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之间庙底沟类型的几何纹彩陶，最主要的“圆点、勾叶、弧边三角”元素均为弧笔，直线等直笔元素已很少见，“除轴对称外，还采用中心对称的方式” ，互相勾连、彼此旋绕形成类似花朵等的单元母题，仍以二方连续为主，显得流畅活泼，旋转灵动，变幻多端，却又浑然天成（图一，10~22）。庙底沟类型的弧笔彩陶，在更早的东庄类型已开始 ...

摘要：中国黄河流域和西亚等地史前彩陶可以分为直笔和弧笔两种前后相继的风格类型，史前聚落可以分为同质（平等）和异质（分化）两种形态。无论东西方，都是直笔彩陶大致对应同质聚落，而弧笔彩陶大致对应异质聚落。彩陶风格和聚落形态的这种对应关系或许可在结构主义考古学中找到比较简单的解释，但根本原因还在经济社会本身的变革。

关键词：彩陶风格；聚落形态；黄河流域；西亚

彩陶指一次性烧成的表面绘彩的陶器，曾一度流行于亚欧大陆中纬度农业地区的前文明社会。由于彩料来源的限制，彩陶颜色种类有限，但图案却极富变化，形成各种风格，而且我们发现不同的彩陶风格还和一定的聚落形态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本文拟以中国黄河流域和西亚史前的几何纹彩陶为中心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几何纹彩陶，是希望聚焦于彩陶的元素和构图等形式本身，进行“艺术风格学” [1]或者“考古类型学”这样的“科学”分析，以寻求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艺术形式和聚落形态之间互相关联的通例。

一

中国黄河流域的彩陶时代始于公元前6千纪的白家文化，而盛于公元前5千纪中叶至前4千纪中叶仰韶文化前期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2]。这里所说半坡类型，主要指临潼姜寨一期类半坡类型前期遗存，不包括姜寨二期类半坡类型晚期或者史家类型遗存[3]，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前4200年之间。半坡类型的几何纹彩陶，无论是线形元素，还是带状、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等块体元素，基本均为直笔，多以平行和轴对称方式形成单元母题，以同样单元的重复或者二方连续构成图案整体，显得“庄重稳健” [4]，直爽、刚劲，在很有秩序感的同时也略显拘谨和呆板（图一，1~9）。

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之间庙底沟类型的几何纹彩陶，最主要的“圆点、勾叶、弧边三角”元素均为弧笔，直线等直笔元素已很少见，“除轴对称外，还采用中心对称的方式” [6]，互相勾连、彼此旋绕形成类似花朵等的单元母题，仍以二方连续为主，显得流畅活泼，旋转灵动[7]，变幻多端，却又浑然天成（图一，10~22）。庙底沟类型的弧笔彩陶，在更早的东庄类型已开始多见。随着东庄—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影响，这类弧笔花瓣纹或者旋纹彩陶流播到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广大地区[8]。

半坡类型发现有宝鸡北首岭[9]、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布局较清楚的聚落，每个聚落面积数万平方米，聚落之间没有显著分化。以最具代表性的姜寨一期聚落来说，居住区基本位于环壕以内，同时期房屋围成一圈，门一概朝向中央广场，体现出凝聚、向心的集体主义观念；所有房屋以具有公共活动功能的大房子为中心组成5群，可能代表彼此平等的5个大家族，全聚落共同构成一个氏族；环壕外面有几片成人墓地，每座墓葬基本都有少数几件随葬品，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还有较多婴孩瓮棺葬安排在每组房屋附近；村西的窑厂则可能属于全村的产业（图二）[10]。

庙底沟类型出现了灵宝北阳平[11]、西坡[12]等数十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聚落之间分化明显。在西坡等中心聚落发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以及年代稍晚的随葬玉、石钺的大型墓葬[13]，汝州阎村出有战争记功碑性质的“鹳鱼石斧图”（或“鹳鱼钺图”）[14]，可见当时已经出现阶层分化，战争日益频繁，玉、石钺应当已经具有军权象征意义[15]。以秦安大地湾聚落[16]来看，第二期（史家类型）第一段聚落有环壕，房门基本都朝向中央，和姜寨一期聚落还很接近，第二期第二、三段和第三期（庙底沟期）聚落的房门已经不再具有统一性，表明开始强调各组房屋所代表的家族的地位，氏族社会趋于解体。

半坡类型彩陶直笔、简单、平行、拘谨，聚落近于同质、布局凝聚向心，体现出平等友爱、崇尚集体主义的氏族社会面貌；庙底沟类型彩陶弧笔、复杂、中心对称、灵动变幻，出现中心聚落和高规格建筑，处于氏族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的阶段，家族凸显，阶层初步分化，社会动荡，对外扩张。两个类型或两个阶段的彩陶风格和聚落形态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二

西亚的彩陶时代肇始于公元前7千纪之初，至约公元前6500年进入发展繁荣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并以约公元前6000年为界，可分前后两大阶段。

伊朗西南苏萨地区属于彩陶时代前期的古苏西亚那期（Archaic Susiana）彩陶，大量发现于乔加·米什[17]等遗址。彩陶元素类似半坡类型，绝大多数为直线，也有直边的三角形、长方形、菱形等块体元素，但少量波线、螺旋线、弧线等元素不见于半坡类型早期；也和半坡类型一样，以平行和轴对称方式形成单元母题，以同样单元的重复或者二方连续构成图案整体，整体风格也是直爽稳健，很有秩序感，尤其常见十数条乃至数十条平行线细密布满器身，令人印象深刻（图三，1~6）。进入彩陶时代后期或者苏西亚那期以后，弧线、圆点增多，出现弧边三角、勾叶、圆圈等新元素，构图仍主要为轴对称，但大小相间、疏密不等，颇多变化，此外也出现了少量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这些和庙底沟类型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体也是更显生动活泼，但不如庙底沟类型彩陶那样流行弧笔，也缺乏一气呵成之感（图三，7~10）。

两河流域属于彩陶时代前期的哈苏纳文化（Hassuna）[18]、萨马拉文化（Samarra）[19]彩陶，彩陶元素多为直笔，构图方式也和古苏西亚那期基本相同，只是偏早的哈苏纳文化构图更加疏朗，偏晚的萨马拉文化典型彩陶块体元素增加，复杂而充满韵律，活泼多样，四分内彩图案最具代表性，充满旋动意象和富于变化（图四，1~9）。至彩陶时代后期早段的哈拉夫文化（Halaf）[20]，和苏西亚那期一样，彩陶弧线纹、弧边三角、圆圈、圆点等元素增多，也出现了中心对称的母题构图方式，多个相同的母题以二方连续、多方连续展开，在繁缛中体现出秩序（图四，10~16）。

此外，在中亚南部，大约公元前6000~前4200年的哲通文化彩陶[24]，主要是细密的平行直线或曲线纹（图五，1~4），而约公元前4200~前3500年的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Anau-Namzga I），彩陶风格则骤变为粗犷的弧边三角、勾叶纹、折线纹（图五，5~8）[25]。哲通文化源于西亚，且和西亚保持着交流。

西亚的史前聚落，在彩陶时代的前后两大阶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革。举例来说，哈苏纳文化时期的耶里姆1号丘第5层聚落[26]，由若干房间组成一组建筑，每个小房间是一个居住单元，或许居住核心家庭；每组建筑内共有小院落、储藏室、灶，是一个共同的消费单元，或许为家族组织；整个聚落共有中心广场、北部的成排库房和西南角的陶窑场，或为一个氏族组织。所有居住单元基本都形态和功能近似，看不出明显的分化，呈现出平等的氏族社会状况（图六）。哈拉夫文化时期的梭万聚落[27]，是一个外有围墙、环壕和“瓮城”的十分注重防卫的长方形聚落，里面最多的时候有十余座建筑，每座建筑都呈“品”字形，将起居室、中心堂屋、储藏室都置于这一座建筑内，有主有次，凸显了每座建筑所代表的家族的重要性，表明氏族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图七）。苏萨的乔加·米什等聚落的演变情况与此类似，至苏西亚那期偏晚阶段已经出现由多个长方形房间组成的布局严整的神庙类仪式性建筑[28]。再扩大到整个西亚，乃至于巴尔干、中亚南部等地，也大抵如此。比如中亚南部哲通文化的哲通、佩塞迪克等聚落，主要由形态类似的居室构成整个村落，呈现典型的氏族社会面貌；而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阶段的蒙杜克力（Mondjukli）、达希列基丘等聚落，房屋大小不等，集聚成群，反映出社会的变革[29]。

西亚彩陶时代前期的彩陶流行直笔，构图平行、简单，聚落体现平等和重视集体利益的氏族社会状况；后期的彩陶出现较多弧笔，构图复杂，富于变化，聚落和社会也在发生重要变革，逐渐朝复杂化方向转变，同样也是家族凸显，阶层初步分化，男性地位上升。两个阶段的彩陶风格和聚落形态，分别和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较大相似性。

三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黄河流域和西亚等地史前彩陶简单分为直笔和弧笔两种前后相继的风格类型，也可以把史前聚落分为同质（平等）和异质（分化）两种形态。我们注意到无论东西方，都是直笔彩陶大致对应同质聚落，而弧笔彩陶大致对应异质聚落；并且中国和中亚南部的直笔彩陶—同质聚落向弧笔彩陶—分化聚落的转变，都大致在公元前4200年，而西亚的转变早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可见，彩陶风格和聚落形态的对应关系，并不受具体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彩陶风格和聚落形态的对应关系或许可在结构主义考古学中找到比较简单的解释。如伊恩·霍德所说，结构主义考古学的证实过程，是“证实在同样的历史情境中各种不同的资料后面存在着相同的结构” [30]。的确，直笔、轴对称、构图简单的彩陶和同质、简单的聚落（甚至平等社会），弧笔、中心对称、构图复杂的彩陶和异质、复杂的聚落（甚至复杂社会），都分别具有相同的结构。这种不同材料的相同结构的形成原因，或许与集体的精神的无意识活动有关[31]，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什么会在一定阶段发生显著变化？却是结构主义本身很难解答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在经济社会变革本身找到更根本的原因。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中原核心区粟作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经济成为生业主体[32]，人口急剧增加，这可能是聚落急剧增多、聚落之间和内部出现分化[33]，并向周围强烈影响的根本原因。这样剧烈动荡的社会氛围，必然产生富于变化和更加复杂的集体意识（或无意识），并投射到彩陶艺术等当中，使得不同考古材料中出现了相同结构。西亚的情况与此类似。说到底，仍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非相反[34]。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