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来自远古的回声（一）文/李旭茶马古道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它起源于何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每次打开地图，我们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蹙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的形成，又直接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相关。大约四五千万年前，也就是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之 ...

　　来自远古的回声（一）文/李旭

茶马古道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它起源于何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每次打开地图，我们的视线立即会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仿佛是地球母亲紧蹙的眉头——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的形成，又直接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相关。大约四五千万年前，也就是恐龙在地球上灭绝之后，印度大陆板块向北漂移，缓缓地冲击碰撞到欧亚大陆板块上，于是，在以千万年计的时间跨度里，以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和昆仑山脉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从亘古汪洋里隆升并高耸云天成为世界屋脊，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东面扬子板块势均力敌的阻挡，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地壳被强烈挤压扭曲，在地球上形成了巨大皱褶，那些东西横亘隆起的大山被扭曲成了南北纵走的横断山脉。于是，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之间，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一双孪生兄弟，都属于同一个地理区域。如今，有人把它们称之为“大香格里拉”地区。

青藏高原及横断山脉卫星拍摄地形图

这一地区的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从这里往北，只有经由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系列江川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相通；东边是奇妙的云、贵、川地区；南面是富饶的东南亚、南亚诸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原野丛林之中，在苍茫无涯的青藏高原雪域，绵延盘旋着一条条神秘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联接在一起。从古到今，它们像谜一样地存在着。

据说西藏工匠和藏戏之祖唐东杰布建造了藏区第一座铁索吊桥，后来成为茶马古道许多江河的飞越之道

踏上古道，石块上嵌有一两寸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欲说风尘；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佛像和宗教箴言咒语，历经沧桑；那些跨越江河连接古道的木架悬臂桥和铁索吊桥，便由过往商队马帮的血汗钱架设而成；深山洞穴中、陡岩下、崎岖的道路旁，时时可见森森白骨；许多岩洞和道旁被火烟熏得黝黑的巨石在倾诉着无数代马帮商人风餐露宿、如歌如泣的传奇经历；上了年岁的老人喝着酥油茶，用苍凉的声音向人们讲述着千百年来茶叶入藏的故事……

这就是穿越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相连的、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也最遥远的文化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

一、茶马古道源远流长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横断山脉地区地势高拔，为众多崇山峻岭簇拥，又为众多大江大河切割，交通向来艰险不便；与横断山脉的西北侧相接的，则是更为高拔的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代表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区域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山路崎岖陡险难以通行车辆，江河湍急航运基本无从进行，千百年来，主要以人背马驮的人马驿道交通四方。

我们无法确切地指出茶马古道生成的时间，但它的古已有之却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地理环境，总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化。我们只要从人类本性特征和外部环境影响的角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人类活动的一些实际行为。为了生存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为了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出现了：就在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的一个个平坝和山谷之间，在一座座雪峰脚下和山肩上，在一道道险山恶水的缝隙里，在茫茫的原野丛林之中，一条条人马驿道从其间穿行翻越而过，蛛网般覆盖了这片苍茫的山川大地。这些驿道不仅将青藏高原与中国的西部边疆以及中原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像西南的许多山脉江河一样辐射出去，直接通往东南亚、南亚诸国，成为封闭的中国通往外界的重要国际通道之一，与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道，构成中国四大国际通道。这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

海上丝绸之路及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茶马古道就是这样一条“名不见经传”的通衢。

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并将横断山脉地区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除了地理上的自然联系，更有其物质基础和历史及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中国边疆开发、维系统一稳定的要求。这里的人们迫切需要以相互的交换来获取资源的分配，以此来对付高原山地的物资匮乏与生活困难，并维持族群间的秩序。茶马古道的通行即与西南地区相互间的密切往来相关，与更为古老的西南丝路相关，与现在人们关注的藏彝走廊相关。正如人类学家王铭铭所指出的：“这条‘走廊’的基质，却形成于古代历史中，是东亚、东南亚、南亚、青藏高原，以至‘亚洲内陆边疆’的跨文化交往史的一个环节。”

大约三千年前，藏族先民及氐羌族系中的各族群已经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氐羌氏族于战乱中陆续南迁，从商周至先秦，纷至沓来走过由西而东并列南下的六江流域，并沿江顺势而下，不只抵达云贵高原，也进入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缅甸史》的作者，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就认为，缅甸族起源于中国西北甘肃一带，后来他们逐渐南迁，约在公元前7世纪到达现在的缅甸定居下来。

吐蕃鼎盛时期地图

在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西缘，北起黄河中上游流域，南及中南半岛，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及其河流峡谷，宛如一条条天然的交通走廊。童恩正先生早就看到：“如同在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若干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不仅如此，这条基本南北向的走廊通道很可能还横逸出去，衍生出其他走向的道路，沟通并整合整个西南山地的各个原始文化。曾遍访考察研究过青藏高原几乎所有著名科学家的作家马丽华就指出：“自从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发掘了距今四五千年的卡若遗址，此后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和拉萨河、象泉河畔，新石器遗址迭有发现。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粟米文化和彩陶工艺，明显受到黄河流域旱作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沿着三江流域，此地与西南山地原始文化的交流。”通过大量考古分析，汪宁生先生指出：“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和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已存在着某些联系，这种联系应与这片地区历史上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有关。据各种迹象来看，属于后来称为氐羌的族群沿着横断山脉及其河谷地带自北而南的迁徙浪潮，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就已开始。”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雅江、巴塘，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盐源，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盐井，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永芝、纳古，中甸县的尼西以及丽江地区，均相继发现了石棺墓葬，沿横断山脉间的大渡河、雅砻江、岷江、金沙江、澜沧江诸河谷，构成了一整系列石棺墓分布带，虽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属于公元前1000年至先秦时期，无论葬式及随葬器具都基本相似，均存在着屈肢、砍头、乱骨葬等葬式。我就曾在云南德钦县的纳古，亲眼看见考古学家李永宪、霍巍从石棺墓葬中挖掘出一只双耳陶罐。看一眼就能肯定，它与西北的马家窑、齐家文化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将此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确定古代活动在上述地区的“昆明人”，就是南下羌人的一支。

早在新石器时代至先秦这一时期，甘、青、藏、川、滇区域的各族先民已突破了自然地理的障碍，翻山越岭或经由山间谷道来来往往，带来了来自北方的黄河文明和草原文化的影响，他们之间已然血脉相通，已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显示这一区域是一个文化走廊。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一复出，就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他说：“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他特别强调了这些众多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来回的历史流动”。费老进而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而相对稳定的板块，是由相对流动的走廊相联结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费老一再强调“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茶马古道的起源，就从这一“走廊”开始，就从众多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来回的历史流动”中诞生。

北方丝绸之路沙盘图 甘肃省博物馆

西南古道示意图

徐嘉瑞先生在论及大理古代文化时说：“我推想大理古代文化，有一支是从西北而来，即是西北高原的羌族文化，他叫作夏民族文化。是中国最古的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向西康西藏及大理一带扩展。”

今天生息在云南的25个民族，有半数以上是由黄河中上游地区沿着横断山脉中的几条河谷逐渐迁徙而来的，当他们散布于相对隔绝的地域里时，才演化为我们后来划分的不同的民族。这些本来有着相通血脉的民族之间不可能完全不相往来，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以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来来往往，尽力突破大山大川的局限，与原来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共同创造、分享相通的文化，同时也与巴蜀地区、与中华内地保持有交通联系。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早就指出：“自古以来，云南和中原地区之间、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甚至一段一段地、间接地与江河下游的越南、缅甸、印度通道衔接在一起。

考古学家霍巍就提出，中国西南地区众多的“西南夷”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他们大多为善于长途迁徙游动的部族，往往纵横千里，活动范围广阔，因此成为西南边地商贸活动的主体，他们是西南古道最初的开拓者，也是西南边地贸易最初的承担者和受益者；二是正由于他们长期持续不断的民间贸易，为后来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和治理奠定了初步基础；三是西南夷的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南交通路线的重视和开通恰好成为互为补充的两条线索，体现出中央政治体制与西南民间族群在两汉时期围绕“交通西域”形成的互动格局。

麦积山石窟壁画再现了佛教传播与交通来往的频繁

李孝聪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也有精辟的论述：“用人生地理学的观点来审视川西，不同地理单元的边缘，或者说两种地貌的结合部，往往是人类社会物质与文化产品的交流带；也恰恰就在边缘地带，历史上最容易形成交通往来的道路和文化交融的走廊。川西高原既是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也是东亚地区华夏文明社会形成和变迁中的族群边缘地带。”在我看来，整个横断山脉区域都具有上述的特性。

战国时楚将庄蹻率部入滇，即是云南以今滇黔路与内地交通联系的确证。与此同时，有文字清楚记载，在川西南与滇西北之间也有通道存在。方国瑜先生早就考证过，云南氐羌族群的各民族即是由这条通道由北向南迁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条通道是由于民族迁徙而产生的。他还明确说过，这些民族部落间存在着交通往来路线，日渐密切地联系着巴、楚和中原、江南各地，以及遥远的天竺：“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亦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雟唐、越嶲、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非孤立，是中国整体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如此，唯在程度上，古初稀疏，后渐频繁加密。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也。”

连接五尺道与永昌道的博南古道——兰津古渡

及至公元前250年，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凿从僰道（今重庆宜宾）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由于道路开凿于悬崖巨石上，多为栈道，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公元前105年前后，汉武帝为寻找并开拓通往印度和西亚的捷径，以便包抄匈奴，曾广征士卒丁壮，两度用兵云南，在滇西大规模开凿“博南道”，阶段性打通了从成都起，经滇西大理、腾冲与中南半岛各国，以及南亚印度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渠道，史称“蜀身毒道”，它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三条道路连接起来。

据陈茜先生论述，印度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就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四川的丝和丝绸就已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1956年，从晋宁石寨山发掘的西汉滇王墓葬群中，发现了印度的琉璃珠和海贝，这是云南与缅甸、印度通商的可靠证据。南诏、大理国时，与印度的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曼尼普尔一带，或以今阿萨姆北部以西以至于恒河流域）、缅甸北部的寻传、大赕，中部、南部的骠国、弥臣、弥诺，孟加拉国的小婆罗门国（今吉大港附近），以及交趾（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老挝均有贸易往来。宋时，缅甸已有中国生丝织成的缅甸纱笼。明代时，缅甸的宝石、玉石大量输入中国，云南的对外贸易也由贵重商品扩大到民间日用品。清代进出口货物品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与越南、老挝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茶叶、漆、安息香、瓷器和棉织品成为主要的进出口商品，直接促进了云南矿业、手工业的迅猛发展。1889年后，云南的蒙自、腾越（腾冲）、思茅先后开辟为商埠，设立了海关，拥有对缅甸、越南等国进出口贸易的优惠条件，于是对东南亚诸国的进出口货物剧增，连带马帮运输业务进一步繁荣起来。由越南河内溯红河到云南蛮耗的水路，再转陆路到蒙自、昆明；由越南莱州到云南的陆路，由老挝琅勃拉邦和会晒到云南的陆路，都有很多马帮往来经商。

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来自印度洋的海贝

可见，在交通方面，中国西南的几条古道，有着共生的关系，而且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联系源远流长。

摘自《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