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中的丝绸之路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讲座22

2018年5月18日下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葛承雍教授应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之邀，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记忆中的丝绸之路》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葛老师根据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的考古文物，分十二部分内容叙述了这些历史文物的新收获、新资料，唤醒了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引发了现场听众的深入思考。

讲座伊始，葛老师谈到，2014年6月22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虽然申遗成功，但其中仍有很多问题未得到解决。申遗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指出，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判断不准；再是对丝绸之路沿线的保障系统、水系和监测问题都研究不够。这四个问题提出来后，我们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对“丝绸之路”真的所知甚少，所以为避免误会，今天才选了这个题目，是知道多少就讲多少。

葛承雍老师

一、商道与驿站

丝绸之路首先关注的是线路问题，古代交通线路最重要的标志是驿站，横跨欧亚大陆的线路历经2000多年的变化许多已成为研究盲区。但是具有档案性质的简牍提供了汉代烽燧、驿站的资料。

1974年出土的甘肃居延里程简和1990年出土的悬泉汉简，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7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之间的驿站里程，清晰地描述了长安到敦煌的主干道路线与走向。从而使人们知道，中国境内分为官方控制的主线与遭遇战乱或政权更迭时使用的辅线。

隋唐时期中西亚地图

敦煌悬泉置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国家驿站与邮驿枢纽，其遗址出土了35000多枚简牍文书，记载驿站内常驻400余人，官吏82人，常备驿马120匹左右和50余辆车，日接待过往使节、商人一千余人。悬泉出土汉简保留了300多条与西域各国往来的记录，提供了丝绸之路上邮驿特殊见证的新材料。

敦煌悬泉置

二、商人与贡使

中亚绿洲的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最显著的商人，起到了操纵着国际贸易的中介作用。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部古烽燧下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断代为4世纪初期，其中数封信内容是粟特商人从敦煌、姑臧（武威）向故国撒马尔罕（康国）与布哈拉（安国）汇报经商的艰难情况，并提到了黄金、麝香、胡椒、亚麻、羊毛织物等等商品。敦煌第45窟唐代观音普门品壁画描绘的“商胡遇盗”，具有以图证史的价值。

令人疑惑的是，四世纪到五世纪整个粟特本土艺术未见商人题材，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商旅驼队的文物出土，而在中国境内发现这么多粟特商队图案，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对丝绸之路的贸易控制。

“丝绸之路”上的骆驼

唐镶金兽首玛瑙杯（“来通”）

土耳其马赛克地砖画中的“来通”

三、运输与工具

首先是良马。汉唐之间引进西域良马是当时统治者倍感兴趣的动议，仿造良种骏马形象的陶马、三彩马大量出现，栩栩如生，胡人马夫手牵侍立几乎固化为模式，成为陵墓中陪葬的重要艺术品。可以说，丝绸之路与“良马之路”紧密相连，绢马贸易甚至是中唐之后长安中央政府与回鹘汗庭之间的经济生命线。

韦贵妃墓《献马图》

其次是骆驼。骆驼是丝绸之路上遥远路途所负载重物的运输工具，驼帮们由各色人物组成，既有贵人也有奴婢，既有使节也有商人。骆驼的驮载物往往是东西方商品的缩影，在驼背上还出现活的小狗、猴子与悬挂死了的兔子、野鸡等，最典型的特征是以一束丝作为驼队运载的标志，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商品丰富情景。

托着象牙、丝绸、银壶等物品的三彩骆驼俑

抱着酒囊的胡人

胡人骆驼俑／蕃人骆驼俑

四、丝绸与织物

丝绸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物品，公元前1世纪至8世纪形成了从产丝地中国到消费地罗马的跨文明独特链条。20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地发现的战国凤纹刺绣，说明早在秦汉之前丝绸传至外国。在罗马东方行省帕尔米拉和罗马克里米亚也出土发现汉绮，希腊公元前5世纪雅典神庙命运女神像也都穿有蚕丝衣料，所以西方学者大胆推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通过中亚流入希腊。

汉唐时期纺织品发现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内蒙等境内。从魏晋到隋唐几百年间，产品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龙、大小明光、凤凰锦、朱雀锦、韬纹锦等，随着丝绸之路大量贸易的发展，异域的外来影响也极大改变了内地的艺术风格，出土的毛织物明显带有西方题材的图案。

连珠对孔雀纹锦／连珠对鸟纹锦

五、金银与钱币

货币的传播反映经济圈的范围。截止目前中国境内已经出土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币约为50余枚，这些金币绝大部分出土于墓葬，全部都在北方地区。

波斯萨珊银币除了在新疆地区集中出土外，还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都陆续发现，6世纪甚至还在河西地区通用，在中国境内延续了350年左右，多是萨珊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以后至库萨和二世（ChosroesⅡ,590—628）式样，说明北魏至隋唐时期波斯与中国往来非常密切。8世纪后，阿拉伯金币也传入唐朝。

波斯银币

六、玻璃器

草原之路或丝绸之路都以玻璃品作为昂贵商品贩卖，从西亚、中亚几条线路上都发现了罗马、萨珊波斯、伊斯兰等三种风格的玻璃器，贯穿东西方许多国家，因而也被称为“玻璃之路”。

汉魏精美的玻璃制品均来自罗马，玻璃业是罗马帝国最主要手工业之一，广州汉墓出土有我国最早的罗马玻璃碗。伊朗的萨珊玻璃器在3—7世纪时期也大量进入中国，其凸起的凹球面在玻璃器上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很有磨花玻璃的特色。8世纪以后，西方玻璃生产中心转向阿拉伯国家，工艺技巧又有新的发展，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7件伊斯兰玻璃器，都是罕见的玻璃精品，被认为产于伊朗高原的内沙布尔。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鸭型玻璃器

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

七、金银器

与地中海沿岸和西亚、中亚相比，中国早期金银器制作不是很发达，金银器皿类出现较晚。

汉代及早期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主要有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这种锤揲技法源自古波斯阿契米德王朝。3—7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是金银器兴盛时代，传入中国的金银器陆续被考古发现。近年刻有粟特文铭记的银器不断出土，与此同时，西方的金银器也传入中国。

唐代是中国金银器皿迅猛发展的时代，西方的锤揲技术、半浮雕嵌贴技术等都有启发中国工匠学习的做法，所以不仅有外国的输入品，还有中土仿制品，“胡汉交融”非常明显。尤其是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窖藏，鎏金浮雕乐人八棱银杯的西方艺术风格异常明确。

1988年甘肃靖远出土的希腊罗马风格银盘

（周围为宙斯十二神，盘中间酒神巴卡斯持杖倚坐在雄狮背上，人物非常突出醒目。）

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墓（569）出土的银壶瓶，瓶腹部锤揲出三组男女人物，表现的是希腊神话中帕里斯审判、掠夺海伦及回归的故事。

青海博物馆征集品 包金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

八、宗教的传播

绵亘万里的丝绸之路上，随着商人、僧侣增多传入中国的宗教分不同时期有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等。

北魏时祆教已经在中土流传，北齐时在各地设置“萨甫”官职管理祆教祭祀等活动。敦煌唐写本残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了当地祆教绘有壁画的寺庙。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墓，河南登封发现的隋安备墓，都以浅浮雕刻绘了火坛以及人头鸟身祭司点燃圣火的祭祀场景。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中有汉文景教经典和10世纪前基督画像，除了最著名的建中二年（781）立于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006年又在洛阳发现了镌刻十字架和景教经典的石头经幢。

武周延载元年（694）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摩尼教大量遗址遗物先后在吐鲁番、敦煌以及欧亚其他地区出土，柏林博物馆收藏的8—9世纪高昌回鹘旧址壁画残片和残卷插图，显示了摩尼教善于借用各种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教义， 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掘出用粟特文写成的摩尼教经典写本，其中精美插图已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为重要史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吐鲁番高昌故城《圣枝节》景教壁画，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

九、语言与文书

百余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用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记录了各种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相遇交流，也使古代世界通过语言信息互相传递。

仅就从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至少使用过18种文字、25种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考古探险家在新疆发现用吐火罗语与婆罗谜文约为公元400年以前至公元1000年，从宗教文学作品到世俗文书涉及种种史地难题。公元4—10世纪的于阗语文献，证实了说东伊朗语的塞人部族曾在和田绿洲定居，建立了于阗王国。公元2—5世纪时，用佉卢文书写的俗语成为鄯善国的官方语言，和田、尼雅、楼兰、巴楚、库车、吐鲁番等古遗址都发现有佉卢文写本及残片。

摩尼教回鹘文文书

粟特文文书

十、艺术与歌舞

丝绸之路上各种艺术互为交汇，门类繁多。

宗教石窟以佛教壁画、彩塑为代表，既有健陀罗的希腊风，也有世俗的汉风，“梵相胡式”和“西域样式”深受外来艺术影响，于阗、龟兹、高昌、北庭、敦煌、麦积山、龙门等主要石窟寺院都留下了珍贵艺术遗产，从汉代到唐代壁画的“游丝描”、“铁线描”层出不穷，飞天的创新更是成为天国的景象。

西域乐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汉代传入的《摩诃兜勒》和“胡角横吹”促进汉乐府更造新声，隋唐“胡乐新声”越发融会。唐代十部乐中天竺、西凉、龟兹、安国、疏勒等占了七部，苏摩遮、狮子舞、胡腾舞、胡旋舞等西域舞蹈异常流行。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乐舞伎艺术形象，宁夏出土的胡旋舞门石，西安出土胡旋舞壁画，都从图像、遗物、诗歌几个角度印证了丝绸之路上曾流行的乐舞文化。

宁夏盐池唐墓中出土的胡旋舞石刻墓门

西安出土唐韩休墓壁画 胡人乐舞图

十一、天文与医学

天文算学是丝绸之路上传入中国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唐代历法深受天竺瞿昙、矩摩罗、迦叶三家的影响，唐朝几度修历基本不脱离印度天文历法。《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印度天文类《婆罗门天文经》等及历算类《婆罗门算法》等甚至影响到民间占星术，胡名、波斯名、梵名的混合使用反映了天文历算交流的广阔天地。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有丹砂、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琥珀、颇黎（玻璃）等9种医药，多与贵族养生有关，但其中的舶来品说明当时外来药物传入与流行。据美国学者谢弗研究，中古时代外来药物在中国大量出现，因而唐朝出现郑虔《胡本草》、李珣《海药本草》等专门介绍外来医药著作，对隋唐“药王”孙思邈产生过很大影响，当时“胡方”流传东渐成为一种传奇。

甘肃高台魏晋壁画 有人认为画中男子是一名“胡医”

十二、动物与植物

丝绸之路上外来贡品五光十色，史书记载中亚诸国多次进贡狮子、名马、骆驼、名犬、鸵鸟、猎豹等等珍禽异兽，反映了特殊贡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汉唐之际狩猎广泛流行于上层贵族阶级，鹰隼猎豹猞猁等驯化动物帮助贵族狩猎成为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在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整套陶俑上可看到胡人猎师携带猎豹、手举猎隼的形象。张广达先生提供了唐代贵族使用中亚引入猎豹的文化传播实例。传世的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也描绘了拂菻狗在升平气象下“拂地行”形象。蔡鸿生先生的《哈巴狗源流》解读了这种西域引进新物种的演变。

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植物中，肉桂、胡椒、苜蓿、安石榴等奇花异果名目繁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葡萄，汉唐文物中有许多葡萄纹样装饰的精品。其他像新疆营盘出土东汉石榴纹饰锦罽袍，唐代椰枣树对狮纹锦，长沙窑流行的椰枣树贴塑装饰，都是西来植物深入中国的影响。

彩绘驮豹骑马狩猎俑

现代阿拉伯人豢养猎豹

唐武惠妃石椁上的图像

总结

世界遗产名录“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33处遗产点（中国境内22处）远远不能代表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所呈现的文明。作为中外文明交流历来是两种趋势：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前者以政治、民族为主，后者以文化、生活为主。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在丝绸之路交流史上，中国境内无疑是一个以世界文明交汇为坐标、以民族多元文化为本位的地域，是一个文明共存之地。丝绸之路带来的多元文明，启迪人类世界只有互动交流，汇聚辐射，才能延绵不断，百川归海，进入更高的文明时代。

讲座现场

杜老师总结

葛老师的讲述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想起了很多熟悉的人和事。葛老师提到的纸张研究，我一直也很关注。2007年我和一位日本专家在《中华遗产》上第一次提出“纸之路”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世界的贡献可能比丝绸之路更重要。但我们中国的纸怎么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怎么西传到了中亚，到现在仍是一本糊涂账，我一直很希望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但实在精力有限，希望有人能踏实做这个研究。纸之路和“一带一路”联合起来，应该是个很好的题目。

最后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葛老师以丝绸之路作为一个话题，由物到人，到宗教信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立体的视角。我们现在博物馆的展览经常看不到“人”，谁创造了这些东西？谁在用这些东西？现场也有不少博物馆学的同学，我认为懂得这些见物见人的知识，比学习展览模式更为重要。有这个知识策划展览很容易，没知识只能用别人可能错误的东西综合成一个所谓的展览大纲，最终可能致使错误传播。

杜晓帆老师总结

吕老师评议

葛先生是真正的学者，著作等身，获奖无数。从80年代到今天，积累了几十年，用一条路，把所有的历史、文物、考古、宗教、信仰等都拎了起来，为复旦文博系的师生提供了如此精彩的文化盛宴。

我再补充两个方面：第一，马背上的驮物的探讨，如丝，又轻又耐用，是漫漫沙漠长路最经济的贸易货物，还有精巧实用的漆器耳杯之类，也有大量发现。第二，像悬泉置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交通贸易通路的背景，进一步对关驿功能，通行规则展开深度解读。我们也期待感兴趣的同学继续朝着这个方向研究。

想起我们读书的时候，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做学问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复旦学生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条件虽好，但也比较纷乱，要静下心来，到有一天，我们能够也像葛老师一样，能够把一件事情讲明白，而且有很多自己的质疑。

复旦历史系大师周谷城先生曾经教导学生，做学问就是要做到“博大精深”，葛老师今天的讲座就很好地诠释了这四个字。所以，谨代表复旦师生向葛先生表示敬意！

吕静老师评议

讲座最后，杜晓帆老师为葛老师颁发了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聘书，葛老师向杜老师和吕老师回赠以书籍，多名师生亲切合影留念。

向葛老师颁发聘书

师生合影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供稿

文字整理/ 张安

会场摄影/ 张可儿 徐婉君

编辑排版/ 鲁茵

校对/ 祁姿妤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依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通过整合复旦大学校内相关学术机构与研究平台，与国内外相关大学、科研机构、国际组织、NGO，以及文化资源所属地进行深度合作，开展以文化资源与地理环境、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旨在提出具有亚洲特色的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方法论。

2017年始，本中心与全国公益性社会组织“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合作，邀请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专家，针对文化遗产相关议题，展开学术交流、讨论。我们期待不同学科背景与研究领域的学者、专业工作者以及老师、同学们加入我们，共同搭建一个开放的学术讨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