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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山石窟第8窟隋摩崖功德碑考
内容提要
天龙山石窟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早已为世人所重。历东魏、北齐、隋、唐、五代，400年间，先民们在这里留下精彩的石窟艺术宝库，是中古时期的重要文化遗产。上世纪以来，天龙山石窟遭到严重人为破坏，加之长期自然损毁，给后人留下深深遗憾。
天龙山石窟开窟时代可从石窟形制进行推断和考证，绝对年代则须以文字证据为准。古人在开窟活动中大多会以造像碑、题记等方式，作为祈福活动的纪念并昭示未来，天龙山石窟也不例外。天龙山石窟范围内实物文字证据大多灭失。幸运的是，第8窟外左侧岩壁隋摩崖功德碑尚存于世，是天龙山石窟唯一在原地留存至今的碑刻文物，为研究该窟的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也为天龙山石窟研究提供了基准坐标。
前辈学者考察研究天龙山艺术文化已有诸多成就，然因时代久远，漫漶严重，在全面考释解读第八窟摩崖功德碑文基础上，其价值仍有可议之处。本文试做梳理考证，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我们认为碑文记述了社邑组织下的隋初功德主并力开凿石窟，举行祈福活动的缘起和过程。多位发起人为军府军官。胡汉各族在佛事活动中汇聚共事，这一当时的普遍社会现象成为民族融合的加速剂。
关键词
天龙山石窟 第8窟隋摩崖功德碑 碑文考证 隋府兵制 佛教净土信仰
一 摩崖功德碑的历史和现状
此碑位于天龙山东峰第8窟门外前廊左侧岩壁，高222厘米，宽76厘米，厚30厘米。碑首雕螭首，中部刻圭形，此碑首形制为隋唐时期多见。碑身部分为铭文。满刻20行，每行35字左右。碑座部分残损，不见龟趺。
摩崖碑的制作一般先依岩壁立面凿出碑形，壁面处理后按碑形雕镌。天龙山砂石质地的岩壁便于开凿，也易风化剥落。现此碑已风化严重，铭文多有漫漶，难以识别的占全文三分之一左右。
二 录文
据清赵绍祖《金石文钞》、颜娟英、李裕群等录文（1），并与图片、拓片及实物比对，互相参证，整理录文于下：
01开皇四年十月十□。窃以仁者乐山，能仁者宣法于鹫岭；智者乐水，能智者弘道于涟河。晋阳□/
02 □，是称形胜，有岩嶂焉蔽亏光景，有渊泉焉含蕴灵异。故使蜀都九折，高擅葳迂：秦陇四注，/
03遥□□咽。长松茂柏，塵尾香炉之形；丽叶鲜花，□翠散金之色。嘤嘤出谷，容与相□。呦呦食/
04苹，腾倚自得。重崖之上，爰有旧龛，镌范灵石，庄严净土。有周统壹，无上道消。胜业未圆，妙功/
05 斯废。皇隋抚运，冠冕前王，绍隆正法，弘宣方等。一尉一候，处处熏修。招提支提，往往经构。/
06 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果行毓德，宿义依仁。都督刘寿、都督夏侯进、别将侯孝达、□/
07 □欣，怀瑾握瑜，外朗内润。复有陈回洛卅一人，志尚温恭，掺履端洁。并善根深固，道心殷广。/
08 俱发菩提，共加雕饬。置安养之界，万宝相辉；圆舍卫之仪，千光交映，聊观从步，若闻震动，□/
09 入慈阴，便无忧畏。香烟聚而为盖；花雨积以成台。树散雅音，池流法味。斯实希有福田，不可/
10 思议者也。以兹净业，仰祚天朝，○圣上寿等乾行，○皇后季均厚载，储宫体明离之□，/
11 晋王则磐石之安。玉烛调时，熏风偃物。导扬功德，敢作颂云：○习坎带地，重艮干天。风云出/
12 矣，金玉生焉。清流之侧，崇岩之前，应供净土，菩提福田，善行聿修，道心增长。义徒是励，胜因/
13 克广，远写净居，遥摹安养。日□宝树，风摇珠纲。非空非有，惟乐惟常。法门开辟，○帝福会昌/
14 山龛显相，石室流光。积木虽朽，传灯未央。邑师颜成、灯明主□休、典录史珍成、邑人曹远贵、/
15邑主像主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香火主高孝誉、都录王孝德、邑人□寿伯、王须达、/
16 邑主事成睾县君李敬妃、邑都斋主别将侯孝达、清净主前下士柳子直、邑人幢主曾子誉、/
17邑正都督刘寿、邑正并□经主都督夏侯进、清净主连德常、邑人张子衡、邑人张士文、施手/
18 斋主陈回洛、斋主徐归、都维那夏侯岩、邑都维那刘子峻、邑人孙子远、邑人张车□、书铭人/
19左维那道场主光明主乌丸□□、右维那并香火主蒋文欣、邑人兰客林、邑人董德、李君粲/
20化主段高□、高□正、明孝恭、邑正□像主西门子元、开经主张庆、邑人和外洛。岁次甲辰年。
方框内部分铭文现因风化已无法识别，据前载各篇录文补。
三 释读
此摩崖碑为建造第8窟的功德碑，其立碑时间，有研究者认为碑文首有“开皇四年十月十日”结合碑文落款时间“岁次甲辰年”，开皇四年岁次甲辰，则此碑成于隋开皇四年（584）。（2），此说各家均认可，并有研究据此下限，结合碑文认为第8窟的开凿时间在开皇元年-开皇四年之间（581-584）。
摩崖功德碑文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佛教教义和北朝佛教发展，第二部分是造像缘起和颂辞，第三部分是功德主名单。
重崖之上，爰有旧龛，镌范灵石，庄严净土。
这里提到崖壁上已有旧龛，应是指东魏、北齐时期所开各窟。碑文以崇敬的语气描述，认为这是在营造“庄严净土”。
有周统壹，无上道消。胜业未圆，妙功/ 斯废。皇隋抚运，冠冕前典，绍隆正法，弘宣方等，一尉一候，处处熏修。招提支提，往往经构/。
北朝末年北周统一北方后在原北齐地区施行灭佛政策，使佛教遭到空前打压。不久，隋文帝代周，大力倡导佛教，于是佛教活动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皇帝的推动下，各地佛教寺院大力复建和兴建，社会各界非常热衷于举行佛事活动。这一北朝末年的社会现象正是第8窟开凿的历史背景，此段即以赞美的口吻着重述及。
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果行毓德，宿义依仁。都督刘寿、都督夏侯进、别将侯孝达、□/□欣，怀瑾殷广，外朗内润。复有陈回洛卅一人，志尚温恭，掺履端洁。并善根深固，道心殷广/俱发菩提，共加雕饬。置安养之界，万宝相辉；圆舍卫之仪，千光交映，聊观从步，若闻震动。□/入慈阴，便无忧畏。香烟聚而为盖；花雨积以成台。树散雅音，池流法味。斯实希有福田，不可/ 思议者也。
开凿石窟、造像，开展祈福法会是中古社会最为重要的公众佛教活动。北朝后期社会各阶层中佛教信徒众多，这类活动日益盛行。在隋初佛教复兴的形势下，刘瑞等5人是此次开窟活动的发起人，碑文中特别提到，刘瑞是为首者。此外还有陈回洛等31名信众联合发起参与了开窟活动。
以此净业，仰祚天朝，圣上寿等乾行，○皇后季均厚载，储宫体明离之□，/ 晋王则磐石之安。
如果说普通佛教信众在发愿文中多用相对固定的颂圣词语，本次开窟造像的目的则非常明显，即是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太子和在晋阳的皇子晋王杨广祈福。（3）
我们看到开窟活动5位发起人刘瑞等均有官职或爵位，都督、别将是隋军府军官名号。他们是在隋初并州的驻军将领，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发愿更有实际的效忠意义，显然与普通民众开龛发愿文中泛泛的套话不同。
玉烛调时，熏风偃物。导扬功德，敢作颂云：○习坎带地，重艮干天。风云出/
矣，金玉生焉。清流之侧，崇岩之前，应供净土，菩提福田，善行来修，道心增长。义徒是励，胜因/
克广，远写净居，遥摹安养。日□宝树，风摇珠纲。非空非有，惟乐惟常。法门开辟，○帝福会昌/
山龛显相，石室流光。积木虽朽，传灯未央。
颂词中明确表明，“清流之侧，崇岩之前，应供净土”。碑文亦有“重崖之上，爰有旧龛，镌范灵石，庄严净土”、“□/ 入慈阴，便无忧畏”、“以此净业，仰祚天朝”等语，都显示第八窟功德主群体具有明确的西方净土信仰。这也为造像图像艺术研讨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字资料。
邑师颜成、灯明主□休、典录史珍成、邑人曹远贵/
邑主像主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香火主高孝誉、都录王孝德、邑人□伯、王须达/
邑主事成睾县君李敬妃、邑都斋主别将侯孝达、清净主前下士柳子直、邑人幢主曾子誉/
邑正都督刘寿、邑正并□经主都督夏侯进、清净主连德常、邑人张子衡、邑人张士文、施手/
斋主陈回洛、斋主徐□、都维那夏侯岩、邑都维那刘子峻、邑人孙子远、邑人张车□、书铭人/
左维那道场主光明主乌丸□□、右维那并香火主蒋文欣、邑人兰客林、邑人董德、李君粲/
化主段高□、高□正、明孝恭、邑正□像主西门子元、开经主张庆、邑人和外洛。
开窟功德主名单有35人。碑文前文提到开窟由刘瑞等5人发愿，后有31人响应，可见此即是发起和参与者的名单。
这一功德主名单内涵较丰富，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1 组织完备的佛事活动
从功德主名单中可以看到，本次开窟显然也是在中古民间社邑组织下有序开展的。
名单中出现佛事活动身份众多。
有佛事活动的功德主：灯明主1人、像主2人、香火主2人、邑都斋主1人、清净主2人、□经主1人、施手斋主1人、斋主1人、道场主1 人、光明主1人、化主1人、开经主1人。
有开窟活动组织者、参与者：都维那1人、邑都维那1人、左维那1人、右维那1人、书铭人1人。
有社邑组织成员：邑师1人、邑主1人、邑主事1人、邑正2人、邑人9人。
功德主们在参与开窟祈福事业中，多人有多个身份。如发起人刘瑞是邑主也是像主。而乌丸□□一人竟有四个身份，分别是书铭人、左维那、道场主、光明主。亦可见分工之细密。
有组织者，有具体事务的责任者，有参与者，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对开窟活动的重视，以及为达到发愿目的而进行的缜密安排。这显然是北朝后期以来佛教社团组织多年经验积累和不断完善的结果。
隋初数年间，刘瑞等人发心，组成类似公益组织的开窟社邑，功德主30多人合力完成这座天龙山罕见的中心塔柱窟。落成之时，功德主和各方信众，召开庄严而热烈的盛大法会。
2功德主群体浓厚的军事背景
开凿精美的第八窟的功德主群体，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虔诚的信仰和雄厚物质基础。
从名单可见，功德主官爵中有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县君、都督、别将、幢主、典录史、都录等。
“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是本次开窟活动发起者刘瑞的结衔。他同时也是邑主、像主，即是开窟活动社邑组织者，也是开凿造像施主。据《隋书》卷28《百官志下》载：开国侯正二品、仪同三司正五品、都督正七品、别将正八品、幢主从九品。隋初设勋官十一等，“以酬勤劳”。仪同三司为第八等。勋官制度是杨坚建隋笼络关陇贵族的制度安排，因军功获得勋官等级晋升最为常见。
开国侯为高品爵位。隋初府兵军府中副长官结衔一般为军号+勋号组合——即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刘瑞有勋号仪同三司，或为某军府副长官。总之，刘瑞不仅是此次开窟事业的发起人，也是功德主中职位最高者。
成睾县君李敬妃是功德主名单中唯一可明确认定的女性。成睾即成皋，成睾县君为封号。《隋书》卷12《礼仪志七》载：佩授“从五品以上官命妇，皆准其夫”、服饰“诸王、公、侯、伯、子、男之母，与妃、夫人同。其郡县君者，各视其父及子。若郡县君品高及无夫、子者，准品”。可见隋外命妇是指品官的母或妻。五品是很重要的官品，之上为中高层官员。其佩授和服饰等要与其夫或子的品级匹配。《通典》卷34《职官十六 后妃及内官命妇附》载“大唐外命妇之制：……（文武官）五品母妻为县君。若勋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可见唐代五品官之母、妻封号为县君。隋唐制度多类似，此成睾县君李敬妃或即刘瑞之母或妻。
隋炀帝时改都督名为队正，唐代沿袭，领兵50人，是府兵基层军官。隋炀帝时还曾废除别将以下低层府兵军官名号。
由此，名单中为都督、别将、幢主者应为隋初军府军官，可能即是刘瑞部属。
北朝-隋唐时，太原是北方重要都市，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区。历代政府在太原和周边设置军府颇多。（4）刘瑞等人应即来自并州军府。
北齐、隋时，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属官中均有录事，为下级僚属（5），隋军府中亦有（6）。《隋书》卷27《百官志中》载北齐时上上州，开府。属官有都录事及史。碑文中之典录史、都录，与录事类似，亦为开府中的属官。
此外，功德主中有“清净主前下士柳子直”。“下士”应为北周六官制官职。北周六官制中各官府下层均有下士一职。因为记述前朝官职，故曰“前下士”。柳子直或为北周并州六官府属员。（7）
隋至唐初，正值府兵制鼎盛期。开皇十年（590）全国统一后，隋府兵兵籍入民户。天龙山第8窟成于开皇四年，时府兵尚有独立军籍，具有较高社会地位。
隋初政府号召大兴佛教，如碑文所述：“皇隋抚运，冠冕前典，绍隆正法，弘宣方等，一尉一候，处处熏修。招提支提，往往经构”。 发起人刘瑞等可能为并州地区军府军官，为表达对初建隋朝的拥戴和效忠，寻东魏北齐以来石窟旧迹，合力开窟于天龙山。这类驻军参与佛事活动或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可见佛教在隋初军事系统中产生的广泛影响。（8）
3来自多民族的虔诚信徒
可识别的功德主名单中，姓氏分布较广，有刘氏（3人）、夏侯氏（2人）、侯、史、曹、成、高、王（2人）、李（2人）、柳、曾、连、张（4人）、陈、徐、孙、乌丸、蒋、兰、董、段、明、西门、和等。
其中的乌丸□□可能出于乌丸，早期碑文多不载撰者和书丹人。此碑文难得记录下书铭人，即是此乌丸氏人。
和氏为鲜卑素和氏所改。兰氏来自乌洛兰氏，为南匈奴贵族姓氏之一。
其他功德主姓氏亦多有可能为胡族，如刘氏本为南匈奴-稽胡族群的著名姓氏、侯氏出于鲜卑侯伏侯氏、连氏来自是兰氏，段氏来自鲜卑段部，史氏和曹氏为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明氏可能出自鲜卑壹斗眷氏。常见的李氏、王氏、张氏在各胡族中都有分布。（9）
夏侯、柳、西门为汉人姓氏，曾、陈、徐、孙、蒋、董等姓功德主为汉人的可能性较大。
可见功德主的民族组成颇为复杂，在汉人之外，有来自匈奴系、鲜卑系、粟特族群等北方和西域主要胡人族群的后裔，第8窟的兴造是胡汉各族佛教信徒的联合行动。
隋初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在中古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山西汾河流域，北朝后期民族大融合进程中佛教信仰的社会普及发挥了加速剂的作用，天龙山第8窟摩崖功德主名单是重要的实物史料证据。
以上佛首图转自 澎湃新闻公号2021-2-19发布《回归佛首与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天龙山石窟》配图
此摩崖功德碑文虽已多有残损风化，然就碑文释读，我们依然可由此了解第8窟是由隋初胡汉各族功德主们合力完成，开窟发起人多为军府军官，其他人士是太原附近的活跃佛教信徒，他们的物质财富是开窟活动的根本支持。
第8窟是天龙山石窟中唯一的中心塔柱窟，形制较为特殊，用工量较大，建造技艺高超，仿木构逼真，造像精美，其建造成本也应是很可观的。
对碑文内容，特别是功德主社会地位、职业、民族等方面的讨论，可为了解第8窟建造时代、艺术特点、社会信仰提供更为清晰的历史背景。2020年12月，第8窟北壁主龛佛首回归，这一盛事对促进对第8窟的研究乃至天龙山石窟研究均有重要意义。梳理第8窟摩崖功德碑的内容信息，正当其时，也希望能引发更多学术思考。
解读幸存原址的摩崖功德碑，得以部分还原开窟缘起、时代风貌。在此，中古历史和艺术因一段细节的再现而生动。
注释
（1）（清）赵绍祖《金石文钞》卷2《隋晋阳造像颂》。颜娟英：《天龙山石窟的再省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839-918页。李裕群、李钢编著《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2）于灏、谢枫《从天龙山碑文看天龙山石窟艺术的历史沿革》，《文物世界》2012年第2期。崔晓东《从天龙山第8窟透视中心塔柱窟的演变》，《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
（3）碑文所述皇后即独孤皇后，在隋初政治颇有影响力。《隋书》卷36《后妃·文献独孤皇后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109页：“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碑文为文帝、独孤后祈福，专门提及独孤后，足可见其影响广大，所谓“二圣”不仅在皇宫之内，社会主流阶层也广为接受。
据《隋书》卷3《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9、60页：“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开皇）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
可见开皇元年至六年之间并州总管为杨广，第8窟摩崖功德碑立时是杨广作为主官在并期间，故为其祈福。碑文记述发愿开窟时间在隋朝建立后，即开皇元年（581）以后，立碑在开皇四年（584），则第8窟在隋初施工时间在开皇元年（581）-开皇四年（584）之间。
（4）隋唐时并州（太原）是重要战略地区，有多个军府设置。参见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5）参见《隋书》卷27《百官志中》、卷28《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有关条目。
（6）（8）参见拙文《‹洛阴修寺碑考>——隋府兵制下汾河中游民族大融合实例》。
（7）据《周书》卷6《武帝纪下》，北周灭北齐后于建德六年（578）二月“相、并二总管各置宫及六官府”。“（十二月）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
（9）参见《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篇章。
本文与崔晓东先生联合署名发表于《云冈研究》2021年第2期第52-55页。个别字句经编辑加工。本公号按原文发布。
此文转自“和刘勇穿越人文山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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