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埃及学自1822年由法国学者商博良创建以来，经过数代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发展至今已是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综合性大学科。埃及学的主要分支有：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碑铭学、艺术学、宗教学、建筑学与科学技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文字学，因为它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随着埃及学的发展，大的专业还可细分，以语言文字为例，按其历史发展 ...

埃及学自1822年由法国学者商博良创建以来，经过数代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发展至今已是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综合性大学科。埃及学的主要分支有：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碑铭学、艺术学、宗教学、建筑学与科学技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文字学，因为它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

随着埃及学的发展，大的专业还可细分，以语言文字为例，按其历史发展阶段可分为以下5个研究对象：古埃及语（Old Egyptian）、中埃及语（Middle Egyptian）、后埃及语（Late Egyptian）、世俗语（又译作德莫语，Demotic）和科普特语（Coptic）。古埃及文字按其书写方式有象形文字、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科普特文字之分；在语法结构上也有相应的变化，如科普特语的词汇中包括许多希腊的外来语，出现了语法上的小品词，与以前各阶段的词汇大不相同。

埃及学研究遍布全球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有埃及学研究的机构或学者。埃及学规模最大的是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其次是俄罗斯、瑞士、意大利、以色列、波兰、荷兰等国。这些国家都各有其引以为豪的学术专长和特色，如美国在古埃及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德国在语言文字方面、英国在考古学方面、瑞士在宗教学方面，都各有重大突破。在埃及学研究的对象国度——埃及，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本国的埃及学规模还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1952年埃及获得独立后，也曾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埃及学，尽管培养出了一批埃及学家，但总体研究水平比之美、法、英、德仍稍有逊色。但是，埃及有遗址，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Egyptian Museum）拥有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最有价值的藏品。该馆在介绍整个埃及文化，特别是在介绍法老时代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古物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初是埃及考古学最活馆、德国的柏林博物馆、俄罗斯的莫斯科美术博物院和列宁格勒国立博物院也收藏着数量不等的古埃及文物。跃的时期，当时埃及政府允许发掘者可保留半数的出土文物，大大激励了外国博物馆与富人投资于埃及考古发掘。如英国埃及学家卡特（H.Carter）对图坦卡蒙墓的成功发掘，就是在英国大富翁、业余埃及学家卡纳翁伯爵的资助下进行的。

由于20世纪之前英国的霸权地位，使该国考古学家得以最大限度地在埃及收集到各类文物，大英博物馆因此成为除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以外收藏古埃及文物最多的地方。这里陈列着古埃及的各种文物，从大型的人兽石雕、庙宇建筑和碑文壁画，到大量的木乃伊和金玉器皿、首饰，约7万多件。

埃及学发轫于法国，法国人在埃及获得的大量文物，多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部，该部共有26个陈列室，展出7500件文物，大多数是古埃及法老墓里的殉葬品。

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美国各大博物馆开始增设埃及收藏品的陈列，而在埃及的发掘又充实了博物馆的藏品。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埃及学已名列前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古埃及藏品已蔚为可观。

此外，意大利的都灵埃及博物馆、德国的柏林博物馆、俄罗斯的莫斯科美术博物院和列宁格勒国立博物院也收藏着数量不等的古埃及文物。

大英博物馆是除开罗埃及博物馆外收藏古埃及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世界各大博物馆所收藏的古埃及文物来之不易：先是在埃及出土文物的原址测定其位置，小心取出后转移到仓库和实验室里，加以清理、描绘、画图、分析、编成卡片、加固，并对破损部分进行修复；之后将全部文物装箱打包运往各博物馆，成为珍贵的藏品。现在，这些藏品已成为各国埃及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当时世界上有26个国家拥有至少一个埃及学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大多附属于大学或博物馆，现在的数目更为增多。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埃及学系或开设埃及学专业课程，如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哥廷根大学、蒂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开罗大学等。这些大学实力雄厚，已成为当今埃及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专职的埃及学研究结构，如德国东方研究会、法国东方考古所、埃及英国考古学校、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等，以资格老、研究水平高在国际埃及学界久享盛誉。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内的古埃及艺术馆

上述各国的博物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埃及大多设有研究所，领导本国考古队常年在埃及各地发掘古迹，主持整理、发表研究成果，负责本国埃及学专业学生的实习考察，并兼有宣传本国文化、与各国埃及学同行交流和互换资料的职责，成为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其工作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一些大基金会、公司的经济赞助。目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专业考古队正在埃及境内的500多个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新的发掘成果不断问世。今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与埃及文物部门合作发掘卢克索附近的孟图神庙遗址，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考古队到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柏林博物馆

埃及学家国际性交流

当今的埃及学家还与史前学者合作，逐渐采用了新考古学的严密方法。他们不只局限于研究古埃及文献和精美的出土文物，还进一步对发掘的地层做专业考察。根据地层分析所获得的信息，并不亚于古埃及石碑或神庙墙壁上的铭文。近30年来，借助现代的科学方法和实验室的研究，埃及学的研究范围已得以全面扩展。

早在19世纪，各国的埃及学家就已互通信息，交换资讯与心得。进入20世纪后，随着埃及学在许多国家的建立，这一学科在国际上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的埃及学家共同组成国际埃及学家协会，定期在不同国家召开国际埃及学会议，广泛进行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1976年第一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开罗举行，以后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使全世界埃及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与国际学术界接轨。1985年9月，第4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召开，我国在这次大会上加入了国际埃及学家协会，成为第38个会员国，这是中国埃及学迈向国际学术界的第一步。1988年10月，第5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开罗举行，内蒙古民族大学刘文鹏教授作为中国首次应邀出席大会的学者，第一次登上了埃及学国际会议的讲坛。他在大会上交流了论文《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The City and Cite-state in Ancient Egypt），并和与会的国外埃及学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还亲身考察了埃及金字塔、王陵谷和卢克索神庙。1992年第6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意大利都灵召开，刘文鹏教授因故没有成行，但仍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他所提交的论文《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 》（Despotism in Pharaoh's Egypt）同样在大会上交流，并被收入《第6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1995年 9月，第7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时，我当时正在伯明翰大学进修埃及学，应邀出席了这届埃及学家大会，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埋葬习俗看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s as Seen from Predynastic Burial Customs in Egypt），并介绍了中国埃及学的研究情况。作为国际埃及学家协会的会员国，随后召开的几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我国亦有代表参加。我国学者出席国际埃及学家会议，同各国埃及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同时也向国外埃及学同行学习，向他们介绍中国埃及学的研究情况，曾引起与会各国埃及学家的关注。

1995年9月作者应邀出席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7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这是作者当年在剑桥大学住所楼前的留影

有种魅力叫“埃及热”

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就国际范围来说，埃及学的权威性刊物是英国考察基金会主办的《埃及考古学杂志》（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简称JEA）。该杂志191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每年出版一期。这份杂志所刊登的论文并不限于埃及考古学领域，已涉及到埃及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文学、历史、经济、法律、建筑、天文、数学、医学等内容。还有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编的《近东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简称JNES），以刊登亚述学（Assyriology）和埃及学的论文为主，其埃及学论文水平高，亦有相当的学术分量。自埃及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出版界就热衷于出版与古埃及文明有关的书籍。全世界每年出版的埃及学书籍平均在800部以上，供研究的埃及学图书资料（包括学术专著、铭文等）就有5000余种，其中以英文最多，德文、法文居次，阿拉伯文亦占有相当的比重。

《埃及考古学杂志》是埃及学的权威性刊物

除出版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外，埃及学家们还负有撰写通俗读物、举办展览、普及古代埃及文化知识的任务。目前，世界各国出版的古埃及画册、通俗读物已多得难以计数。据1986年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联邦德国埃及学家汉尼希博士介绍说，当时的联邦德国大约每4个家庭就至少藏有一本古埃及历史、艺术的书刊。

200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世界文明瑰宝：大英博物馆250年收藏展”展出的人形内棺

2016年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展出埃及艳后石像

埃赫那吞 即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 ～ 前1320年）法老。在位期间，依靠中小奴隶主，实行打击阿蒙祭司和大贵族、加强中央集权的宗教改革；强制推行对唯一太阳神阿吞（Aton）的崇拜，取消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的仆人”），离弃京城底比斯（Thebes），另建新都城“埃赫塔吞”（Akehetaten），意为“阿吞的境地”，即今之埃尔·阿玛尔那（El-Amara）。宗教改革遭旧势力的反对，埃赫那吞死后不久，改革被废止。

20世纪70年代，“图坦卡蒙随葬品环球展”在美国和日本曾掀起了一阵“埃及热”。1999年夏，大英博物馆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举办“大英博物馆馆藏古埃及艺术珍品展”，观者如潮。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埃及博物馆又连续在上海和北京举办“埃及国宝展”，这也是中埃1956年建交以来在北京举办的第一个古埃及文物展览，更引来了大量参观者，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5000人。最近的这次展览里的展品共143件，是埃及政府提供外展文物最多的一次（20世纪70年代的“图坦卡蒙随葬品环球展”只展出70余件文物）。埃及政府这次不仅向中国提供的文物最多，而且文物的等级在外展中也是最高的。这些展品全是被埃及政府称为国家级的展品，其中被认为顶级国宝的就有40多件，许多文物一直由埃及国家博物馆（即开罗博物馆）珍藏，从未在国外展览过。如世界上最早倡导一神教的法老埃赫那吞的巨型石雕像、“击打敌人的拉美西斯二世”彩绘浮雕等等。另外还有一件眼镜蛇雕像，从埃及流失到国外，刚由美国政府返还给埃及文物部门，这件文物在返回埃及本土之前，率先参加国宝展，在埃及人还没有见到的时候，就让中国人先睹为快。

现在，每年专为寻访名胜古迹而涌入金字塔故乡的游人竟成了埃及国民经济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上述情况足以证明世界各国人民对古埃及文化的浓厚兴趣，这正是古埃及文明本身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古埃及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7年02月刊，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