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已达到52项。虽有观点认为目前我们已过了拼世界遗产数量的时代，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才是重点，但拥有与悠久历史和多样性自然景观相匹配的世界遗产数量，依然激发着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成为世界遗产，意味着申报过程中提炼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广泛认同。2015年7月，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之后，我陆续遇见了一些在海龙屯、永顺老司城和唐崖土司城周边长大的新朋友，都异口同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没想到 ...

　　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已达到52项。虽有观点认为目前我们已过了拼世界遗产数量的时代，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才是重点，但拥有与悠久历史和多样性自然景观相匹配的世界遗产数量，依然激发着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成为世界遗产，意味着申报过程中提炼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广泛认同。2015年7月，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之后，我陆续遇见了一些在海龙屯、永顺老司城和唐崖土司城周边长大的新朋友，都异口同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没想到这样一座荒山能申遗成功。

　　土司建筑对西南山地同类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流行的土司制度的见证。土司制度的本质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保障国家统一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还有效维护了族群与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的经验，可以为文明冲突频发的当今世界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换言之，土司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背后的土司制度。

　　某种意义上，土司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国多制”。由于地形的阻力和文化的差异，从统治成本、历史因素等考量，元明清王朝在从东北到西南的山岭地带（特别是西南地区），采取了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代中央管辖各自区域的土司制度。土司世守其土、世袭其职、世有其兵，高度自治。这一制度脱胎于历史更为悠久的“羁縻之制”，但进一步得到强化。采用相对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帝国边疆的管理策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传统“和合”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和合，就是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彼此融合，和而不同。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

　　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由青藏高原延伸往东北和西南的两组山脉，将由平原和丘陵组成的帝国腹地相拥在怀，形成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这一地带地理环境相近，文化亦多有类同，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命题。早在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根据人口密度的不同，从东北的瑷珲至西南的腾冲两点画线，将中国版图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块，这就是著名的瑷珲—腾冲线。瑷珲—腾冲线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异曲同工，划分出了辽阔版图内民族与文化潜在的分野，线主要强调了东西的差异，带则勾勒了内部的关联。英国考古学家罗森教授或受此启发，新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重申了夹在中国腹地与草原世界中的半月形地带，并将之视作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相互接触的重要区域。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就主要在这半月形山地推行。

　　文明具有立体性，草原有草原的文明，平原有平原的文明，海洋有海洋的文明，山地有山地的文明。半月形地带上的土司遗存，讲述了一个山地上的中国。对其价值的挖掘，仍有不断深入的可能。

　　但这种探索，主要集中于学理的层面。将学者的认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是成为世界遗产的遗产地仍需再做的功课。土司遗址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后，遵义海龙囤、永顺老司城和唐崖土司城都已先后向公众开放，此乃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重要举措，无可厚非。三地政府及负责运营的公司积极开展了大量工作，但由于三地均地处偏远，并未出现预期的游客量，参观者仍以本土民众为主。

　　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后遗产地的商业化，建设性破坏，管理监测不力，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以及圈地售票或卖更高价门票以致遗产地渐失亲近感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广受诟病，这也对土司遗址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部分人看来，土司遗址因为年代晚近，学术价值不高，申遗成功之后，基础研究工作就可以暂告一段落，应将重心转移到保护与利用中来。这种认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三地考古工作的开展。以海龙屯为例，申遗过程中设立了考古工作站，但在申遗成功后已慢慢冷清下来，在重视程度、经费投入和人力投入上都大不如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

　　三地遗址的考古工作，拓展了土司研究的空间，掀起了土司研究的一波热潮，也使土司考古成为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项工作仍需持续不断地开展。同时遗址的保护、管理与利用等工作，也需不断提升水平，方能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土司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在更大的范围得以弘扬。（作者：李飞 贵州省博物馆，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08月1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