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春节前夕，在华北平原南部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河北省临漳县北昊庄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郭内抢救性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北魏至唐代造像2895件(块)。这是国内出土佛教造像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充分展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的历史地位。这项震惊世人的重大考古发现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邺城——沉寂千年的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伴随着邺城考古队整整三十年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邺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和佛教艺术史上的历史地位正一步步被揭开、展示在世人面前。

北吴庄佛教造像出土现场

　　从京港澳高速公路漳河大桥上注目远眺广袤平坦的河北平原，郁郁葱葱的庄稼和炊烟袅绕的村舍间巍然耸立着一处夯土高台，在夕阳的映射下格外醒目，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邺城选址的三台胜境。提起邺城和三台，留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仅仅是小学课本中“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而古今文人墨客则津津乐道于“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历史典故和曹植千古绝唱《洛神赋》中原型人物的神秘出处。大概没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一度是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都城。在这片充满躁动的热土上，经世济国者唱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诗篇，而昏庸暴虐之徒又上演了一出出争权夺利、亡国灭种的历史悲歌。在那个乱战频仍的时代里，邺城作为中原地区的一个缩影，伴随着王朝更替，屡经兴废。滚滚东去的漳河水，见证了北方中国千余年来的沧桑巨变和数不尽的悲欢离合，如今，这里回归于一片静谧。

“邺城三台”金凤台遗址

　　邺之建置，始于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战国初年，魏文侯起用西门豹为邺令，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投巫入漳，整顿民风。之后大力建设水利设施，发展灌溉事业，使漳河两岸成为旱涝保收的高产良田，为日后邺城的发展奠定了竖实的基础。秦汉以降，邺以其地处“北上涿蓟，南下郑卫“的中枢位置而号称“天下腰膂”。秦代在此置县，西汉时为魏郡所在，东汉末年成为冀州治所，袁绍在占据邺城后曾说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可以南向以争天下”的豪言。

　　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挟官渡之战的余威势入破竹的攻入邺城，初步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受封魏王后，曹操以邺为王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五年(210年)之后开始营建的邺北城坐北朝南，改变了以往历代都城缺乏统一规划、宫殿衙署分散、道路曲折、交通不便等弊端，在都城建设中实行统一布署，严格规划，形成宫室集中、坊里分明、中轴对称，交通便利的城市格局，开创了古代城市规划中的一种崭新的模式。

　　曹丕代汉、定都洛阳后，邺仍为魏国的五都之一。十六国时后赵、冉魏、前燕皆定都于此。五三四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于邺，鉴于邺北城破坏严重且难以安置大量的外来人口，于是增建南城。其规划“上则宪章前代(曹魏邺北城)，下则模写洛京(北魏洛阳城)”，对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模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和重要意义。

　　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邺仍为相州魏郡治所。大象二年(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因不满杨坚擅政，于邺城举兵，寻即被派兵讨平。为防止日后他人利用邺城的故都地位兴风作浪，在平定叛乱后，杨坚纵火焚城，所有邑居皆毁废之，移州、郡、县三级治所于向南四十五里的安阳城。千年名都，至此化为一片废墟。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土，就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礼仪观念不断磨合中缓慢发展，直至十六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统治者的提倡和名僧大德的弘扬，终由最初的星火传承渐成燎原之势。

　　河北地区是佛教东传的重镇之一，有史可证，早在四世纪前叶的十六国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澄就在河北一带弘扬佛法，并得到后赵皇室的极度尊崇，由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寺塔庙在各地纷纷兴建起来。据文献记载，佛图澄在河北弘法期间，常随弟子数以百计，前后门徒超过万人，所历州郡建寺八百九十三所，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高僧，不远万里从天竺、康居追随闻法，海内名僧释道安、竺法雅也跨关渡河前来受教。道安出生于今河北正定，博学多才，著录颇丰，门下弟子遍布天下，并创立僧团仪式、行规、礼忏等仪轨，成为中国早期佛教发展的关键性人物。

　　北魏定鼎河洛，中原北方地区佛法大盛，河北各地建寺立塔，译经注疏常见于史载。及至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僧尼也随之东迁，邺下佛学由此大盛。

　　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以来佞佛之风，上起帝王将相，下迄平民百姓无不倾心礼佛。北齐佛教全盛之时，境内寺塔林立，僧尼总数超过二百万人。北朝晚期，禅理并重，义学渐盛，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名僧大德举办法会时往往从者百千，听众无数。

赵彭城佛寺塔基发掘前后

　　东魏北齐的皇室贵胄事佛甚敬，耗费巨资用以修建寺院、开窟造像。东魏孝静帝以邺城的旧宫为天平寺，大丞相高澄在自己的府第举办译经活动，北齐文宜帝离洋以禅僧僧稠为师，远赴辽阳甘露寺，并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孝昭帝高演剃度僧尼三千多人，武成帝高湛大营寺塔，广施檀财。后主高纬不仅将邺城旧宫施与寺院，还改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另外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燃灯供养，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

塔基出土泥塑天人像

塔基出土泥塑摩尼宝珠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背景下，邺下佛学达到全盛，正如《续高僧传》所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西域高僧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菩提达摩、那连提离耶舍，中土名僧慧光、法上、道凭、僧达、灵裕、慧远等先后在邺下译经注疏、讲经说法。小乘之毗昙、成实，大乘之地论、华严、维摩、法华、净土、涅槃以及禅、律等佛学思想在此融汇贯通，邺城成为继洛阳之后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就在邺下一片歌舞升平之际，来自西部的威胁却与日俱增。北周武带宇文邕深知民富兵强为立国之根本，认为释老之学悖逆不孝，虚耗国力。为统一中原，武帝采取了取地于塔庙之下，求兵于僧众之中的国策。于建德三年(574年)“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遂将灭佛)运动推广到齐境。当时虽有名僧慧远挺身力辩，当面谴责周武帝以皇权为势，强行毁佛，必将坠入阿鼻地狱，但武帝以“但令百姓得乐，朕何辞地狱诸苦”而决意灭法。

　　“建德法难”至为酷烈，《历代三宝记》记载这次灭佛运动毁破前代数百年来官私所造寺院塔庙，融毁佛像，焚烧经典。除南朝之外的所有寺院田产赐与王公大臣作为第宅。还俗僧尼三百余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邺下佛教自此受到沉重打击，寺塔尽毁，僧徒流徙。

　　值得庆幸的是“周武法难”旨在富国强兵，其重点为令僧还俗，没收寺宅田产，并无过分迫害僧人之举。故入隋以后，大法复兴，名僧大德应诏而出，各地佛法再度繁盛，邺城佛教虽终止于周武灭法杨坚毁城，但其佛学精髓深深植根于隋唐以后的华严、法华、法相、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中，形灭神在，传承有序，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

　　有关邺城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1930年代，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曾派人前往踏査。1957年，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对邺城遗址内有迹可寻的古迹进行了初步的勘测和考证，明确了铜雀三台的位置和保存现状，采集了部分从曹魏至北朝时期的文物标本。1976~1977年，河北省和临漳县的文物工作者也对古城作了初步的调查钻探。

　　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探索邺城考古的新篇章。经过30年不懈的努力，邺城考古队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收获。

邺城遗址实测平面图 赵彭城佛寺北吴庄埋藏坑位置示意图

　　首先是历年来的考古勘探已初现成果，基本探明了邺北城和邺南城的形制和布局，对城墙、城门、壕沟及主要的宫殿建筑和街道有了初步的认识。确认了邺北城的规划和布局，系开创了我国古代都城建设中宫城集中北置、整体中轴对称的新模式。对邺南城的勘探和发掘，明确了该城的规划建设受到邺北城和北魏洛阳城的直接影响，南北向中轴大道南通正南面的朱明门，北达宫城门及宫城内的主要宫殿建筑，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原则布局，全城道路纵横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重要的衙署分布在中轴大道两侧。上承邺北城和洛阳城传统的邺南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的一次成功实践，是隋大兴唐长安城规划的直接渊源。

　　作为六世纪中叶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邺城周边地区保存了大量佛教遗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邯郸市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大留圣窟及小南海石窟。邺城成为继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之后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最集中的地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石窟寺往往和当时的高僧行止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密切关联，因而备受学术界关注。如安阳大留圣窟是道凭禅修石堂，大住圣窟是灵裕所建，小南海石窟为僧稠纪念窟，而邯郸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更与北齐皇室重臣有直接的联系。邺城周边石窟寺迹除保存了大量精美的石刻造像之外，还以窟内外崖壁上雕刻了大量的佛教石经而闻名于世。石经的内容涉及当时在中原北方地区最为流行的一些佛学思想，如地论、华严、法华、般若、净上，禅槃、禅、律及三阶教等，为探讨北朝晚期盛行的末法思想及流行的佛学流派及追溯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作为六朝古都和北朝晚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佛学中心，邺城及周边地区埋藏有大量的佛教文化史迹。自19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范围内的临漳县洪山村、井龙村、邺镇村、马辛庄、河图村、义城村、上柳村、板屯村、东太平村及磁县南白道村等地就已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佛教造像，其中不乏一些小规模的集中发现，出土品以中小型的白石造像为主，也有少量金铜佛像，有不少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这些零散出的佛教造像为我们探索邺城佛教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2000年年以来，邺城考古队的工作重点推向邺南城外围，目的是探寻邺南城外郭城的遗迹，深入探讨其布局的特点及其在汉唐都城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为配合这一课题，2002年10-12月，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朱明门外赵彭城村西南的处夯土台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长期以来一直传说是魏元帝曹奂的陵墓，屡受盗掘。这次发掘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发现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心刹柱和砖函(应为隋唐以后瘗埋佛骨舍利的地宫的雏形)，出土了一皮石质建筑构件及贴金塑像、玻璃瓶残片等珍贵文物，证实了该遗址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填补了汉唐考古学、古代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空白，因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人选2002年度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北吴庄埋藏坑石造像出土

　　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邺城队的主要田野工作都是围绕着赵彭城北朝佛寺进行的，2003~2004年年勘探试掘了寺院外部围壕、西南院落四周廊房及向北延伸的回廊式建筑选迹，2010年年发掘了寺院围壕的东通道及东南院落东、西、北廊房，2011-2012年揭露了寺院东南院落北部大殿，连廊、南廊房、围壕南通道及寺院北部大型殿堂的局部。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是近年来佛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布局与北魏时期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布局有所不同，显著特征是土木结构的方形木塔仍然占据着寺院的中心位置，但在塔后相应位置迄今尚未勘探出佛殿遗迹，而在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发掘出一座大型殿堂，为探讨北朝晚期寺院讲堂的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寺院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一座由廊房封闭的大型院落，院落中部偏北处建有大型佛殿，反映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北吴庄埋藏坑石造像发掘现场

　　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的发现无疑是邺城佛教文化史迹探索的一大突破，然而时刻萦绕在考古队员心头的一大疑团是，在规模如此宏大的一所皇家寺院中，竟然没有发现几件佛像。如果寺院电主要放置的是金铜像、彩塑像或旃檀像，可能随同寺院一同毁废或被熔化，而邺城周边多年来陆续出土的造像暗示石质造像应该在寺院供奉对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经历了周武帝灭佛和隋文帝毁城移民之后，这批曾经被无数信徒顶礼膜拜的圣像将归藏何处？

　　2012年1月10日，刚刚结束赵彭城佛寺东南院发掘的考古队突然接到临漳县文物局和执法队的紧急通报，在习文乡北吴庄附近漳河河道内发现盗掘迹象。考古队员立即赶赴现场，经过考古钻探确认近5米后的流沙之下有石块，探铲带上来的粉末显示石材为邺城造像常用的汉白玉。考虑到发掘工作的紧迫性和文物安全的严峻性，邺城考古队和临漳县文物局立即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漳县委进行了紧急通报，并通过河北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相关情况，得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立即启动抢救性发掘的紧急预案，除在现场的邺城队9位名研究人员和技师，又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抽调了3位研究人员、1位文物保护专家、6位考古发掘专业技师赶赴现场，临近现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下属安阳工作站、洛阳工作站在得到邺城队的请援通知后，立即组织支援人员，将发掘物资和各项设备源源不断地送达工地。临漳县委县政府领导及时召开现场办公会，布置安排安全保卫、后勤保障及出土文物的押运存放问题，从而在人力、物力和技术上保障发掘工作的安全、科学和顺利完成。

　　埋藏坑发掘工作严格按照规范的考古程序进行，首先在现场进行了RTK和高精GPS卫星定位，使用全站仪布方，然后去除上部5米左右厚的流沙层.埋藏坑的坑口位于流沙层下，呈不规则的方形，边长约3.3米，深1.5米左右。在逐层提取标本的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全程全方位记录发333厘掘过程。每件标本的提取都进行统一编号、全站仪定点测量、原始状况拍照、原始状况录像、专业人员提取、研究人员定名、保护性包装及核对装箱等步骤。在文物保护专家的现场指导下，出土文物均进行三层包装，第一层宣纸用于保湿，第二层气泡塑料薄膜用以防磨擦碰撞，第三层塑料薄膜用以密封。未编号的碎片均用自封袋整袋编号包装；坑内所有泥土全部成袋收集留待日后筛选。

　　此次发掘共出土编号造像2895件((块)，另有造像碎片78余袋。初步统计有题记的超过二百件，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少数为青石质地；造像的时代主要是东魏北齐时期，另有少量北魏的青石造像，个别造像具有明显的唐代特征。北吴庄佛教造像的发现是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首先造像数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其次埋藏坑的地层堆积明确，时代特征显著，为我们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和佛像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第三，造像的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型.这皮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主要有释迦、阿弥陀(无量寿)、弥勒，药师、卢舍那、释迦多宝、思惟太子、观世音、双菩萨和双思惟像等.多数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北吴庄佛教选像埋藏坑出土彩绘贴金佛头

　　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一经公布，闻讯前来观摩的海内外人十即络绎不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喜悦之余，欣然提笔写下“千佛出世，吉祥临漳”的祝辞。而历经三十年风风雨雨的邺城考古队也迎来了而立之年，希望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为保护研究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