禀诏条，频献鹰隼。……其五方见在鹰隼之类，并宜就山林解放，诸色人等并不得辄将进献。”可见地方多为贡献鹰隼而专门设有鹰使。此外，中原地区有不少猎户号称“猎郎”，弓马娴熟供奉官府，秋冬之季捕禽捉兽，有时没有官衙命令不得归农耕田。张读《宣室志》卷八曰：“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署为衙门将。曾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但是汉人猎户往往是挖设陷阱捕捉野兽，与胡人骑马狩猎方式大不相同，而且是父子狩猎代代相传，唐代“五坊色役户”就是这一类特殊专业人户，社会身份与地位不高，但仰仗朝廷官府不负其他徭役。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