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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的书吏教育

摘要: 古代埃及的书吏教育图文/令狐若明 古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文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的文字形成了结构比较复杂的象形文字体系,常用的文字符号有700多个。在古代埃及,要学会使用象形文字,非经长期严格训练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写字就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掌握书写技能成了极少数人 ...


古代埃及的书吏教育

图文/令狐若明


古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文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的文字形成了结构比较复杂的象形文字体系,常用的文字符号有700多个。在古代埃及,要学会使用象形文字,非经长期严格训练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写字就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掌握书写技能成了极少数人的特权。古代埃及能读书写字的人被称为“书吏”(scribes),他们在官僚机构中起有重要的作用。

高人一等的书吏

在古代埃及,具有“书吏”头衔的人是处理文牍工作的主要人员。最早的书吏形象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的纳尔迈调色板(The Narmer Palette)上,称为“持履书吏”。早王朝(包括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和古王国(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时期都有手持芦苇杆笔和书板,盘腿端坐的书吏雕像保存下来。


古埃及普通农民一生都在自己那块小小的田地上耕作,播种谷物,照料牲畜,很少有学习识字的机会。男孩子一般继承父亲的职业,当农民、渔民、陶工、木匠和铁匠等;女孩子则向她们的母亲学习做饭、纺线织布等家务活。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有条件接受长期的学校教育,学习阅读和写字,以便日后充任国家官吏或神庙祭司。埃及学家们在研究古埃及国家机构时发现,法老时代的埃及拥有众多官吏组成的庞大官僚机构。法老之下的最高官职是宰相,宰相在古埃及语里称作“塔堤”,现代阿拉伯语称为“维西尔”(Vizier)。维西尔作为法老的代理人,统辖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握有行政、司法和宗教大权,常被比作古埃及文字之神托特(Thoth)。古王国时期,有的维西尔同时还兼有书吏的头衔。如第5王朝(约公元前2498—前2345年)的维西尔塞涅寨米布(Senezemib)就具有“国王书吏长”的头衔。



古埃及最大的行政部门是财政部门。早在第1、第2王朝时期,国家每两年就派人清查全国的土地、人口、牲畜和其他财产,以确定租税数额。清查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这在古王国时期编成的官方文献《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上确有记载。


清查时必须做记录,田地需要丈量,人口需要普查,每个人和他的牲畜等财产清单的列出,这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都离不开书吏。第3王朝时,随着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出现,国家政权就更需要书吏协助制定中央和地方各州的等级制度,祭司承担的宗教义务,以及王室和祭司对可耕地、畜群、矿产、粮食、公共工程、法庭和税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书吏记载各朝历史,传达法老敕令,抄写政府公文和神庙的宗教文献,记录军队供应品的储备和分发,征收新兵和保持埃及属地与法老之间的信息往来。从繁华京城的官邸庙堂,到穷乡僻壤矮小的神像前,到处都可以看到书吏的身影。书吏的重要性,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关于书吏的最早记载,见于第5、第6王朝时写成的《金字塔铭文》(Pyramid Text,因刻写在金字塔内的墓壁上而得名)。那是专为已故国王祝福的祈祷文,其中提到了名目繁多的书吏。根据他们的职权,具体可分为公文书吏、书信书吏、军队书吏、国王书吏(包括军事长官、御医)和“圣书”书吏等。


在古代埃及,阅读和书写是非常重要的,对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这或许是一条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不过,古代埃及文献的官职表清楚地表明,在武士和祭司之外并没有一个单独的书吏等级。书吏虽然不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但由于政府一切税收、簿记、档案的整理都必须由书吏来担任,他们在各级政府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工作与王公贵族和高级祭司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作成绩优秀的书吏可以有机会在官僚机构中得以升迁,达到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古代埃及,“书吏的职位是最好的职位”,他们能凭自己的等级获得丰厚的报酬,被授予土地,配给食物,从神庙的正规收入中得到收益,还可获得法老的奖赏。


书吏衣着华丽、体面,受人尊重,饱食终日而无须奔波劳累,并对自己的博学十分心满意足。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许多高级军官本身就是书吏。如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的哈布之子阿蒙霍特普(Amenhotep,son of Habu,与当时的法老同名)原是埃及军队的一名普通书吏,因才华出众,得到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赏识,擢升很快,先后担任过王宫侍卫队长、国家税收官、边境防卫长官,又负责经营王后和公主的庞大产业,最后在80岁高龄去世前,他还担任埃及宫廷事务总监,位同维西尔。阿蒙霍特普三世对他十分宠信,破格准许他在卡尔纳克神庙里为他自己树立雕像。他的雕像被刻成王室书吏模样,盘腿端坐,膝上放着打开的纸草书卷。法老还居然准许他在西底比斯的王宫祭庙旁边,自造一座祭庙。从来还没有一个非高贵出身的人像他这样受尊崇。阿蒙霍特普三世拨巨资为他修建的这座祭庙,在他死后很久还一直按时举行祭祀仪式。于是,围绕着这个由普通书吏升到维西尔高位的名人崇拜逐渐兴起,阿蒙霍特普后来被尊为古代埃及的大贤。


训练严格的书吏学校


书吏是由专门的学校培养的。在古王国时期埃及就有了私人教授的学生。成书于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韦斯特卡纸草》(Papyrus Westcar)记载了魔术师做出奇迹的故事,反映的却是古王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实。胡夫国王派王子去请学识渊博的老魔术师杰迪(Djedi)。杰迪说:“为我准备一条船吧,这样我就可以把我手下的年轻人和我的图书带走。”这位名叫杰迪的魔术师,可能就是一位办私人学堂的老先生。一般认为,中王国时期埃及已有书吏学校,专门训练王室和贵族子弟。书吏学校大都设在神庙里,教师主要由祭司担任。有的书吏学校也设在王宫里。书吏学校高于一般学校,里面还设有特殊的高等学府,被称为“生活之家”(the House of Life),从“生活之家”出来的年轻书吏,通常在国家重要机关供职,一旦胜任工作得到上司赏识,便可青云直上,充任国家高级官吏。


要当书吏,需要以勤勉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接受严格训练。学生5岁左右入学,学习期限为12年。在这漫长的12年中,学生必须经过严格训练,需要先在石灰石上练习书法,待熟练后才能在纸草纸上进行书写,因为纸草纸太珍贵,不能浪费。学生从早到晚埋头用功,每天的学习时间又长,又乏味。他需反复熟练抄写不同形体的文字,然后学会撰写各式公文、信函、申请书、法庭记录等,逐渐养成正确选词和运用比喻的能力。此外,学生还要学习天文、几何、算术、历史和宗教经典,因为书吏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给地方机关培养文职人员,培养有足够基础知识的神庙祭司以及艺术家。这种学校开设的课程相当单调,老师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且纪律严格,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贵族家庭的子女也不例外。体罚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对老师不敬或懒惰的学生是要受到鞭打惩罚的。一篇教谕的作者说:“每天都要用功读书,这样你将会熟练掌握文字。不要懒惰度日,不然你就要受到鞭打。要知道,男孩的耳朵是长在背上的。”但是,做一个书吏很有好处而且体面,因此学生会忍受一切惩罚。书吏学校还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学生上酒馆,不能追女人,只能勤奋用功,以期将来出人头地。


学会阅读各种手稿,需花很多时间。学生们每天面对的是沉闷冗长的课程,需要翻来覆去地抄写各种复杂的文句,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物品清单。他们用特别的习字本每天抄写3页左右象形文字的700多个常用符号、草楷的祭司体和更简化的世俗体符号。对于那些初入学的儿童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学习各种文字手稿,不但要会念,而且要写得熟练、美观。不少学生因为达不到老师的高标准而受到严厉惩罚,老师们对待学生是绝不会吝惜鞭子的。在抄写铭文时,老师要求学生掌握漂亮的标准书法,要根据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字体符号来书写。例如,用世俗体书写事务文件,用特别清晰的近于象形文字的祭司体抄写宗教文件等。在古代埃及,由于国家对纸草纸生产的垄断,使得纸草纸价格昂贵。后人发现,许多纸草纸被反复使用,即把原已写在上面的文字擦掉后再使用,这或许可以证明,当时新的未用过的纸草纸确实价格昂贵。在古埃及的学校,学生们一般用芦苇笔蘸墨水在纸草纸上书写,但初学写字时,小学生不可在纸草纸上直接书写,他们主要在打破的陶器碎片或石片上练习写字,写完后随手扔掉,待他们掌握书写技巧后才发给纸草纸。不过,发给他们的纸草纸不是新的,而是用过的,让他们在空隙处写上新内容。这种做法保存了大量资料,为现代埃及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例如,著名的古埃及冒险故事《辛努海的故事》,就是去埃及游历的俄罗斯学者偶然从古董商那里买到的一卷纸草书上发现的,如今保存在莫斯科国立普希金艺术博物馆。


在古埃及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大半取决于家世的国家里,能够设法升到高位的就是这种书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学习的课程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教谕。大臣、祭司和官吏们都想让自己的子弟将来接班时具有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思想,各种教谕正符合他们的这种意图。许多教谕文都是颂扬书吏快活生活的,鼓吹书吏的生活比任何其他的职业都要美好。中王国时期,在古埃及文学作品中极负盛名的《杜阿乌夫之子赫琪给其子柏比的教训》,就是书吏学校学生必须阅读、抄写、背诵的一篇范文。这篇教谕文竭力赞扬书吏职业优越,鼓励学生做一个成功的书吏。作者把雕刻匠、金匠、石匠、织工、信使等行业跟书吏的境况做比较,强调这些行业劳动有多么艰苦,多么不如书吏生活的舒适。作者以嘲笑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雕刻匠或金匠被派遣出去。(但)我却看过在炉口干活的金匠。他的手指像鳄鱼皮一样,他的气味比鱼子还难闻。”“磨制宝石的匠人须得对每一(种)硬石加工。当他工作完毕时,他的双臂麻木不仁,全身精疲力竭。他从早到晚长时间地坐着,他的腿和背都是弯曲的。”“纺织作坊的织工的处境比妇女还坏,他的大腿紧贴着肚皮。他吸不到新鲜空气。假如他没有如数织出一天的布来,他就要挨50皮鞭。为了要见一点日光,他必须把食物送给守门人。”“当信使出发到外国去时,他首先要把财产移交给他的子女,因为惧怕狮子和亚洲人。”文中最终把书吏的职业说成是唯一没有负重和劳苦的行业:“你看,除了书吏之外,没有任何职业是没有主管的,书吏就是主管。假如你会书写,那你的境况就会比我讲给你的那些职业要好。”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20—前1200年)时期一份在学校用于教学生读写的文献中更是以过于夸张的文字描述农民和士兵生活的艰苦。作者先是以老师的口吻向学生述说农民生活的艰难处境:“我听说你不练习写字,成天寻乐,你只想去田里工作,背弃神的话语,你难道没有想到,收税的时间一到,农民的命运是怎么样的?一半的谷子给虫吃了,河马又吃掉了剩余下的部分,田里到处是老鼠,又满是蝗虫。牛羊争吃,麻雀偷窃,农民真是痛苦!”接着作者又劝说学生最好不要去当兵:“你说‘人家说士兵比书吏舒服’,这是什么意思!来,让我告诉你那劳苦的士兵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当他还是小孩时,就被带到军营里关起来,他头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痕。……让我告诉你他是怎么样去叙利亚,怎么样翻山越岭。他的面包和水扛在肩上,重得只有驴子才背得动……压得他背脊弯曲。他喝的水发臭,……当他遇到敌人的时候,就像只给网困住的鸟,四肢无力。如果他活着回到埃及,他就像块虫蛀的木头,又病又累。他被驴子驮着回来,衣服被偷了,同伴也溜了!不要再以为士兵比书吏舒服!”最后作者才道出做书吏的好处:“做一个书吏,就可以不用负担劳役,不参加所有的工作,不用锄地,也不用扛篮子。做书吏可以使你不用划桨,不用受苦,你不会有许多主人,也没有一大群上司。……要做一个书吏,他指挥一切。”

尽管读书识字并不容易,但作为书吏,毕竟在职位、权力和财产等方面都有上升的希望。因此,古埃及的贵族、官员子弟并不把书吏学校视作是知识的钥匙,而是把它当作获取社会高位的垫脚石。对在书吏学校接受长达12年训练的奖励,就是在古埃及社会中享有很多特权,并免除赋税。从理论上说,书吏职业不是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一个出身低微的孩子,只要家庭能供得起他上学,他又肯下苦功钻研,是可以成为一名书吏的。但是实际上,在书吏学校读书的差不多都是富贵人家的子弟。书吏学校隶属于神庙和国家机关,跟神庙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在埃及,文字完全操纵在祭司手里。他们故意给文字罩上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祭司们教导学生说,文字是智慧之神托特的赐物。祭司写字之前,都要举行祭奠,故弄玄虚地做一番祈祷。一般书吏学校都设有祭坛,上面供有托特神雕像,那是书吏的保护神。学生上课前经过祭坛,须向托特神顶礼膜拜,念一段希望学习进步的祷文,祈求托特的保佑。神庙书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掌握书写基本技能后到国家各级行政机构供职。所以,神庙也是地地道道的选拔官吏的场所。神庙的兴盛与消亡,直接影响着文字的发展。公元390年,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46—395年)颁布法令,关闭了帝国境内的异教神庙。在懂得古埃及文字的最后一批祭司去世后,埃及象形文字也就成了一种长期无人知晓的死文字。



托特是古埃及智慧、文学艺术和文字之神,以朱鹮鸟头或狒狒的形象出现。托特原为月神,后来掌管计算与学问,创造社会秩序,发明语言文字,担任诸神的文书和信使,也是古埃及书吏的保护神。他又在世间代表太阳神拉,总是想用其光明驱逐黑暗。在奥西里斯冥世法庭审判亡灵时,托特手持芦笔和书版,记录称量的判决。托特的主要崇拜地是上埃及古城赫尔摩坡里斯(Hermonnpolis)。


巴勒莫石碑是古埃及现存最早的纪年石碑,现只残存6块断片,其中最大的一块自1877年起,收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巴勒莫市博物馆中,因此而得名。这是一块闪长岩石板,两面皆刻有象形文字铭文,分成若干行。正面第一行是前王朝时期的国王名字。从正面第二行起,每行各分成长方形的年表,记录每位国王(止于第5王朝第3王尼婓利尔卡拉)统治期间的大事(包括战争、宗教节日、人口统计、神庙和城市兴建以及向海外派遣船队等),下端附有当年尼罗河水位的标记。历朝国王的名字刻在每一行年表的上端,即上下两行之间。巴勒莫石碑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不仅按王朝顺序列举第5王朝及其之前的埃及国王名单,而且逐年记载了历朝大事,包括埃及诸王对努比亚、腓尼基的远征以及将土地和劳动力捐赠等重要活动,还涉及诸如尼罗河涨水情况等经济社会生活问题,是研究古代埃及国家早期政治、经济等方面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0年0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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