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以下简称“北京中轴线”）在今年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自13世纪至21世纪初的15个遗产构成要素组成的遗产整体，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气势恢宏、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的文化精神和都城秩序，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

北京中轴线是由以故宫、景山、太庙等为代表的古代宫苑、坛庙，以钟鼓楼、正阳门等为代表的城市管理设施，以万宁桥等为代表的道路遗存，和以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为代表的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共同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规划思想源自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的周代城市营建制度，它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哲学观念、文化精神于数千年历史中，在中国都城规划概念和建筑形态上的表现和持续地对都城规划的影响，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和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自13世纪至今中华文明都城的核心建筑群，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

北京中轴线的基本概念

20世纪40年代，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先后从城市规划、空间形态的角度提出了北京城市中轴线的概念，并描述了位于这一城市中轴线上的建筑对北京城市形态形成过程和空间布局的决定性影响。作为世界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定义是在梁思成、侯仁之两位先生关于北京城市历史中轴线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下，北京中轴线具有建筑群和城市历史景观的属性。它由位于北京老城中心轴线上，自北向南排列的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南部道路遗存、永定门，以及紧邻中心轴线并于东西两侧对称排列的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共同构成，是具有整体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它涵盖了自13世纪“大都”城始建以来最重要的具有国家性质的建筑，并始终决定着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城市形态。

北京中轴线展现了基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理想的都城秩序”。

北京中轴线贯穿北京老城南北，长度7.8公里，遗产区占地面积589公顷，遗产区周边根据保护世界遗产的要求划定的缓冲区为4542公顷，涵盖了北京老城的大部分区域。遗产区和缓冲区的保护措施和保护要求，反映了近年来北京老城保护的相关成果。

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演变

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创建”“成型”“丰富”“发展”和“传承”等几个阶段。

北京中轴线的初创始于1267年大都城的营建，采用了先确定都城的中心点，筑中心台，再定城市轴线方向，城墙的四至范围，布局都城重要建筑的位置，用街道划分城市用地，最终完成全城建设的具有创新性的营建方式。大都城在布局重要建筑的位置时，采用了被作为国家制度经典的《周礼》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核心建筑群布局的规定。元初对北京水系的疏浚整理，更使连接大都与南方地区的大运河与位于城市中的积水潭相连，使得位于皇城以北的“后市”更为繁荣，并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建造的万宁桥不仅见证了元代北京中轴线的空间位置，成为这一时期北京中轴线的物质见证，并至今仍保持着交通功能。

1420年，明代皇帝朱棣完成了北京宫室和城市重要建筑的营建，并迁都北京。作为新的明代都城，北京中轴线依然遵循了《周礼》“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制，并将城市管理建筑——钟鼓楼，皇家园囿、宫廷——景山、故宫，国家坛庙——太庙、社稷坛之间的空间关系布局处理得更为严整。同时，又在城外南郊的北京中轴线道路延长线东西两侧建造了天地坛（后改为天坛）和山川坛（后改为先农坛），以遵循南郊祭祀的传统。朱棣将这一都城形态描绘为“仿古制，循舆情……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阐明了这一城市形态具有的正统性和理想色彩。1420年时的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不仅已形成了自身庄严、宏大的空间形态，同时也影响了整个都城对称形态的完善，呈现出整体的以中为尊，左右对称、平衡的都城空间。

1553年，明代完成了位于北京城南部的外城的建设。外城正南门永定门与内城正南门正阳门遥相对应，两门之间由原南郊祭祀的大道笔直相连，天地坛和山川坛紧邻永定门，对称布局在东西两侧。永定门和南部外城的建成标志着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整体规模和形态的成型。

17世纪初，清代定都北京，全面继承、沿用了北京中轴线建筑群。18世纪中叶清乾隆皇帝在景山山脊上增建五亭、在景山南侧中轴线上建绮望楼、调整景山北侧寿皇殿建筑群的位置，使北京中轴线的景观形态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1912年，清皇室退位，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时代。北京中轴线上原有的皇家禁地改造为博物馆、公园，向市民开放。北京中轴线进入公众化的进程当中。由于功能的变化，一些服务于市民的设施也出现在北京中轴线上。为改善城市交通，天安门前原封闭的宫廷广场被打开，打通了东西向的城市道路，原宫廷广场则被改造成城市公共空间。

1958年，具有国家纪念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落成，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被对称布局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分别与北侧原祭祀祖先的太庙和具国家祭祀特征的社稷坛隔长安街相对应。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建成，最终形成了今天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和空间形态。

2004年至2005年，为保护北京老城原有空间格局，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强烈要求下，1957年因交通改造而被拆除的永定门城楼得以重建。它标志了北京中轴线南端点的位置。

北京中轴线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见证

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的核心区域，将明清皇家宫苑建筑、皇家祭祀建筑、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城市管理设施有机联系起来，为北京老城延续至今、丰富而多样的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见证。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及近现代逾7个世纪城市的历史演进而延续至今，轴线之上与两侧汇集各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多元化的空间组织不仅为延续至今的国家礼仪文化，也为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见证。自肇建迄今，北京中轴线持续地对北京城市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

以中为尊，择中立国，向明而治，公正和谐等传统文化精神和观念都在北京中轴线中得到了完整和清晰的表达。北京中轴线中各组建筑的位置、功能、意涵，以及与城市中各相关建筑功能、名称、空间位置之间的关系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秩序的追求。无论是北京中轴线整体布局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建筑群内部的文华、武英，还是城门布局中的崇文、宣武，无一不反映了对构建这样的秩序的追求。对于国家礼仪而言，每个参与者的位置、行动轨迹和时间，承载相关礼仪活动的空间尺度，建筑色彩与装饰都被严格地限定；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则由钟鼓楼对时间的控制而得到管理。这种秩序不仅是都城物质和空间形态的物质存在，更反映了传统文化精神、世界观和哲学观念。

北京中轴线始于大都城对《周礼》中都城形态的实践。《周礼》描述的都城形态源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周代初年的城市制度。北京中轴线上各个时代的历史遗存反映的元代大都城的中轴线建筑群建设实践、明代北京中轴线的重构与扩展，清代的丰富和强化，以及当代对天安门广场所具有的国家礼仪性质的强调，北京中轴线概念对北京当代城市规划的影响都清晰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北京中轴线经历了元、明、清三个由不同民族构建的王朝，并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完善，体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特质，见证了多元一体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

作为贯穿北京老城南北的巨型尺度建筑群，北京中轴线承载了北京从古至今各个社会阶层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中国古今社会生活的多元性；而北京中轴线中与信仰相关的建筑及其历史功能，见证了儒、释、道、萨满，以及各种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神信仰的并存，见证了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性、和平性。

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礼乐交融的文化特质。这种礼乐交融不仅反映在北京中轴线上的礼仪秩序和其承载的多样化生活场景，更在于它们与传统信仰、国家礼仪的密切联系。北京中轴线上的各种声音，如更鼓铃柝、景钟鸣响、中和韶乐以及各种祭祀的乐舞、帝王出行的仪仗，构成了礼乐交融的独特氛围。乾隆皇帝曾描述钟鼓楼的声音是“声与政通，硕大庞洪……亿万斯年，扬我仁风。”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各个时代历史遗存所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物质特征，以及在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中延续的礼仪传统，都有力地见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的延续性和生命力。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

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是都城营建中塑造城市形态的核心建筑群。北京中轴线以独具匠心的选址，整体展现《考工记》所载传统都城理想范式的规划格局，富于层次、秩序而又蕴含对比、变化的建筑形式，紧密联系的视觉景观，成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亦成为东亚地区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且保存最为完好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其均衡对称的规划格局与建筑美学突出展现了13世纪至今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的表达。

中国古代都城经历了从象天法地到遵循《周礼》都城制度的发展过程。从公元3世纪初的邺北城开始形成由帝王的大朝殿、都城主要城门及连接大朝殿和城门的城市主要干道的都城轴线，以及主干道两侧对称布局的城市街坊形态。这一形态在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元代在《周礼》都城制度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创新性的营建方式和城市形态，最终在明代形成了北京中轴线的基本形态。北京中轴线是中国近两千年都城规划和核心建筑群发展到最成熟时期的建筑和空间形态，也是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体现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都城建筑群，是具有唯一性的杰出范例。

作为北京这一延续了7个多世纪的中国都城的核心建筑群，其选址和营建的过程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思想大成，充分考虑其地理位置、与中国大山水格局的关系选址建设。

在北京中轴线的空间关系上，建筑形态与穿过北京老城的水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由多重高大的建筑与环抱建筑前开敞空间的水道、河渠共同构成的正向空间，形成的具有连续性、韵律感的建筑序列与整体空间形态。

北京中轴线严整的对位关系和均衡、对称的建筑布局，高大、华丽的建筑群体与周边相对低矮、朴素的城市环境的对比，都使这一尺度巨大的建筑群在北京老城中形成了具有统领性的城市景观和鲜明的城市特色。

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北京中轴线是在中国传统都城规划思想统领下经过7个多世纪的不断积淀和完善形成的。在这7个多世纪中，北京中轴线始终主导着整个北京老城的布局形态。它的持续建造、完善的过程，不仅形成了其今天物质形态的完整性，同样也展现了其在时间延续、历史演变过程的完整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构成北京中轴线的各遗产构成要素，构成了其物质形态、历史过程和价值特征的完整性。

从世界遗产保护的角度，北京中轴线15组遗产构成要素，589公顷遗产区范围涵盖了所有体现其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建筑、遗址、城市空间。589公顷的遗产区和4542公顷的缓冲区，以及体现遗产保护管理要求的《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从法律层面保证了北京中轴线能够得到可持续的有效保护。

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真实性是指遗产价值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北京中轴线历经7个多世纪的演化而形成，并在其演化过程中始终决定着北京的城市形态。构成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15个构成要素是这7个多世纪的历史各个时期的物质载体，展现了北京中轴线各个时期的观念和形态特征，不仅构成要素自身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更贡献了北京中轴线建筑群整体的真实性。

北京中轴线与全球同类文化遗产的比较，证明了其独特性

北京中轴线规划思想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决定了它在形态和精神内涵上与其他文明背景下类似城市中心建筑群的区别。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类似遗产，以柬埔寨吴哥窟、泰国的阿育塔雅、印度的斋浦尔为代表，在城市形态上存在着突出轴线布局的局部区域，这些遗产地的轴线部分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大多以宗教建筑为主体，强调神性的主导作用。202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印度尼西亚日惹宇宙中轴线及其历史地标，以中轴线作为遗产申报的主题，连接山、神庙、海滨，长度约为6公里，表现了当地关于宇宙和生命的信仰。

北京中轴线建筑群与这些遗产地相比较，在文化精神和物质形态上存在根本性差别，在文化主题、时间区段和物质形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时间的区段上，斋浦尔和日惹的宇宙中轴线开始于18世纪，吴哥窟的时间区段为9世纪至15世纪，阿育塔雅的时间段为14世纪至18世纪。

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都城的营建大多源于卫城和大城的模式。卫城作为城市防御的核心，集中了国家重要的神庙、宫殿和宝库，其格局突出防御性，仪式性空间尺度有限。而大城作为民众居住生活的空间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自生长性，并没有形成主导整个城市形态的核心建筑群。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在公元前后形成了一些有明显规划意图的军营式城镇，但由于罗马的政治体制，这些城镇则以神庙或广场为核心。中世纪是欧洲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宗教和经济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重要性，教堂、市场、市政厅成为这些城市的中心。由于存在多个具有权势的家族，城市通常并不能形成统一的规划形态。文艺复兴之后，随着透视学的发展，透视关系逐步被用于城市景观的设计和城市改造当中。这种形态在17世纪至18世纪之后的欧洲城市中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这种形态往往是基于城市的改造，而并非源于对城市整体的规划，因此这些轴线的出现往往是多区域及局部性的，其追求的目标是城市的美化。巴黎及文艺复兴之后的罗马则是这类城市的代表。

欧洲城市中的轴线追求视觉感受的冲击力，与欧洲具有轴线特征的城市形态相比较，北京中轴线尽管也有视觉感受的部分，但其核心更强调秩序的意义。

东亚地区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区域，但这种影响具有阶段性。日本古代都城更多地受到唐代长安城规划形态的影响，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期都城中轴线的形态，如古代日本的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朝鲜半岛上的汉阳城则更多地受到明代的影响，在建筑内容上类似，但由于地形环境的差别，汉阳城中并没有形成决定整个城市形态的南北建筑群，相反由东西向的城市道路将城市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宫殿及主要的国家祭祀建筑并列布局在城市北半部。

越南也是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顺化的宫殿建筑群建于19世纪初，也采用了中轴线的布局形态，但其影响的主要是宫殿的区域，未对整个城市产生控制性的作用。

与类似遗产对象的比较，证明了北京中轴线在类型、时空范围和主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具有了展现东方文明独特性的意义，具备了世界遗产的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相对这些比较对象，北京中轴线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延续至今的这一伟大文明的物质结晶和独特见证。

结论

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世界遗产的层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东亚地区都城规划形态方面的空白，实践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方法，探索了构建城市历史景观这一新的遗产类型的可能性。社会参与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具有示范性的案例。

对中国而言，北京中轴线向世界呈现了一个能够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代表性成就和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发展历史的宏大遗产项目，融合了古代和现当代的遗产构成要素，形成了一篇贯通古今的中国故事。为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辨识，构建系统性阐释表达体系创造了经验。

对北京而言，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了在中央领导下，北京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建设。北京中轴线保护过程中，全社会广泛参与，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益，不仅促进了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更促进了北京相关行业的发展，带动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