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埃米尔·黎桑（Paul Emile Licent，1876—1952），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桑志华，这个名字伴随了他在中国度过的二十五载，也见证了他为中国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揭幕人，也是中国近代考古的开拓者之一，同时还是北疆博物院（现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创办者。

来华二十五载

1912年，桑志华在法国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之后，便提出了考察中国北方腹地和建立北疆博物院的计划。经过周密筹备，1914年，桑志华以天主教法国耶稣会神父的身份来到中国，开启了长达25年（1914—1938）之久的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在中国期间，他对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外蒙、黑龙江、辽宁、山东和西藏等地进行了考察，遍及黄河、渭河、桑干河、白河、滦河和辽河等流域。依靠耶稣会的大力支持，他的足迹遍及北方各省，总行程超过4.5万公里，采集的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等研究标本多达20万件，这些标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被保存在他一手创建的北疆博物院。不得不说，中国这片古老的热土吸引桑志华驻足考察，遍地的自然人文遗存指引他到广袤神秘的中国北方大地探索未知。

揭幕旧石器考古

桑志华的甘肃之行注定是改写中国考古史的大事件，也历史性拉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幕。1920年6月，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幸家沟首次发掘出旧石器时代人工打制石器。尤为重要的是，这件石制品具有明确的地层记录，无疑令这一发现具有开创性意义。幸家沟的发现只是开始。同年8月，桑志华在庆阳赵家岔的黄土底砾层中发掘出土3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从而彻底打破了之前西方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北方黄土层中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判断，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1923年，桑志华与德日进组成的“法国古生物考察团”以再次考察中国西部腹地为契机，对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首次系统发掘，不仅发现了大型旧石器时代地层堆积，还发现包括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在内共300多斤的遗物。石制品的发掘和研究更引发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讨论，为中国境内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桑志华在甘肃、宁夏的发现实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1924—1929年，桑志华又先后7次在泥河湾地区进行采集和发掘，期间发现了大量包含第四纪真马、三趾马在内的动物化石，虽然未能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但泥河湾遗址群的发现，仍然是桑志华在中国期间影响力最大的成果之一。

创建北疆博物院

桑志华在北疆博物院

1912年，桑志华在法国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向耶稣会提出建立北疆博物院从而填补中国北方博物馆空白的设想。他的设想得到法国耶稣会和耶稣会总会的赞同和支持。1914年桑志华来华之初，北疆博物院的筹备工作便已开始。最初，天主教献县教区将天津法租界圣路易斯路18号崇德堂作为桑志华的活动基地（北疆博物院筹备处）。此后7年间，调查采集样品逐年递增导致活动基地无法容纳，桑志华便提出正式建立北疆博物院的请求并获得支持。1922年，北疆博物院北楼建成。1925年，北楼西端的陈列室建成。同年，北疆博物院正式开馆，桑志华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1928年5月，北疆博物院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瑞典王国太子、英国公主也曾到访参观。1929年，北疆博物院再度扩建，新建南楼。到20世纪30年代，北疆博物院已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博物馆，也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北疆博物院是今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2016年，经过重新修缮后，北疆博物院面向公众开放，这座被誉为中国早期博物馆“活化石”的博物馆在21世纪迎来了新生。

留下丰厚的遗产

桑志华在中国的25年，正值中华民族历史上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然而，中国广袤的黄土地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仅与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相关的著作就超过10部。他所著的《十年行程录（1914—1923）》中，详细记载了甘肃庆阳幸家沟出土中国第一块旧石器的过程。1928年，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德日进合著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则对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一本综合性学术专著，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说：“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可以说是自1920年法国桑志华神父在甘肃庆阳赵家岔黄土底砾层中发现旧石器肇始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外国来华学者不同的是，桑志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中国留下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材料。他将自己25年考察获得的绝大部分材料留在了北疆博物院，为后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或许这才是桑志华真正伟大和值得追忆之处。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2年05月刊，作者周静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李文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