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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瓦克佛寺雕塑综考
2019年
第06期
张健波
博士，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丝绸之路造型艺术。
两晋时期是西域佛教美术发展的兴盛期，塔里木盆地佛经翻译与本土化造型艺术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受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大夏—巴克特里亚画派与犍陀罗造像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传播所致。这一时期，阐释佛教思想与仪轨的视觉样式，全面包含在禅修石窟、寺院、佛塔等建筑、佛陀形象以及因缘故事的种种譬喻之中，从而完成了佛教艺术的体系化建构。
热瓦克（Rawak）佛寺遗址位于和田洛浦县西北约50公里的沙漠中，是一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建筑遗址，总面积2242.25平方米，地理坐标为东经80°9′49.62＂，北纬37°20′44.58＂，海拔1290米。寺院建筑遗迹平面呈方形，院墙以土坯砌筑，长、宽各为49米，残高3米，南墙中部为寺院大门。佛塔用土坯砌筑而成，平面呈十字形，塔基分为四级，平面呈方形，塔身为覆钵形，底端直径9.6米，残高3.6米（图1）。院墙内外两侧塑有佛、菩萨像、比丘像、供养人像、影塑、浮雕饰件及少量绘有装饰图案的壁画，泥塑佛像靠贴于院墙内外壁，佛塔周边散布有五铢钱及红、灰陶残片。
图1 热瓦克佛寺平面图及佛塔剖面图
斯坦因（M.A.Stein）于1901年在热瓦克佛塔塔基的灰泥檐口处发掘出大量五铢钱。五铢钱流通于两汉时期，东汉（25—220年）发行的钱币在于阗延续至4世纪末，而汉佉二体钱在热瓦克遗址没有出现，热瓦克佛寺的兴废年代应在1—7世纪之间。一个笼统的断代，结合雕绘风格、建筑布局等综合性因素进行考虑，“热瓦克佛寺中心为露天大塔，塔基方形，四面修出阶道，圆柱形塔身中心有舍利室，塔周围环绕双层围墙形成回廊，内墙的内外都装饰塑像和壁画，从佛像看来与楼兰第三期佛寺的始建年代接近，在4世纪左右”。热瓦克佛塔建筑形制与于阗东部的阿克铁热克（Ak-Terek）佛寺相似，回廊塑像、壁画的艺术风格相仿，应属于相同年代的佛教建筑。
一
热瓦克佛寺建筑形制
热瓦克佛寺是典型的回字形佛寺，其建筑形制以佛塔为中心向外使用双重围墙形成回廊，也称作“中央塔殿、塔院”式构造样式。随着崇拜中心由佛塔逐渐转向佛像，佛寺的布局构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佛寺建筑是佛教思想、教义、仪轨的物化体现，其构成有着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作用。回字形佛寺的建筑形制在印度和犍陀罗寺院中没有出现，它可能是受到中亚祅教祠堂的影响，祆教圣火就是保存在封闭圣殿中的。至7—8世纪，回字形佛寺逐渐成为中亚寺院的主要形式。建筑形式由功能决定，在“中央塔殿、塔院”式建筑中，佛塔是早期佛教崇拜的中心，围绕佛塔向右绕行是礼拜的重要仪式。为了便于信徒进行向右绕行礼拜，佛寺中需单独辟出用于绕行的空间——礼拜道（Pradakshina）。 回廊是礼拜道的起源样式，据德国伊朗学家施普曼（Klaus Schippmann）研究，中亚在贵霜时期就已出现平面为方形的佛寺，在借鉴火祅教的围廊形式构筑礼拜道的基础上，与佛教中特有的“向右绕行”的礼拜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回字形佛寺”的形制，这一历史过程最早是在大夏完成的。位于阿姆河北岸的铁尔梅兹（Termez），贵霜时期佛教兴盛，城内已建有阿伊尔塔姆（Airtam）、达尔维津·特佩（Dalverzin-Tepe）和卡拉·特佩（Kara-Tepe）三座回字形佛寺。《大唐西域记·怛密国》记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窣堵波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根据崇拜对象的不同，国内学者将新疆的回字形佛寺分为两种类型，即以佛塔为崇拜对象和以佛像为崇拜对象，前者又可分为“露塔式”和“堂塔式”两种，热瓦克佛寺即是典型的“露塔式”布局。
玄奘《大唐西域记·犍陀罗国》记载贵霜迦腻色迦王在首都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所建著名的“雀离浮图”（也称迦腻色迦大塔），就是由中心大佛塔与周围小佛塔、小佛像组成，“时有人见像出夜行，旋绕大窣堵波……佛像庄严，务穷工思，殊香异音，时有闻听，灵仙圣贤，或见旋绕。”由此可知，迦腻色迦大塔也是一处典型的回字形塔院。
热瓦克寺院外围曾有一道厚约1.05米的结实土坯墙，它的方形院落与塔基被沙丘覆盖，其围墙内外两面都装饰有巨大的灰泥塑像，使得这一方形佛寺与犍陀罗佛寺的礼拜堂很相似。热瓦克佛塔基座为传统的三层布局，基座每一面都突出并修建有阶梯，这些突出结构使基座平面图像一个对称的十字。佛塔之上营造佛像的方式起源于印度，巴尔胡特（Bharhut）和桑奇（Sanchi）大塔与热瓦克佛塔均被称为“覆钵式”佛塔。佛塔主体建筑呈巨大的半圆形，其上有相轮、伞盖等构件。关于早期覆钵塔的形状，小乘律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八中记载：
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著相轮，其轮重数，或一、二、三、四，及其十三，次安宝瓶。
随着造像模式的完善，佛陀形象逐渐由人格化佛塔过渡为神祇图像，这一变化标志着现实的佛陀向神化的佛陀转变。佛像在印度西北创造出来后，逐渐取代佛塔成为人们崇拜的中心，这一转变与佛教传入新疆的时期大致重合。热瓦克佛寺以露天大塔为佛寺中心，台基方形，双层且四面修出阶道，塔身正中部位留出盛放供奉物的空间。佛塔周围环绕双层围墙形成回廊，现仅存内墙和外墙的西南角，内墙内外都装饰塑像和壁画，供礼拜者观照膜拜。回廊中塑像、壁画的艺术风格明显归属于3—4世纪。有学者指出，在现存的回字形塔院佛寺中，热瓦克佛寺与塔克西拉的巴玛拉（Bhamala）佛寺最为接近，巴玛拉佛塔坐落在一圈小佛塔和塑像佛堂中间，基座方形，四面都修出台阶，塔身中心也供奉有钱币，年代在4—5世纪。需要指出的是，巴玛拉佛塔与周围小型建筑之间的空间并不规整，说明当地信徒已不再重视礼拜道的意义，而塑像佛堂则更加证明了礼拜对象已经转变为佛像。热瓦克佛塔外围回廊规整并且装饰塑像和壁画，说明对当时于阗信众来说，绕佛塔右旋礼拜仍是十分重要的仪式。
法显在《佛国记》中曾记载于阗国的“行像”仪式：“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玥，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以金银雕莹，悬于虚空。”于阗丰乐殷盛，以法乐相娱的情景由此可见。对于城西另一座叫做王新寺的伽蓝，法显在《佛国记》中也有描述：“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在法显西行经过塔里木盆地的4世纪初，西域佛教正处在从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的转变之中，佛塔崇拜与佛像崇拜并存。热瓦克佛寺的营造法式，空间结构及其塔、像并重的布局，是反映这一转变过程的实例。
二
热瓦克佛寺的雕塑
（一）列龛立像形式
热瓦克佛寺的立佛雕像受到了犍陀罗造像的影响，但这种龛下立佛形象的来源则是大夏艺术，最早见于著名的阿富汗毗摩兰（Bimaran）金舍利盒。（图2）其表面装饰几个横向列龛，龛下为佛陀、梵天、帝释天和供养人像，由于同时出土有塞种阿泽斯二世的钱币，因此其年代约为1世纪。在这件以黄金铸造的浮雕式样的舍利盒上，一系列人物被安置在一条连拱廊内，展翅的鹰隼填补了各支提窗形拱顶之间的三角形空间，镶嵌的红宝石和玫瑰花装饰，则交错于舍利盒顶缘和底缘。金舍利盒这种倒U形尖拱的造型，以及许多尖拱连成一体形成列龛立佛像的样式，是犍陀罗地区佛塔和寺院墙壁上成排拱门的营造原型，也为热瓦克浮雕立佛像的佛龛原状提供了有力证据。在西方古典艺术中，这种成排拱门是雕刻艺术的背景，能很好地渲染主题，这应当是从1—2世纪的罗马石雕中移植而来的题材。
图2 毗摩兰金舍利盒列龛立佛像
图3 西亚帕提亚时期柱头浮雕上的王族立像
毗摩兰金舍利盒表面的佛像被认为是最早的佛像之一，佛陀右手施无畏印，双脚开立，与热瓦克佛塔下方的立佛姿势十分相似。据考证，施无畏印这一姿势可上溯到西亚艺术，在西亚和地中海世界，举右手自古以来就表示向神发誓立约，以及忠诚、权利、勇气、武功和友情等，专门用于君王和贵族的雕像。如伊朗南部帕提尼沙赫（Bard-i Nechandeh）遗址发现的一件帕提亚时期的柱头，表面浮雕了一尊王族立像，就采用右手上举的姿势。（图3）佛教的施无畏印也是由此而来。大夏艺术受到了希腊和波斯两种艺术传统影响，施无畏印的立佛可能即大夏艺术将波斯艺术中右手上举这一手姿用于表现佛像而创造出来的。同样，伊朗塔齐布斯坦（Tāq-i Bustān）的一座著名雕像，纪念的是一位马背上的统治者，他被天使环绕，头上有一个光环，人物手势造型则是佛教的说法印，这一姿势也为其他宗教艺术所推崇。该浮雕的年代为3世纪波斯萨珊时期，能够印证西亚与佛教造像之间的文脉关系。佛像自1世纪前后由贵霜王朝创制出来，融合希腊、波斯与中亚艺术元素，形成独特的造型样式，这在早期佛教造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佛陀立像的施无畏印来源于印度达罗毗荼的土著样式，然而这种观点还缺乏考古学的确凿证据和年代学准确判断的支撑。
秣菟罗（Mathura）与犍陀罗（Gandhara）佛像手势方面的主要区别就是施无畏印和禅定印，秣菟罗佛像通常为施无畏印，禅定印源自印度耆那雕刻，同时也是犍陀罗佛像的一大特征，而且秣菟罗造像习惯使用狮子座，犍陀罗则几乎全为方墩座。热瓦克佛像的姿势除施无畏印外就是“与愿印”（Varamudrā），二者的区别在于掌心向内还是向外。热瓦克佛寺中的立佛塑像右前臂挽着多褶的垂衣，姿势明显是施无畏印，特别是东南墙内壁上许多真人大小的浮雕像，从双足到弯曲的肘部高度为1.58米，肘与腕高度一致，双足立于扁平状的半圆形灰泥基座上，边缘有莲花瓣形的浅浮雕痕迹。（图4）热瓦克佛寺列龛立像的形式与贝格拉姆（Begram）古城出土的一件浮雕十分相似，该浮雕内容为佛陀与二弟子、二供养人群像。浮雕中人物站立于横卷式结构的佛龛之中，双脚开立，佛陀与二弟子右手施无畏印，二供养人右手持物手势上扬，与施无畏印动作完全一致，人物服饰的下摆及衣纹、褶襞的造型样式与热瓦克佛寺的佛像雕塑如出一辙。
图4 热瓦克佛寺东南墙内壁和外壁的浮雕
贝格拉姆位于古尔班德（Ghurband）河与潘杰希尔（Panjshir）河的交汇处，作为连接白沙瓦的重要通道，这一地带分布着犍陀罗、苏尔赫—科塔尔（Surkh-Kotal）和大夏王都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巴尔赫）等重要遗址。法国考古学家哈京（J. Hachin）率队考察后认为，贝格拉姆为叠压三期的建筑，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后半叶，分为大夏、贵霜和萨珊、小贵霜时期，该城即为贵霜王迦腻色迦的夏都。玄奘取经途经此地，称其为迦毕试国，《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迦毕试国，三陲黑岭，异方奇货多聚此国，文字大同睹货逻国，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蓝，崇高弘敞，广博严净。”贝格拉姆所出土列龛立像浮雕的年代为2世纪（图5），热瓦克佛寺列于露天壁龛中的立佛像当是由中亚河中地区传入。
图5 贝格拉姆出土的列龛立像式浮雕
在佛教造像中，早期犍陀罗艺术主要是石雕作品，3世纪中叶灰泥雕塑佛像兴起，最早在阿富汗出现，4—5世纪逐渐从印度河西岸的塔克西拉（Taxila）延伸到阿姆河西岸。艺术史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材质上的区别，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和哈京将这一较晚出现的泥塑艺术称为“印度—阿富汗流派。”，犍陀罗地区的泥塑佛像为塔里木盆地泥塑佛像的研究提供了模本，有学者认为泥塑佛像主要存在于第III、IV期佛寺中，第III期佛寺中的泥塑佛像依附于佛塔，包括佛塔四面装饰的列龛立像和真人大小的单体塑像；第IV期佛寺中泥塑佛像成为佛寺崇拜的中心，除了列龛立像和真人大小的塑像外，还出现了巨型佛像（Monumental image）。热瓦克佛塔底部为多层方形的塔基，这种塔基在西域地区十分常见，犍陀罗地区这种多层塔基的佛塔从3世纪已经开始流行，佛塔表面所装饰的大量灰泥塑佛像是4世纪之后增加的。
真人大小的单体塑像自3世纪始兴起于犍陀罗，最早在阿富汗哈达（Hadda）地区出现，这里的泥塑佛像有佛、菩萨、天人、魔鬼、世俗人像等，种类十分丰富。 3世纪末期，这种真人大小的佛像传入丝路南道的于阗、疏勒等地，伯希和（Paul Pellio）曾在图木舒克的佛寺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泥塑立佛、坐佛像和飞天、天女、力士等塑像，以及僧人、妇女头像等世俗人物的泥塑形象，这些塑像大部分收藏于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图6）至4世纪，真人大小的佛像传入热瓦克佛寺。（图7）
图6 集美博物馆藏哈达出土泥塑佛像
图7 哈达佛塔（上）与热瓦克（下）佛塔的列龛立佛像
热瓦克寺院围墙两面装饰有一排排超过真人大小的灰泥浮雕像，这些大型浮雕都是佛或菩萨，它们依照对称布局的法则分成许多组，在相隔一定间距的巨型泥塑佛像之间，有着众多较小的天神和使者像。这说明楼兰地区第III、IV期佛教造像中出现的“列龛立像和真人大小的单体塑像”，同样出现在塔里木盆地南端于阗地区的造像中，其年代应在4—5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