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北魏在文成帝复法之后，佛教艺术风格仍未脱出十六国时期凉州及关陇地区的影响，这可以从麦积山第74、78窟，云冈昙曜五窟及炳灵寺第169窟的相似性中看出，如佛像造型雄伟，着半披式袈裟，衣纹刻画细密、质感厚重，壁画绘千佛等。

       北魏造像的大规模风格转变，发生在孝文帝改制以后孝文帝的改革用了近十年（486—495），其间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吸收南朝典章制度，并将都城南迁洛阳，其目的是为加速鲜卑族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方融合，以巩固北魏鲜卑族的统治地位。盛行于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造像风格此间得以北上，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北朝造像的南式化进程正是以出现褒衣博带式佛像为标志。

       褒衣博带式佛像有很强的程式感，佛像面目清秀，脸形方瘦，佛内衣着僧袛支，胸腹部系有带结，佛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外披对襟袈裟，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表现厚重，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立佛佛衣下摆呈八字形外展，以示飘逸之感，坐佛佛衣呈三瓣式裳悬座。这种特征明显的南式风格造像，也影响到了麦积山。

      以麦积山现有实物看，唯一保持纪年铭文的造像出自第115窟，为景明三年（502）所造，佛像仍遵循旧制，还没有显出较大的变化。麦积山佛衣出现褒衣博带装，要迟至北魏晚期，这与远离当时政治中心有关。以第142窟为例，石窟位于西崖中部，为长方形平顶窟，窟内设低坛基，正壁为一佛二菩萨像，佛面形清秀，颈部细长，着“褒衣博带式”佛装，为典型南方士大夫造型，这是麦积山造像世俗化的开始，佛像少了前期造像中的庄严，代之以亲切身密的微笑，相似的神态同时体现在两侧的胁侍菩萨上，塑像极具亲和力，菩萨身材修长 ，披帛宽大外展，并饰有璎珞。窟内左壁塑交脚坐式弥勒菩萨，右壁塑一佛二弟子组合，此窟仍是三世佛组合形式，只是弥勒佛被表现为弥勒菩萨。

        同期还有第133窟，俗称万佛洞，也是麦积山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五代诗人王仁裕曾临此窟，形容其规模为“万躯菩萨列于一堂”，此窟位于西崖中部，为同期西崖规模较大的洞窟之一。现存龛像13个，泥塑像27尊，石刻造像碑18件，窟内上下共开16龛，龛内分别塑一佛二菩萨，龛间墙壁上贴塑有千佛，飞天、千佛共3400余身，为麦积山石窟中造像最多的洞窟。今编号3、8、9龛内的造像，其形神刻画已达到完美的境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窟内造像碑更堪称麦积山石刻精品，由于麦积山岩石质地疏松，为不易雕刻的砾岩，这些碑材由外地运来。其中以1、10、16号造像碑制作得尤为精彩，1号造像碑碑首刻有释迦佛于灵鹫山说法情景，碑身刻满千佛。10号造像碑以上、中、下三段构图演绎了佛主释迦牟尼的一生（图43），构图精巧，繁而不乱。窟内壁画大多剥离或熏黑，仅留窟顶部分壁画保存完整。

         麦积山石窟中的各代窟龛，原来均有壁画，因天水地区潮湿多雨，大量壁画已自然脱离或漫漶不清，幸存壁画保存最好的一个洞窟为第127窟，窟顶绘有佛本身故事，东坡绘“萨锤那太子舍身饲虎本生”故事，西坡绘“晱子本生”故事，其故事情节以世俗化的形式，充分体现了佛教的人文关怀。

       “晱子本生”故事，讲述了在古代印度迦夷国有一对双目失明的夫妇，膝下无子，境况凄凉，为求好报，准备进山修行，佛主得知此事，便投身为盲夫妻的儿子，取名晱子，并在成年后随父母入山修行，对父母孝敬入微。一天，迦夷国国王入山狩猎，晱子在溪边汲水，国王误为猎物将其射杀，晱子临死前对国王悲痛地表露：“我的性命是无所谓的，实放心不下双目失明的父母呀！国王感动万分，入山寻得晱子的父母，告知经过，并愿舍弃王位来侍奉双亲。晱子的父母陷入了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天地也为之动容，佛即以神奇妙药使晱子复生，并让晱子的盲父母重见光明。国王也视晱子为亲兄弟，敬二老为父母，并下令今后不准伤害无辜生灵。这以后迦夷国充满了祥和、安宁。

        整个画面以分段场景来描绘，人物装束已完全是中原士大夫的褒衣博带样式，造型飘逸风动，线条流动自然，在人物情景中穿插的山水丛林，为同期山水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窟内正壁绘有“释迦说法“、“八王分舍利”、“菩萨成道”及“释迦涅槃”等佛传故事，东、西壁分别绘有“维摩诘变”和“西方净土变”的经变画，南壁门顶绘七佛及弟子像，窟门内东侧绘“善报”与“恶报”故事画。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众多宗教画家，如曹不兴、顾恺之、曹仲达、陆探微、张僧繇等，时至今日均无真迹留存，有的也仅为后世摹本。麦积山127窟的经变画在北朝石窟中十分罕见。在敦煌，经变画广泛出现是在隋代，至唐代达到高峰，而初唐具有的经变模式，在100年前的麦积山北魏末期洞窟中就已出现了。由此可以推知，中国北方佛教艺术在文成帝复法以后，佛教艺术的传播存在着由东向西的传播轨迹，地处河西的敦煌莫高窟较迟接受到东都洛阳及长安的影响，而麦积山石窟这些保存完好的壁画，为研究同期的绘画艺术在北方的发展进程及传播方式提供了依据。

        121窟位于西崖上层的西端，这是麦积山北魏时期造像趋于世俗化的代表之作。窟形平面呈方形，覆斗式藻井平顶，窟内正、左、右三壁开龛，内各雕一塑像，正壁龛内左右壁中部各塑五弟子像，弟子衣着褒衣博带装，均结跏趺坐。据佛经记载，这是最早跟随释迦出家修行的五大弟子，分别为憍陈如、跋堤、跋波、摩诃男、阿说示，他们跟随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即释迦成佛前的俗名）未来寻求解脱之法，开始修苦行，当时的苦行僧认为，“人生本身就是罪恶的产物，肉体是寻求解脱的最大障碍，他们通过自虐，希望达到精神的解脱。”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后来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战胜了烦恼魔障，终于彻底觉悟了人生无尽苦恼的根源和解脱轮回的方法，而成就为佛。悉达多太子成佛后，被人尊称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他到处游说，向大众宣说自己领悟的真理，最初在鹿野苑给他的这五个弟子说法，被称做“初转法轮”。麦积山121窟刻画的这五弟子像，神态逼真，表现了首次听法与开悟。

        此窟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正壁龛外两侧的两组立像，左侧塑菩萨、比丘尼（图44），右侧胁侍菩萨、比丘。这两组人物造型，完全冲破了佛教禁欲主义的表现范式，突出了世俗人情的趣味，如菩萨与比丘组合，体现的是少男少女之间脉脉含情、窃窃私语的场景。这两组人物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有传统佛教造像仪轨中庄严、威慑的宗教氛围，有的只是对世俗生活中自然情景的捕捉，形态生动、亲切，为麦积山世俗化造像的经典之作。

    麦积山在北魏后期的开窟造像比前期更为频繁兴旺，在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至孝武帝永熙末年（534）的30多年内，开窟造像极盛。如上所讲到的西崖大型盝顶127窟、巨型宫殿式的133窟及东崖大型仿木结构28窟、30窟等均造于此间。开造的石窟不仅规模和数量超过了前期，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臻于成熟。古代艺术家们充分利用泥塑之长，成功地塑造出“褒衣博带式”佛衣宽松飘逸之感，并在塑像神态刻画上做到细致入微、生动亲切。十六国及北朝早期的造像模式已不复出现，完全为新型的南朝汉民族风格所取代。

西魏石窟：北魏分崩离析后，北方形成相互对峙的西魏和东魏，双方为争取汉式族和民众的支持，都标榜自己是元魏正宗。字文泰控制下的西魏，继续贯彻北魏的汉化政策，其辖地的麦积山石窟艺术发展也延续北魏晚期的风格，对褒衣博带式佛衣的表现，持续时间也较东魏要长。

         西魏是一个短暂的朝代，开窟约20余个，有规模宏大的135窟，形制、功用都较特殊的43窟，还有艺术高度成熟完善的44、123等窟。这是麦积山造像的第三个高峰。

西魏文帝元宝炬迫于北方柔然的不断袭扰，采取和亲政策，于大统四年（538），迎娶柔然国公主郁久闾氏为后，而将皇后乙弗氏废黜为尼，随其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元戊居于秦州。乙弗氏为元宝炬原配爱妻，情深意重，表面虽废除发配，却恩好不忘，将乙弗氏徙居秦州，实出于保护和藏匿，并有爱子相伴，足见用心良苦。麦积山属秦州，乙弗氏胁侍奴婢数十人出家此地，并随同有王子大臣，这对秦州及麦积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然而文帝之举未能满足柔然的愿望，柔然于大统六年（540）举兵渡河，逼迫西魏，扬言这场战役要置乙弗氏死而终，迫于形势，文帝不得不含痛将乙弗氏赐死，《北史.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传》记载了这则悱恻感人的史实。乙弗氏死后凿麦积山崖为龛而葬，号寂凌晨，这就是俗称“魏后墓”的第43窟。这种在石窟中埋柩或停放尸身的洞窟，也称“瘗窟”，中国北方石窟中凿龛而葬的以此窟为早，其后响堂山北齐窟及龙门唐窟都有沿用。

43窟前雕有仿木结构的崖阁，为三间四柱，前檐的屋脊、瓦楞及鸱吻俱存，雕刻精美，窟内前后分为阁廊、享堂和瘗室，现存造像已为宋代重塑。后室作盝顶竖长方形，为摆放灵柩的地方，其窟型合乎古代后妃陵墓规格。据记载后室棺柩在西魏废帝即位后，迁往长安与文帝合葬于永陵。

        西魏时期洞窟形制，大多沿袭北魏晚期旧式，但在仿中国木结构建筑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常窟外雕有八角形列柱和层脊瓦垅，列柱内为前廊，廊内凿窟龛，麦积山现存的七个北朝崖阁窟，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也有重要的价值。

位于43窟旁边的44窟，也是西魏窟，窟内塑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除敷彩大部脱落外，塑身塑像大多完好，其佛像塑造极为精美，佛结跏趺坐，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禅定印。佛像脸部及形体表现趋于丰圆，逐渐脱出北魏造像以瘦为美的审美范畴，此窟很有可能为悼念乙弗氏而造。麦积山早期开窟多集中在西崖中部，之后逐步向两边及上下发展，当西崖已满布窟龛时，造窟工程才自西崖转向东崖发展。43、44窟正处于东、西崖的交会地带，由于地震，致使这一地带的大部分洞窟崩毁，所毁窟龛应为北魏至西魏时间段所造。

123窟在西崖巨佛的左上方，为平面呈方形的平顶窟，窟内正、左、右各开一龛，窟内墙壁及壁画均有较大损毁，但造像保存完好，正壁塑一佛二胁侍菩萨，左壁塑维摩诘坐像，两侧立有侍童、弟子像，右壁为文殊菩萨坐像，两侧也立有侍童、弟子像。左右两壁表现了文殊菩萨和居士维摩诘演教说法的场景，这里的维摩诘身穿中式冕服，宽袖大袍，体貌疏朗，表现了维摩诘从容沉静，讲经说法的姿态。

 另外对两尊侍童像的刻画，延续了麦积山北魏世俗化造像的倾向，活脱脱再现了生活中民间少男少女的稚趣，表现得自然、真实，抿唇微笑的样子，极具有亲和力。文殊菩萨右侧的弟子像，高鼻深目，也完全是对当时胡人形象的再现。

北周石窟：北周继西魏成为麦积山造窟的第四个高峰。这其间北周也经历了从兴佛到灭佛复又崇佛的过程，公元557年，宇文泰以西魏三朝元老的权势发动政变，废除西魏恭帝，建立北周政权，这个政权在时间上极为短暂，自宇文觉废西魏恭帝登位到隋文帝废北周，仅仅只20余年，但北周政权并非无所作为，它东灭北齐，南清江汉，西举巴蜀，北控大漠，使我国分裂的北方得以统一。周武帝宇文邑统治时期，先后四次下诏，释放奴隶和杂户为农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国皇帝宇文觉崇信佛法，在他的支持下，北周皇室建立大中兴寺，尊道臻为大统，其治下重经学，佛道昌盛。其间宗室宇文导、宇文广父子相继任秦州刺史，特别是其后秦州刺史李充信，在麦积山为其亡父营造的大型七佛阁，将麦积山北朝佛教艺术推向新的高度。

        这种佛教的兴盛局面，在建德三年（574）受挫。由于皇室上下造寺礼佛成风，导致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寺院广占田宅，吸纳民众为僧尼，使封建国家税收和兵源受到严重影响，北周武帝宇文邑于是下诏尊崇儒教，提高皇权并剥夺寺产，禁断佛、道二教，毁经灭佛。

《续高僧传.智炫》载：“十七日，下诏禁断佛、道二教，经像皆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此次灭佛是武帝富国强兵之策，旨在为积蓄实力兴兵东伐北齐。其灭佛的残酷性不及北魏武帝拓跋焘，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典，但未屠杀沙门。同时，提倡会通三教，强调以儒教为正统。

        武帝宇文邑在577年兴兵灭北齐时，也宣布废佛，损毁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焚烧经典，僧众或还俗，或为军队征用。三年后的公元580年，北周又恢复佛道二教，其后半年江山易手于隋。麦积山北周造像应集中在武帝灭佛前的十七年中。

今存北周窟约44个，占麦积山总窟数得五分之一，遗有造像1000余尊，壁画80余平方米，大多精美完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多造于武帝灭佛以前的作品保存完好，几乎未受到任何毁坏。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麦积山地处常年潮湿多雨的陇南高寒山林地带，土地多为脊薄山岗，对人口和资源占有量，相对于土地肥沃的关中地区的寺院是微不足道的。另外，秦州地方官员的保护和抵制也是麦积山石窟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北周出任秦州刺史的官员多信佛教，在麦积山也多有功德（建窟造像）。灭佛之举虽未使麦积山遭受破坏，却使其造像出现停滞。

         秦州刺史李充信为其亡父营造的七佛阁，编号为第4窟，位于东崖最高处，距地面高约50米，为崖阁窟之代表作，窟开凿八柱七间的仿木殿堂式崖阁，列柱内为前廊，跨度31米，高15米，其状宏伟，长廊的立柱已崩塌，并损坏了部分的廊顶。一字排开有7各大型列龛，龛内原塑有一佛二弟子六菩萨，或一佛八菩萨像，经历代修缮，造像已非原貌，窟龛除影塑有千佛，还饰有宝珠、火焰纹，显得富丽堂皇。在窟门两侧，即长廊正壁，塑有天龙八部众（图45），护法侍卫形象庄严，充满威慑力。廊两侧分别塑有天王、力士像，均为宋代重塑，其造型威武刚健，面部表情生动，怒目圆睁，不失为天王、力士的杰出作品。

       七佛阁又称散花楼，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七佛阁修建落成后，佛主释迦牟尼到此说法，与会民众盛况空前，七佛阁上的飞天为一试民众对佛法的诚意，将花瓣由空中洒下，如花瓣落于听众肩上，说明此人尘缘未了，结果花瓣皆于空中飞舞，无一落下，足见众人崇佛心诚。在七佛阁外上方崖壁上，饰有影塑和彩绘相结合的五祖伎乐飞天造型（图46），每组飞天四身，人体部分为浅浮雕，头饰、衣饰、花瓣等为彩绘，人物动感极强，姿态优美，有的手执器乐，有的手执供物，衣带飘扬，翩翩飞舞于祥云之中，有呼之欲出之感，画面虽长年暴露在龛外，却仍能看出当时色彩的华丽、炫目。现位于东崖中部东侧的第三窟，也是北周时期的巨作，这里依山崖走势，在长37米的长廊上分六排，共塑有297身佛像，均石胎泥塑，这一窟又称“千佛廊”。

       北周时期麦积山除建造大型崖阁式窟外，中、小型窟多为方形四面坡盝顶，窟顶四角雕有石柱，顶有梁、枋相接。窟内三壁开龛，第141窟即为代表，佛像的塑造较西魏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佛头肉髻趋于低平，面相丰圆，佛衣表现由西魏的外展飘逸，变得内敛贴体，注重人体表现。褒衣博带由右领襟搭向左肘，演变为搭向左肩，出现了“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西魏佛像的“秀骨清像”让位于北周的“面短而艳”造型。佛像塑造上的这些新变化已呈现向隋唐造像过渡的特征，并且麦积山北周年间的造像号受到同期以成都为代表的南朝佛教造像的影响。西魏重臣宇文泰通过对土地、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使西魏统治力量逐渐加强，国势日益强盛，不仅能抵制东魏的进攻，而且在公元553年攻占南朝蜀地，第二年又夺取江陵，将势力扩展到江汉流域。北周时期，益州成都都已归北周所有，从成都地区万佛寺、西安路出土的南朝时期佛教造像龛，出现在麦积山西魏、北周的许多造像因素，均与成都地区一致，并在时间上成都要早于麦积山，加之成都划归北周所有，这种南朝先进的造像风格，可以更直接地对麦积山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