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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有趣的数字命名的遗产地
一棵树烽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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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烽燧位于敦煌玉门关小方盘城西南约65公里处，是一处汉代烽燧遗址，修建在盆地中一处独立高出地面13米的风蚀台地西端，因当地老百姓称其为“一棵树”，故称之为“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烽燧残高1.8米，基础东西宽4米、南北长4.5米，地面有大量汉代灰陶片。烽燧东南5米处为房屋建筑，共6间，现房屋全部垮塌。
一棵树烽燧遗址出土实物种类较多，绝大部分为低级士吏和戍卒长期使用破损后抛弃的。主要包括19枚简牍和4件丝绸等物。在2004首次发现，2008年敦煌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枚保存完整的封检，字迹清晰，上下两端及左下角题写纪年。这枚元康三年（293年）符信,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西晋实用符信实物，从敦煌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次出土的封检是敦煌迄今为止出土发现的最大封检。
以前文献表明，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到敦煌后向西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北道出玉门关。这次在距玉门关西南65公里处发现的这座烽燧及出土文物，表明当时在丝绸之路北道，出玉门关之后上百里的路上，还有不少官兵、商人在活动，甚至还有一条或是数条从北道通向南道的捷径，由此表明，玉门关不是西出北道的唯一关口。
敦煌一棵树烽燧遗址
一棵树烽燧房屋遗址挖掘现场
贰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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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西域大宛国地名。在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奥什附近，《史记·大宛列传》第一次记载下了大宛国的城市“贰师城”，“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随后的《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汉书·李陵传》中记载了征伐大宛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
明铁佩遗址手工业作坊区
一些前苏联学者和当地人士认为，明铁佩古城就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贰师城”。《汉书》等文献记载，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领属国的六千骑兵和郡国那些品行恶劣的少年数万人，攻伐大宛贰师城，要夺取大宛良马，初，大败；二次西征，未入大宛内城，只与大宛订立盟约，改立新王，获得大量大宛良马。明铁佩遗址鲜明的军事防御色彩似乎与“贰师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据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费尔干纳盆地类似的古城还有很多，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位于现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城可能更接近文献记载的“贰师城”。
明铁佩遗址卫星图，图片中红线的位置为首次发掘出的外郭城（墙）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唯一的驿站遗址悬泉置，其悬泉又名贰师泉，当地人称之为“吊吊水”，因为它从悬崖上涌出，且活力无限，呈喷射状，所以得名。
悬泉置出土汉简
然而，为什么叫贰师泉，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十万余众，西征大宛。经过四年的顽强征伐，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贰师城获得骏马三千匹。不料，大军途经敦煌时，“前无指梅之龍，后无濡缕之战”，士兵军马极度渴乏，荒山野岭，李广利仰天长叹：天灭我也！激愤之余，拔剑刺入石壁，说时迟，那时快，山峰震而啜啜，泉水荡而潺潺，随刀势飞泉涌出，面对这神奇的一幕、众将上呼雀跃，开怀痛饮。泉水似乎有灵，人多水多，人少水少。整个山谷，溪流遍地，流向戈壁山坡，便成了著名的貳师泉。
贰师泉
三道海子遗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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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海子遗址群位于东阿尔泰山分水岭处的一处山巅谷地。这里海拔约2700米，三个谷地中的高山湖泊相邻分布，故称“三道海子”，自古便是联系蒙古和新疆的交通要道。一些规模奇大的巨石堆阵散布其间，其年代和性质众说纷纭。
远眺三道海子遗址群花海子最大的巨石堆。（图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在2013年到2016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地区文物局和青河县文物局在此开展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该地区约有大小不等的10座十字轮辐式石围石堆遗址。它们以巨型石堆为中心，岩石向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铺设成放射状的辐条。遗址周围栽立著一些一人高的花纹精美的长方形石碑，称之为鹿石。
花海子出土的鹿石上部 （图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该考古项目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物说，三道海子大石堆群可能并非学界曾推测的王陵，而是约2800年至2500年前一个早期游牧王国的祭坛圣地。“巨石堆下，没有墓室和棺材，也没有随葬品。带鹿石的十字轮辐遗址隐含着古人对太阳、星宿、银河等天体的认识和崇拜，还发现了祭奠的碎片人骨、烧灰的痕迹。其形态与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同类遗址非常相像，由此可以判定属于游牧人群的通天圣域、祭祀之地。
四十里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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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里城子即博格达沁古城遗址，位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四十里城子乡，古城略呈正方形，曾出土过陶罐、陶杯、金铜饰件、料珠、石珠、东汉五铢钱币，东汉的开元通宝等，这座古城曾是汉代焉耆都员渠城所在地，也是唐代焉耆都督府的治所，唐朝开元七年设置的焉耆镇也在这里。
博格达沁古城遗址
五个庙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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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庙石窟是古代瓜、沙地区（今瓜州、敦煌地区）以敦煌莫高窟为中心的外围中、小石窟之一，位于莫高窟正南约100公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城西北20公里的党河西岸峭壁上。洞窟开凿在党河水冲刷形成的砂崖上，砂崖高约30米，洞窟悬于半崖，距地约12-15米。在由南向北长约300米的悬崖峭壁上，现存的洞窟共有19个，唯有中间5窟可以登临，故被人们称为“五个庙”，其中1个已在早年被毁。在与五个庙石窟相对的党河东岸上，存有4个残窟。从五个庙上溯约5公里处，存有1个石窟，俗称为“一个庙”。
五个庙石窟
现有的四个石窟，其中一个开凿于北魏，在西夏或元代曾重修；三个开凿于五代、宋（即曹氏归义军时期）， 壁画经历代绘制，多层重叠。底层为北魏时期作品，表层壁画多为五代、北宋、沙州回纥、西夏、元等各个时期绘制。五个庙石窟壁画丰富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也是研究河西地区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六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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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城位于瓜州县南岔镇七工村西南2公里处的荒草滩上。始建于汉，沿用至清，历经汉、魏、唐。遗址分为大城和小城，由城、障两部分构成，均为夯土版筑，墙体分段夯筑，有明显的竖向接缝，夯层紧密，墙体坚实。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西、北墙呈直线，都开有城门，均有瓮城；东墙平面呈四次内折角形状。据专家考证，内折是为了增加防御能力、多侧面攻击来犯之敌。小城位于城址东北角并于城址相连，平面基本呈正方形，东西长74米，南北宽68米，残12米左右，开南门。城内散落有各种陶片、瓷片等有较厚的文化层堆积，城外有农田水利遗迹。该城既是军事要塞，又是农业屯垦区。
据《汉书﹒地理志》、《安西县新志》、《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记载和有关专家考证，六工城遗址小城为西汉宜禾都尉昆仑障，大城为曹魏时期的宜禾县城。西晋元康五年（295）划宜禾县归晋昌郡，后魏属常乐郡。北周改凉兴县，隋常乐镇，唐常乐县城。《西夏记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上，标注该城为“常乐城”，而不叫做“常乐县”。据《甘肃省新通志》、《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记载：清雍正年间大力实行移民屯黄，安置移民。故该城得以整修，安置吐鲁番回民屯垦，后叠遭肃州回民、安西南山土匪逆害，城破民逃，废弃至今。该城遗址分布面积大、结构复杂，沿用时间长，在历史上颇为兴盛，曾做过县治，也设过军镇，对河西史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个星佛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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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焉耆县城西部七个星乡的霍拉山山前地带。是一处由石窟及寺院组成的佛教遗址，为晋唐时期古焉耆国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群。
七个星石窟顺山势开凿，现残存11个窟，部分洞窟中残存有佛像基座及壁画。洞窟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纵券顶单室窟；另一种为前后室结构的支提窟，中心柱呈扁方形，与克孜尔石窟一期洞窟相似。地面佛寺遗址位于石窟的东南部，规模较大，现存殿堂、僧房、塔等大小建筑93处（间），分布面积达6万平方米。
遗址中曾出土一批泥塑菩萨、比丘、供养人、武士、护神头像、十二生肖、植物、建筑饰件，以及回鹘文木简、吐火罗文书写的纸质文书——《弥勒会见记》等一批罕见文物，对于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戏剧史等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见证了古焉耆国佛教的兴盛，以及焉耆古国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各国探险家纷纷进入新疆，寻找古迹、挖掘遗址，拿走文物，先后来到七个星佛寺遗址的有斯文·赫定、格伦威德尔、斯坦因、奥登堡等人，他们拿走大量可移动文物，并切割壁画，使该佛寺遭受严重破坏，2012年正式开始对遗址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加固工程。
八卦营城址及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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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营城址是一处中国西汉时期古遗址，位于县中国甘肃省张掖市民乐永固乡八卦营村西北，以汉初名将霍去病在此布八卦阵击退匈奴得名。城址座北面南，规模宏大，城防结构复杂，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内外城各设护城河一道，南垣正中辟门。遗址有大量汉砖瓦残片、灰陶片。城址东北有一座5米高台，俗称为“点将台”。
八卦营墓群位于民乐县永固镇八卦营村东500米处的背背山、直岭岭、簸箕洼、陆沟山、乱疙瘩等五条山岭上，从山脚到山顶都有分布。
20世纪60年代末发现，1975年，张掖地区文化局调查。墓群面积达246万平方米。从山坡暴露发现的墓葬看，有券顶砖室墓、土洞墓及瓮棺葬。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民乐县八卦营境内近百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判断，属汉代墓葬的有56座，出土的器物主要来自这些汉代墓葬，它们为研究这一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提供了新资料。
九姓回鹘可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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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的三体石碑。此碑位于蒙古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剌巴剌沙衮地区，即回鹘故城鄂尔都八里、蒙古故城哈剌和林附近。
19世纪末发现于今蒙古国杭爱省的哈拉巴勒嘎斯城址内。1889年俄国探险队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发现此碑，并盗走两块。1890年芬兰考察队海开勒（H.Heikel）光顾此碑，并拍摄了碑文。1891年俄国再次派出拉德洛夫（W.W.Radloff）率领鄂尔浑考察队制作出新的拓本。
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发现时已经碎成20多块，文字损毁严重。碑高约360厘米，宽176厘米，厚70厘米，汉文直书，刻于石碑正面左侧；粟特文直书，刻在碑正面右侧；突厥文横书，刻在碑阴。
中国民族图书馆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
碑文包括汉文、突厥文和古回鹘文。主要记述回鹘汗国建国后至保义可汗在位时（808～821）的史事，汉文碑面其主要内容：
①追叙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747～759)、牟羽可汗(759～780)参加平定唐朝安史之乱的功勋。
②颂扬牟羽可汗从中国内地传播摩尼教于回鹘地区，使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的信仰，新的摩尼教不但传播漠北，而且西达天山，在长安、洛阳以及长江流域普遍地建立了摩尼庙。
③回鹘保义可汗出兵西域，与当时吐蕃展开斗争，以保卫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维护祖国的统一。
《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回鹘可汗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后，“回纥可汗铭石立国门，曰：‘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这是文献首次提到的回鹘首都附近有回鹘可汗纪功碑的信息。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朝政府实力不足，朝廷不得不对外借兵平叛。作为唐朝的邻国，回纥并未利用这一纷乱形势，拓宇唐疆，而是应唐朝之请，先后于756年、757年、762年三次派大军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河北等地，对唐有社稷再造之功。作为回报，唐朝除大加赏赐外，还规定以唐绢买回鹘马，开始了双方间长期进行的绢马贸易。除了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外，回鹘还在唐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一度重开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
《九姓回鹘可汗碑》现有若干残石和拓本珍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或博物馆。
1.俄国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保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两块残石，由俄国探险队雅德林采夫1889年带走的。俄罗斯还保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
2. 法国巴黎亚洲图书馆保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的一块粟特文残石，这块残石是法国旅行家拉考斯特少校1902 年考察哈拉巴喇沙逊时私下带回巴黎的。拉考斯特曾在现场对《九姓回鹘可汗碑》进行拼合，他认为其中八或十块可以拼合。此外，他在当地拓工帮助下，拓制了一套《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带回巴黎。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套流入欧洲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一共15 件带铭文的残石拓片。这15 件拓片后来分散到巴黎几家不同的图书馆。
3.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汉文残石三块，回鹘文（粟特文）残石8 块拓片。
4.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保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拓片，据说是清末从原碑所在地拓印的。
5. 国家图书馆保存有一套陆和九旧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系清光绪年间拓印。陆和九是近代著名金石学家，曾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
6.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属于柳风堂旧藏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柳风堂主人张仁蠹乃张之洞第十三子，近代金石收藏大家，许多名家藏拓都收罗到他的名下。二十年代初，他在教育部任职。抗战时期，又当过武汉和天津市伪市长。抗战胜利后，张仁蠹家产被没收，柳风堂藏拓则由中央信托局移交给北大文科研究所。1952 年11 月，这批拓片全部交给北大图书馆保存。
7. 中国民族图书馆保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来自中国书店，何时、何地、何人拓印等信息不详。
《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古代突厥文文献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突厥语言文字，而且我们研究回鹘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摩尼教的传入以及唐朝与回鹘的友好关系提供重要依据，因而成为早期维吾尔学史上的主要文献。此碑可以说是唐朝与漠北回鹘汗国友好关系的见证。
十字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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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北三盆山，是中国景教寺院遗址，始建于晋代，原是佛寺，时称为崇圣寺；唐代，重修改为景教寺院；辽代，再修改为佛寺；元代重修，元顺帝赐名十字寺，恢复景教；明清后又为佛寺。
民国时期，逐渐衰落，殿宇毁坏；其遗址尚有寺庙地基；一棵古银杏树，树围5.24米，树高约30米，寺院内有汉白玉石碑两通，一为辽碑，碑正面上方横书：“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另一为元碑，碑额顶端圆球内刻有十字，左右各有一条石雕云龙，正中刻有“敕赐十字寺碑记”，另有2块景教十字石雕收藏于南京博物馆，石雕为汉白玉大理石雕刻，其中一块石雕正面上方为十字，下侧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他，寄希望于他”，另一块石雕正面有十字，无叙利亚文，有两颗桃形的心相对望。
十字寺遗址，是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是珍贵的景教遗物，对研究中国大陆宗教、人文文化，具有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
十一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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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墩是甘肃玉门市黄花营村附近的汉代长城烽燧，烽燧平面正方形，边长12米，烽燧高6.5米，黄土夯筑。上世纪斯坦因两次到达玉门黄花营，对黄花营做过细致的调查。
1900—1934年，斯坦因先后4次在西北“探险”，沿新疆罗布泊、甘肃敦煌、安西、玉门、酒泉、金塔的汉长城烽燧遗址及沿途文物进行“探险”。《西域考古图记》便是他1906—1908年在该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记载，第一次到玉门是1907年7月，斯坦因从万佛峡（榆林窟）出发，到昌马和玉门县，途中记载了昌马大坝旁边的烽燧的存在。1907年9月，(由张掖返回新疆途中)从玉门县出发考察十二墩（黄花营）附近的长城。1913年开始第三次探险，考察情况收录在《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这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历时2年8个月、行程11000英里，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1914年4月开始对瓜州、玉门、金塔汉塞进行调查，掘得汉简166枚，其中玉门就有140枚。1915年又调查了汉塞，玉门汉长城及烽燧最早的调查者就是斯坦因，总计调查29座烽燧，采集了140枚汉简。这次对黄花营也做了考察。
斯坦因拍摄的黄花营附近长城烽燧遗址
黄花营绿洲外围的烽火台十一墩
十二连城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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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连城城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俗称十二连城。
民间传说，此城为北宋时期杨家将佘太君率十二寡妇征西所筑，但据《元和郡县》记载，十二连城原为隋唐胜州榆林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当时该城地处战略要点，可北凭黄河天险，控蒙古草原，南临中原大地，进退两易。
十二连城烽火台遗址
十二连城现存的城墙上，仍可清晰地看到厚约18～20厘米的夯层，说明这些城完全是由人工夯筑而成的。同时在夯层中，还发现直径10厘米左右的棒夯或捆扎棒夯的夯窝。在城墙的表层和墙体附近，曾出土过青铜戈、剑、箭簇等兵器文物，墙体深层内涵，没有发现秦汉及其以后的遗存物。因此可以断定十二连城是春秋战国时期人工修建的。
以“十二连城”蜿蜒曲折的走向，连绵10余里的长度判断，它不像是一座城邑的城墙，而可能是用于防御的边墙——即长城。从历史记载和地理位置去考察，十二连城可能是战国时代的魏国长城。但后人们见到是断断续续的十二段墙体，所以当地群众便把它叫作“十二连城”了。
至今，这座古城虽已只剩残垣断壁，但从那依稀可辩的轮廓之中，仍可想象出，当年这座城堡的不凡气势。与此相映的还有城西侧的秦长城。有关史料载：“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界垒石为城，树榆为塞”。由此，便更使人回想起那烽火相连、号角连营的远古战争场景与氛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