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讲座纪要 | 作为大遗址的唐代帝陵——唐陵考古的思路、方法与收获
11月9日，《考古中国》通识课程开设特别讲座，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兼任教授张建林以“作为大遗址的唐代帝陵——唐陵考古的思路、方法与收获”为题作报告。讲座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主任、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主持，选修《考古中国》通识课程的同学及校内外师生共计百余人到场参加。
讲座伊始，张建林老师向大家介绍唐陵大遗址考古的缘起，分享相关的工作思路与方法。
过去，唐代帝陵在不可移动文物分类中尚被归为“墓葬”类型，考古调查与保护范围的划定也仅局限于陵园。而随着考古实践与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入，考古“大遗址”概念提出，唐陵以其“规模巨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鲜明特征，随即被划归为“大遗址”类型。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于2006年正式启动。项目实施的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秉持着以深入调查、全面钻探、精确测绘为主，小面积发掘为辅，全面获取遗址信息，推进学术研究与大遗址保护的工作思路，完成了22座隋唐陵的考古勘探和20座陵的考古调查和局部发掘工作，并完成报告、论文多篇，取得了丰硕成果。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的考古调查对象包括了十八陵以及永康陵（李虎）、兴宁陵（李昺）、顺陵（杨氏）在内的唐陵。遗址横跨6县，绵延150公里，唐陵大遗址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工作的第一步需要制定唐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规划，在充分搜集文献、了解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人力、物力实施调查、钻探、发掘、测绘等工作。
唐十八陵分布示意图
一、地面调查
哪些地方是需要仔细调查需依靠成熟的经验来判断。例如在陵园调查时，城垣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陵园城垣往往沿山脊建造，而门址则通常需要在山凹处寻找。陵园的修造往往就地取材，因此与陵园相关的其他遗址也同样值得重视。实地调查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建陵、泰陵附近发现数座采石场遗址；在乾陵、定陵周围发现砖瓦窑遗址群，这些发现皆为唐陵营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钻探
钻探工作以大面积普探和局部详探相结合，经过全面系统性的钻探工作，可充分了解陵园遗址的布局与结构。尤其在对桥陵陪葬墓勘探工作中，探明了过去不甚了解的陵园陪葬墓的基本情况，明确了唐陵陪葬墓亦有墓园的事实。
三、石刻调查
石刻调查需要有照相记录与绘图记录。绘图除了普通线图外，还可进行等值线图、三维立体图等图像绘制，重要石刻可利用树脂进行翻模复制。
四、小面积发掘
为了验证钻探结果，了解遗址结构，以及部分抢救性发掘的需要，必要时会对唐陵遗址进行小面积发掘。
五、精准测绘
唐陵大遗址考古项目积极与各大高校、机构合作，利用先进科技手段为唐陵大遗址提供精准测绘，所采用的测绘方法包括大地坐标引点、大范围全站仪测绘与国测图结合、三维扫描测绘、航拍航测，石刻三维扫描、物理探测、老航片利用以及建筑遗址的三维推测复原等。
在第二部分中，张建林老师分享了他在唐陵大遗址考古中取得的经验与收获。
张老师总结，进行唐陵大遗址考古工作，需要有全面细致的地面调查，制定总体的工作计划。而钻探是调查的关键，能够帮助我们宏观掌握遗址范围与布局；小范围发掘能够验证钻探结果，了解遗址结构。精确测绘是为了科学记录遗址信息。物理探测、三维扫描测绘、建立GIS系统、建筑遗址三维推测复原等新技术的利用，能够为考古工作提高效率和精度，推进学术研究。同时，唐陵大遗址考古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对GIS系统的综合分析能力还不够，要将其信息存储、检索、演示等功能向综合分析、综合研究转化。此外，在考古过程中要有遗址保护意识。发掘工作结束后还需进行保护性回填。
长达十余年里对唐陵大遗址考古的系统调查工作成果丰硕：
一、对唐陵陵园位置、范围、布局、结构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以唐睿宗桥陵为例，唐代帝陵可归纳为四大组成部分，即陵园（陵山或封土、陵墙、四门、门阙、角阙、神道及四门石刻、乳台、鹊台）、寝宫、陪葬墓与其他相关遗迹（陵寺、道观、陶窑、采石场等）。
二、对唐陵陵园形制发展演变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
在第一阶段，初唐两座帝陵仍处于借鉴汉魏及隋代帝陵制度的探索阶段。陵园布局尚未形成定制，两座陵园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制。但这两个陵园的设计对后来诸陵园仍产生较大影响。如昭陵开创了唐陵因山为陵的风气，“昭陵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开拓了此后历代唐陵陵园在石刻中置“蕃酋石像”及“北门石马”的先例。献陵的方形陵园、神道的石柱、陪葬墓分布在陵园东侧或东南等等做法，都被后来的帝陵采用；
在第二阶段，乾陵、定陵、桥陵，陵园形制正式形成。陵园平面布局尽量设计成方形，局部因势调整。神道向南设置三道阙，下宫安排在乳台阙南的神道西侧，陪葬墓分布在神道东侧。陵园石刻组合形成定制，形体高大，排列有序。“乾陵模式”对后来诸帝陵影响深远，为此后楷模；
在第三阶段（泰陵——光陵），基本沿袭“乾陵模式”，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陵园平面不再追求方形布局，而是因地势呈不规则形状。神道两侧的石人分为左文右武。石刻个体变小，下宫规模减小，陪葬墓数量减少；
在第四阶段（庄陵——靖陵），陵园仍沿袭旧制，但有逐渐衰微之势。重新启用封土陵园的做法。除贞陵外，陵园规模逐渐变小。门阙等阙台不再使用三出阙形式。石刻组合基本稳定，石刻体量更趋变小，至靖陵时，石狮高度不足1米，石人高度不足2米。陪葬制度消失。
各阶段的唐陵分布示意图
三、对分析陵园建筑的功能与结构有进一步的推进
陵园建筑包括陵墙、四门、门阙、列戟廊、蕃酋殿、碑亭与寝宫，根据不同陵园的建筑布局，又可将其归为献陵式（有门、门阙、石虎、神道）、昭陵式（门、列戟廊门阙、门内石刻廊房）、乾陵式（门、列戟廊、蕃酋廊、门阙、碑亭、神道）与桥陵式（与乾陵式相近，但蕃酋廊搬至门阙外）四种布局形式。
四、探明了唐陵寝宫遗址的布局与结构
唐人对该类遗址称“寝宫”而不称“下宫”。唐代帝陵除了靖陵尚未发现外，其余均有寝宫。寝宫有宫城，以寝殿为中心，轴对称布局，其规模、布局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
五、为唐陵陵园石刻种类、组合、布局增加了新的资料
考古工作者在乾陵南门门址南侧发现的东西石人座，推测是守门武士基座；在崇陵南门外发现了疑似天王或武士像石刻基座。乾陵、景陵北门发现有石虎。一些陵墓的地下系统中还发现有十二生肖石刻与五方精石，表明陵墓的石刻雕像不仅仅分布于地面之上。
六、蕃酋像也是唐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特殊的石刻雕像在昭陵之后均有发现。近十余年，考古工作在多座唐陵中又新发现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并在发现的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增加，进一步丰富了对于蕃酋像的认识。迄今为止，唐陵现存蕃酋像个体超过150个。这些蕃酋像不但数量众多，造型和服饰种类也极为丰富，尤以泰陵、崇陵、庄陵、端陵为最，服饰无一雷同，不少蕃酋服饰前所未见。
崇陵蕃酋像发掘现场
七、唐陵出土的建筑材料（砖瓦等）为唐代建筑材料分期建立标尺
砖瓦材料是作为年代标尺的较好材料。张建林老师还强调，由于唐陵的维修工作往往集中于南门，其中的出土遗物有可能晚于陵园建造年代，因此对唐陵建筑材料的采集通常需以东西门为主。
讲座最后，张建林老师从唐陵大遗址保护范围、保护规划以及遗址本体保护与周围环境保护存在问题这三方面总结了唐陵大遗址考古与保护的关系。
在保护范围的划定上，张老师指出过去划定的保护范围仍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等问题，2011年，保护范围已根据考古发现进行重新划定，但近期还需根据新的发现作进一步调整。
在保护规划的制定上，针对关中唐陵，需要有一份总体的保护规划。张老师还强调，考古机构在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中不仅仅担任着提供资料的角色，还应积极在遗址的价值评估、内涵阐释、保护方法、展示形式等内容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
而遗址本体保护与周围环境保护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开山采石对遗址及环境风貌的破坏、不当保护工程对遗址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未来有多学科合作，多部门参与，共同研究出遗址保护和区域综合治理的对策。
在讲座的交流互动环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张颖岚教授就唐代帝陵是否存在昭穆制度，以及唐陵之于后世王陵的影响与张建林老师进行深入讨论交流。张建林老师表示，学界日前对唐陵的昭穆制度存在与否仍无定论，而唐陵对于后世王陵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北宋王陵上宫、下宫。神道、石刻组合的结构布局，便是以唐陵为范本，这种影响不仅在宋代，甚至到了明清、民国时期，仍能见到这种陵园形式的延续。
此次讲座详尽地介绍了唐陵大遗址考古的工作缘起、工作方法、工作成果及收获总结。从大遗址的视角出发，唐代帝陵遗址不仅是诸位帝王在千秋时日后的栖身之所，陵园、寝宫、陪葬墓与陵寺、道观、陶窑、采石场等相关遗迹一体，犹如一盏盏时空探照灯，伸入历史之中，使我们窥见一个时代政治、文化、艺术与技术的踪迹。沧海桑田，曾辉煌一时的隋唐遗址渐渐被岁月尘封，而后世对唐帝陵形制的模仿与延续则向我们展示出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脉络，彰显出悠悠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强大生命力。
文字：林晓虹
照片：徐辰熠
排版：朱萝雅
审核：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