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关于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研究，目前至少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庙底沟期的新测年晚了三五百年之多，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庙底沟期相对年代的理解不够深入或者存在偏差；二是已有的对于庙底沟类型渊源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深究；三是东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整合过程非常复杂，不同方向不同区域可能存在不同方式，可能 ...

摘要：关于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研究，目前至少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庙底沟期的新测年晚了三五百年之多，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庙底沟期相对年代的理解不够深入或者存在偏差；二是已有的对于庙底沟类型渊源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深究；三是东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整合过程非常复杂，不同方向不同区域可能存在不同方式，可能与农业大发展、人口剧增、社会急剧变革、文化软实力加强等有关，更背后的原因还得从环境变迁等角度去寻找；四是目前揭露出来的较为完整的庙底沟期聚落还很少，大型聚落的整体情况都还不很明晰，需要加强不同层次聚落遗址的发掘研究。五是庙底沟类型的古史对证问题颇为复杂，还不能说已有定论，需要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仰韶文化 庙底沟期 庙底沟类型

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统一性强、对外影响大、文化成就显著，部分学者称其为“庙底沟文化”或者“西阴文化”。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早在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时已经发现，只是当时尚未有条件从中辨析出来。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发掘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标志着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研究的实际开端。1956~1957年安志敏等发掘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确立了以庙底沟一期遗存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研究才算真正开展起来。

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随着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和庙底沟类型的确立，在黄河中游及周边地区有了更多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考古学界围绕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利用墓葬和居址探讨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成为当时的热门议题。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黄河上中游、汉水上中游地区大量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遗存被发现，“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的相关文化谱系研究越来越多。碳十四测年数据陆续公布，使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的研究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在晋南地区的新发现还引发了对庙底沟类型起源的新争论。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田野工作水平进一步提高，聚落考古的理念深入人心，庙底沟期遗存有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尤其是大型聚落、大型房址和大型墓葬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多学科合作流行起来，科学技术在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研究重点则由文化谱系转向了聚落形态，由社会性质转向了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并出现了关于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最初中国”的综合性研究。

我认为关于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研究，目前至少还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今后还要继续加强整个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年代研究，尤其做绝对年代研究的时候，要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一些，不要一刀切。

一、年代分期问题

近年对三门峡南交口、灵宝西坡、高陵杨官寨、华州泉护等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几批庙底沟期遗存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3700~前3100年、公元前3300~前3000年、公元前3637～前2918年、公元前3640~前3100年，总体上大致在公元前3700~前3100年之间。以前一般认为庙底沟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新测年晚了三五百年之多。究其原因，一般会被解释为测年技术的进展，就是说原先常用的木炭标本不确定性大，而现在用的种子、人骨等更好、容易测得更准确。就上述四个遗址的新测年来说，南交口、西坡和杨官寨的测年标本固然为种子和人骨，泉护却是木炭，但结果近似。可见这种解释不足以服人。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对庙底沟期相对年代的理解不够深入或者存在偏差。

庙底沟期本身是可以分期的，对不同期遗存的测年当然应该有不同数据。严文明最早将庙底沟一期遗存分为两期三段，张忠培将泉护一期分为3段，此后还有一些学者对整个庙底沟期仰韶文化进行了分期。我认为庙底沟期从整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翼城北橄第三、四期为代表，中期以庙底沟一期1、2段、泉护一期I、II段和西坡居址早期为代表，晚期以庙底沟一期3段、泉护一期III段、西坡居址晚期、西坡墓葬为代表。由于新测的几个遗址少见或者不见庙底沟期早期遗存，所以很可能这些测年标本中并不包含早期数据，测年数据没有早到公元前4000年就在情理之中。南交口、杨官寨、泉护都有中、晚期遗存，测出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3700年左右，可能大致代表了中期的上限；年代下限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可能代表晚期的下限。西坡墓地总体属于晚期，测出的年代上限公元前3300左右，应该是中、晚期的分界点。也就是说，现在对晋、陕、豫交界地带的新测年数据可能是基本可靠的，这个核心地区庙底沟期早期约公元前4000~前3700年，中期约公元前3700~前3300年，晚期约公元前3300~前3100年。

我们知道，庙底沟期仰韶文化范围广大，涉及十多个省的范围，存在一个由核心区庙底沟类型向外围扩张影响的过程，所以核心区的年代理应早于外围地区。但当庙底沟期走向衰落的时候，外围地区理应先发生文化变异，率先进入仰韶晚期，而核心区可能最为保守滞后。也就是说，外围区的年代上、下限应当都要短于核心区，很可能并不存在核心区那样的庙底沟期晚期遗存，绝对年代下限可能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今后还要继续加强整个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年代研究，尤其做绝对年代研究的时候，要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一些，不要一刀切。

二、文化渊源问题

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当然是之前半坡期仰韶文化的发展，这个毫无疑问。我这里说的渊源，仅指核心区庙底沟类型的渊源。对此学术界先后有过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说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各有渊源、并行发展，提出者是石兴邦和苏秉琦，尤其苏秉琦始终坚持该观点。第二种观点是说庙底沟类型基本源自半坡类型，严文明认为庙底沟类型来源于东庄类型，而东庄类型是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第三种观点是说庙底沟类型直接源自晋南的枣园类型或者“枣园文化”，提出者为田建文、薛新民等。第四种观点是说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可能都是由关中等地的零口类型或者“零口文化”分化发展而来，提出者为周春茂和阎毓民。

半坡类型的前身是零口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前身是东庄类型，这都是现在大家基本公认的事实。东庄类型作为半坡类型和枣园类型的融合体，也是大家能够承认的，只是对于后二者因素在前者当中的主次轻重有不同观点。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追溯枣园类型的源头。我们应当看到，晋南在枣园类型之前并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的零口类型有白家文化作为其前身，枣园类型早期和零口类型早期文化面貌又很接近，因此，枣园类型应当是零口类型东向拓展的结果。这就等于说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根本上也是主要来自于零口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也就是同源而异化的产物。以小口尖底瓶来说，半坡类型的杯形口小口尖底瓶，是零口类型环形口平底瓶口部持续升高、底部不断变小的产物；而东庄—庙底沟类型的环形口小口尖底瓶，是枣园类型环形口平底瓶和半坡类型杯形口小口尖底瓶融合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四种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不够完善。就第一种观点来说，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各有渊源：半坡源自零口，庙底沟源自枣园—东庄，但归根结底都源于零口。就第二种观点来说，庙底沟类型的直接前身东庄类型确是深受半坡类型影响，但得承认枣园类型是基础。就第三种观点来说，庙底沟类型的基础确是枣园类型，但不可否认来自半坡类型的巨大影响。就第四种观点来说，庙底沟类型虽然遥承零口类型，但中间还得经过枣园、半坡、东庄等多个环节。

庙底沟类型的渊源问题如此复杂，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

三、文化整合问题

我们知道，东庄类型形成后就开始向周围扩张影响，庙底沟类型之后影响更甚，由此造成庙底沟期仰韶文化面貌的空前统一。问题是，这样一次颇为剧烈的文化整合过程是如何完成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东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整合过程可能非常复杂，不同方向不同区域可能存在不同方式。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和晋中北在内的北方地区，之前虽有半坡—后岗期仰韶文化分布，但毕竟地广人稀，庙底沟类型向北的扩张影响应当部分是伴随着人群的北迁，而且多是沿着河谷北迁，以便找到更多适宜农耕之地。比如内蒙古凉城王墓山坡下聚落，从器物形态到房屋建筑，都和晋西南很接近，可能主要是晋西南人群沿着汾河、浑河河谷北上移居的结果。但王墓山坡下的陶器毕竟和晋西南小有差别，比如彩陶花纹简单，不见陶鼎，却有北方特色浓厚的细石器镞，说明很可能也与当地人群存在一定融合。有趣的是，更靠南的大同马家小村聚落的地方特色反而更为浓厚，这可能是由于此地属于桑干河流域，从汾河来的人群不容易直接抵达所致。

西部的渭河流域，半坡类型遗存分布密集、发展程度较高，庙底沟期遗存有一定地方特色，东庄—庙底沟类型的人群不大可能较大规模迁居到这些地方，可能主要只是从文化上施加影响。为了强调渭河流域的地方性特点，严文明曾提出泉护类型的名称，但泉护遗址位于关中东部，泉护一期和庙底沟一期差别不大，以更靠西部的遗址命名或许更加适宜，我在这里暂称大地湾三期类型。陇山东西、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等地庙底沟期遗存的出现，应该是大地湾三期类型进一步拓展的结果，而非庙底沟类型直接影响的产物。东部河南大部地区和鄂北等地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也是在之前当地仰韶文化基础上的变革发展，地方特色更加浓厚，显然也主要体现东庄—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影响而非人群移动。

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又是另一种情况。这里曾经分布着发达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遗存，但庙底沟期以后却突然全面衰落，只有少量类似庙底沟类型的遗存发现。这很可能与庙底沟类型人群东北向的战争行为有关。

东庄—庙底沟类型对外剧烈的扩张影响，应该主要基于其实力的剧增，可能包括农业大发展、人口剧增、社会急剧变革、文化软实力加强等。根据调查，晋南、豫西等地庙底沟期遗存的数量比之前增长数倍，出现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人口剧增和社会急剧变革是有充分证据的。农业的大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等，还需更深入的研究。更背后的原因，还得从环境变迁等角度去寻找。也希望DNA等科技手段的介入能对庙底沟扩张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信息。

四、聚落社会问题

目前揭露出来的较为完整的庙底沟期聚落，资料已经发表的仅有秦安大地湾三期聚落、王墓坡下聚落等不多几处，而且聚落规模都比较小，墓葬的发现更少。大型聚落的整体情况都还不很明晰。比如西坡聚落已经发掘出了多座大型房屋和成片墓地，但总体布局仍不很清楚。杨官寨聚落揭露出环壕、水池、房屋和大片墓地，但尚未发现与该聚落规模相当的大型房屋和大墓。这就导致对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单个聚落形态和社会状况的了解还很有限，更不用说区域聚落形态或者更大范围聚落形态了。所以较为完整地发掘揭露出一些不同层级的庙底沟期聚落是当务之急。其他如区域系统调查也亟需进一步大范围推进。就现有材料看，只有庙底沟期晚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总体格局大致有个眉目。大约公元前3300~前3100年，晋、陕、豫交界地带仍被庙底沟类型晚期人群占据的时候，西面陇山东西的大地湾四期类遗存、东面郑州地区的大河村三期类遗存，都已经率先进入仰韶晚期阶段。如果说以双槐树聚落为中心的郑州地区存在一个“河洛古国”的话，那么晋、陕、豫交界地带就一个有个“崤山古国”，陇山东西就应该有个“陇山古国”，当时在黄河中游地区实际上是三大古国并行的局面。

我这里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对于聚落形态的研究，从根本上离不开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如果完全不考虑考古学文化面貌，很多情况下就连相邻两个聚落的关系都很难确定。聚落群、中心聚落等概念的提出，其实都是以这些聚落基本同时且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同一地方类型甚至地方亚型为前提，暗含着对这些聚落可能属于同一族群的认同。就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来说，也首先需要根据文化面貌上的差别，再考虑区域聚落集聚程度，来进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仅根据小区或流域地理范围进行的聚落形态研究，实际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也很难凸显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五、古史对证问题

庙底沟类型有着数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对外大规模扩张影响，理应在古史传说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曾推测庙底沟类型可能对应黄帝部族，庙底沟类型向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扩张对应轩辕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但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推算，轩辕黄帝距今不到5000年，这比庙底沟类型扩张的时间晚了上千年。因此，庙底沟类型的古史对证问题颇为复杂，还不能说已有定论，需要进一步探索。

附记：

本文算是对我新近撰写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收录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一文的补充，详细情况请参阅该文。

谨以此文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95周年！

原载《文物世界》2021年第2期

信息转自：古今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