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大批胡人入居中原，被称作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女真、高丽、拂林人等。终元一世，时疫伴其始终，成为蒙古统治者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因而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随着大批色目人进入内地地区，精通医学的色目人备受尊崇，尤其是回回医学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将阿拉伯医学中抗击疫情的方法和药方带到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疫病的传播起到了抑制作用。稽诸史乘记载，结合阿拉伯、波斯、回鹘等文献，可以看出，元代色目医在治疗疫病方面多有可述者，不管在辨证、施治还是在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有此前所不备的高明之处，故而在元代抗疫时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色目人；疫病；抗疫；回回药方

元代疫病频发，既关乎百姓生计，又关乎战争成败，更影响到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就与瘟疫的频发息息相关。终元一代，疫病伴其始终，为历代统治者所苦痛。为了应对疾病、瘟疫，蒙古统治者极力提高医者地位，奖掖医学，色目医学也因此植根中原，成为元代医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元代实行四等人制，色目人地位较高，深受蒙古统治者倚重，其善医者有拂林人爱薛、畏兀儿人聂只耳、阿里海牙、西域色目人丁鹤年等。色目人从各自的医学理论出发，结合中原疫情之状，从疫情的预防到控制再到治疗，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防疫抗疫系统，贡献颇多，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今不惮谫陋，拟搜罗各种史料，就元代色目人在治疗疫病方面之辨证、施治乃至药物应用问题略作探讨。

元朝是疫灾的高发期，其频率和危害程度都超过了前代。论其缘由主要有战争、气候环境变迁、自然灾害、移民等因素，但影响较大的是战争和气候环境变迁。前期主要是因为战争。蒙古人早期东征西战，地域阔度大且对不同的地理环境不适应，因此多有时疫爆发。常年的征战不仅使蒙古人自身易患瘟疫，而且推动了瘟疫的传播。整个元时期中国的气候处在十三世纪初短暂的温暖时期[1]，总体气候驱冷，温度年际变化大，极端事件（特别是干旱）频发[2]，这种气候是滋生时疫的温床。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尤其是中后期，极端气候导致的时疫令其苦不堪言，不得不加强应对，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蒙古国自1206年建立伊始即大规模扩张，残酷的战争给被征服地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野蛮的屠杀增加了疾病传播，所到之处因水土气候的悬殊差异，也给征服者本身造成身体的不适与疾病，时有瘟疫发生，从欧洲到中国，疫灾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并不亚于战争。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玛格塔叙述了蒙古军攻打欧洲时的情景：“卡法（Caffa，今费奥多西亚Feodosiya）被围攻了三年，这期间鞑靼人之间开始流行瘟疫，死尸被炮弹打到城墙里”，并导致欧洲大范围瘟疫爆发，“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去”[3]。蒙古征服中原后，“在中国的北方，从政府所控制的人口看，人口由四千多万减少到四百多万，死去十分之九，当然这一数字被远远地高估，但也反映了当时疫灾导致的死亡，数字相当巨大”[4]。金哀宗正大十九年（1232），蒙古兵灭金军主力，顺势南下攻打汴梁，城内军民殊死抵抗，蒙古兵被迫停止攻城。汴梁城保卫战虽取得了胜利，却直接导致天兴元年（1232）金朝大瘟疫的爆发，50天时间内汴梁城“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5]。

大德年间（1297-1307）疫情更甚，前后达43次，占元代总疫灾的70%[6]。大德元年（1297）从七月份开始就出现北方地区出现春涝秋旱，持续到九月，各地相继爆发疫情。《元史》载：

　　[大德元年]秋七月庚午，宁海州饥，以米九千四百余石赈之。河决杞县蒲口。郴州路、耒阳州、衡州之酃县大水山崩，溺死三百余人。怀州武陟县旱。[7]

　　八月庚子，扬州、淮安、宁海州旱。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池州、南康、宁国、太平水。[8]

　　九月丙寅，卫辉路旱、疫。澧州、常德、饶州、临江等路，温之平阳、瑞安二州大水。镇江之丹阳、金坛旱，并以粮给之。[9]

　　闰十二月，济南及金、复州水旱、大都之檀州顺州、辽阳、瀋阳、广宁水。顺德、河间、大名、平阳旱。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10]

这次疫情兼有水旱灾害，无论是从传染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还是波及地域之广，都为此前所未见。据统计，元代从1226年到1368年的142间，因战争、气候等原因所导致的疫灾至少在66次以上，平均不超过2.15年就爆发一次[11]。职是之故，蒙古立国伊始几位大汗都相当重视医事，即使因战争而形成屠杀，医生也是受保护的。波斯编年史家透露，1220年成吉思汗带领军队攻占撒马尔罕后，赦免了三万名技师和工匠，并把他们送到蒙古[12]。1221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围攻木鲁（Merv，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守军降，“蒙古人传令：除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是男是女，一个不留。”[13] 这些技师、工匠中必有医生，当无可疑。作为俘虏，西亚、中亚部分医者被携至中原，为元代医学人才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赦免部分南人，谙熟医道、天文、历法者咸在其列：

　　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14]

蒙古人将这些赦免之人编为医户，形成了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规定可以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按规定可以免除差役等。医户户籍挂在太医院，由各路提领，一旦地方发生疫情，医户参加治疗就十分简便有效[15]。

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及至后继者，咸重医学，尤其是色目医，更是备受倚重。耶律楚材，不仅精通文史，亦善医道，蒙古攻灵武，他曾搜集大黄以备不时之需。史载：“耶律文正王从太阴下灵武，诸将争略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即而军中疫，惟得大黄可用，可活数万人”[16]。彼时瘟疫在行军途中时有发生，大黄为治疗伤寒、痢疾的常用之药，素有黄良、将军、当之、火参、肤如之称。明人李时珍引陶弘景曰：“大黄，其色也。将军之号，当取其骏快也。”又引李杲曰：“推陈致新，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所以有将军之号。”[17]《神农本草经》记载大黄可治“下瘀血、血闭、寒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18] 可谓治伤寒、诸痢之良药。《本草纲目·草部六》“大黄”条曰：

　　诸痢初起大黄煨熟、当归各二三钱，壮人各一两，水煎服，取利。或加槟榔。集简方。

　　热痢里急大黄一两，浸酒半日，煎服取利。集简方。

　　忽喘闷绝不能语言，涎流吐逆，牙齿动摇，气出转大，绝而复苏，名伤寒并热霍乱。大黄、人参各半两，水二盏，煎一盏，热服，可安。危氏得效方。

　　食已即吐胸中有火也。大黄一两，甘草二钱半，水一升，煮半升，温服。仲景金匮玉函方。[19]

可见，大黄对伤害、痢疾等疫病有奇效，耶律楚材搜集大黄所治之疫病，应该与此类疫病有关。其产地主要在四川、宁夏和甘肃等地。《本草纲目》引《吴普本草》云：“（大黄）或生蜀地北部，或生陇西。”[20] 蜀地北乃今四川阿坝州东南部及成都地区，陇西当指甘肃甘南、定西及宁夏地区，抑或还包括青海贵德、尖扎、循化一带。以上地区，迄今为止，仍为大黄主产地之一。

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率军攻蜀，气候闷热，北兵不能适应，纽璘部率先染疫。《纽璘传》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璘忧之”[21]。与此同时，攻打合州的其他军队也纷纷染疫，这次疫情较为严重，《元史》不乏记载，如《史天泽传》言：“乙未（1259年）夏，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22] 《郝经传》则曰：“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23] 二者都参与了合州钓鱼山战役。同时代的波斯历史名著《史集》亦记其事曰：

　　当蒙哥合罕正在围攻上述城堡时，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世界的君主用酒来对付霍乱，并坚持饮酒。但突然，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时，于是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5年1月（公元1257年1月19日至2月17日）的牛年，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八年。[24]

宋元时代畏兀儿医学相当发达，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医学文献对此多有反映[25]。从这些出土文献不难看出，宋元时代的高昌回鹘医学不仅深受中医、印度医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也深受波斯、叙利亚、阿拉伯等地医学的深刻影响[26]。文献记载也史不绝书。其“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香、笃耨”等[27]。著名畏兀儿诗人、翻译家安藏曾将中医经典《难经》《本草》翻译成回鹘文[28]。著名畏兀儿族散曲家贯云石在隐居钱塘后，也“卖药市肆”，以为民行医为事[29]。畏兀儿人聂只儿曾主持广惠司工作，医术精湛，曾为顺帝皇姊驸马刚哈剌咱庆王治好了诸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今上之长公主之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因坠马，得一奇疾，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乃也里可温人也。尝识此证，遂剪去之。顷间，复生一舌，亦剪之，又于真舌两侧各去一指许，却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1333年）也。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30]

畏兀儿景教高僧拉班·扫马寓居北京房山十字寺，亦曾采用具有养身补气、润肺生津等多种效用的“黄精”为人治病[31]。

因畏兀儿医学负有盛名，故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受蒙哥之命参与抗疫，“修曲药以疗师疫”，以其功而获赏“白金五十两”[32]。另一畏兀儿人铁术哥之子义坚亚礼也精通医学，“尝使河南，适汴、郑大疫，义坚亚礼命所在村郭构室庐，备医药，以畜病者，由是军民全活者众”[33]。义坚亚礼采用就地筑室隔离病人之法遏制了瘟疫的蔓延，含有较高的科学性。

从回鹘文文献乃至今天的维吾尔医来看，古代阿拉伯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史料记载看，元代畏兀儿人也谙熟于阿拉伯医学，如畏兀儿人答里麻于“大德十一年（1307），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34]，主持回回药物院的工作。回回医学中有非常先进的抗疫方法，惜史书完全没有记载到回回医学在元朝抗疫中的作用。

阿拉伯半岛干旱少雨，乃瘟疫多发之地，5世纪中叶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虽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但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许多地区都受到波及，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叶才结束[35]。此次瘟疫在军队中爆发，死亡率极高，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乱了阵脚，而是恐惧之后，开始采取有益的措施积极地应对。一部分的穆斯林，特别是“陪伴过先知默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们主张应该遵照‘不逃离’的教导原地待命，既不进攻也不撤退。”由现代医学角度观之，此举无疑有助于阻止瘟疫的传播。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穆斯林应当做最优于个人和社团的选择。按照这一优先原则，哈里发欧麦尔最终将军队转移到了一片高地。[36] 是见，彼时人们对瘟疫的应对多有灵活变通之法。嗣后，瘟疫在西亚地区不断发生，除了本土滋生者外，还有外来的影响，如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即曾波及到地中海沿岸以及西亚、中亚地区，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即谈到黑死病的极大危害，言：“东西方文明均蒙受破坏性瘟疫的袭击，这场灾难摧毁了各个国家，使人口消失。”[37] 面对频发的危害极大的瘟疫，人们势必会通过观察以积累抗疫经验。从9世纪开始，已有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