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承秦制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定论，但反映在帝王陵的建制上，汉陵有哪些是承袭于秦?又有 些什么新的创建?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汉承秦制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现将秦、汉帝陵的异同分述如下：一、 陵墓　　秦始皇陵和西汉诸陵的墓穴均为方形或近似方形的土圹，四面有斜坡形的墓 道，主墓道在东边，墓 ...

汉承秦制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定论，但反映在帝王陵的建制上，汉陵有哪些是承袭于秦?又有 些什么新的创建?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汉承秦制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现将秦、汉帝陵的异同分述如下：

一、 陵墓

　　秦始皇陵和西汉诸陵的墓穴均为方形或近似方形的土圹，四面有斜坡形的墓 道，主墓道在东边，墓向坐西面东。墓穴上部有高大的封土，封土的形状呈覆斗形。始皇陵的封土中腰有两层阶梯，西汉帝陵的平陵、康陵及李夫人和孝宣许皇后陵等的封土亦明显地看出为 层台状。这种形状，有的先生认为“可能是仿造山形筑坟所致”。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模仿层台建筑。因为整个陵墓是象征死者生前的宫殿。秦、汉帝陵的封土上再无其他建筑，这与以 前各代在墓上建有享堂的情况完全不同。

　　陵墓规模，秦始皇陵较西汉诸陵大。根据考古资料，秦始皇陵原封土基部南北长515米 ，东西宽485米，原高115米(现高76米)。西汉诸陵现存封土以武帝的茂陵最大，底部每边长 230米，高46.5米。其他诸陵的封土一般为底部每边长170米，高30米左右。始皇陵墓的占地面积为茂陵的4.7倍，为其他诸陵的8.6倍；高度为茂陵的2.5倍，为其他诸陵的3.8倍。

二、陵园

　　秦、汉帝陵在陵墓的周围都筑有夯土城垣，城的四面有门，门上建有门阙，正门在东边，整个陵园坐西面东。以往人们多认为始皇陵园为南北向，考古资料证明为东西向，这也是秦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陵墓墓向共同的规律，并为汉代所继承。

　　秦、汉帝陵陵园的形制略有不同，秦始皇陵有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西汉帝陵目前仅发现一重方形城垣，高祖与吕后的墓位于同一城垣内，文帝以后的帝陵和后陵各有一个城垣。始皇陵城垣的规模远远大于西汉诸陵。在西汉诸陵中高祖长陵陵园的规模最大，城垣每边长780米，其他帝陵陵园的城垣每边长410—430米。而始皇陵的内城垣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外城垣南北长2188米，东西宽976米。始皇陵城垣的占地面积约相当于长陵的3.5倍，相当其他帝陵的12倍。

　　战国时代的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所显示的陵园，是呈横长方形的内外两重城垣，即内宫垣和中宫垣，二者相套呈回字形。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王陵园，亦是横长方形的回字形墙垣的陵园。秦始皇陵是承袭了战国王陵陵园的形制。西汉帝陵目前仅发现一重墙垣，但其陵域很大，在城垣的外边地上、地下还有许多礼仪性的建筑及从葬设施。围绕整个陵域是否还有重墙垣或隍壕类的界域，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西汉帝陵的陵域内都是帝、后同茔异穴合葬，而始皇陵园内不见帝后陵，也未预留下帝后陵的位置，史书上也未见帝后之名。推测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秦始皇鉴于宣太后专权，及始皇初即位时母后与嫪毐结党擅权酿成叛乱，因而在他亲政后 对皇后的权势地位降低，使皇后之名不显；另一方面他自以为是千古之一尊，反映在陵园建 制上成为一墓独尊，是君主专制独裁思想观念的体现。

　　中国的夫妇同茔异穴合葬的制度大约始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已比较普遍。秦国也是如此，如凤翔秦公一号陵园是两座中字形大墓并列，秦昭襄王与唐后葬芷阳，华阳王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秦始皇的父母庄襄王与赵后合葬芷阳，都是异穴合葬。西汉帝、后合葬制是继承中国故有的传统葬制，而与秦始皇陵有别。

　　西汉帝、后的同茔异穴合葬制较前代更制度化、规范化。其表现是：帝陵一般在西边，后陵在东边；后陵与帝陵陵墓的形制相同，除吕后高祖的陵墓大小相同外，其余都是后陵的规模略小于帝陵；除吕后与高祖处于一个陵园内，其余均各自有一个夯土墙环绕的城垣，并各自有一个独立的寝园。西汉后陵在陵域内的地位显然较前代有所提高，“皇后之尊侔于天子”(《汉书·王莽传上》)。这与汉代的君权神授，帝为天，后为地，帝、后匹配从而使天命全、万福原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也与西汉时期皇亲国戚权势的增强和擅权的事实互为因果关系。

三、寝殿、便殿等礼制建筑

　　蔡邕《独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说：“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园中各有寝、便殿”。颜师古注：“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秦始皇陵封土的北侧发现大型寝殿遗址一处，遗址近似方形(65×55米)，四周有散水，遗址上覆盖大量的残瓦片及红烧土遗迹。寝殿的北侧，即内城的北部西区分布着便殿建筑群遗址，历年来出土大量的青石板、石下水道、筒瓦、板瓦、瓦当等文物。据考古调查报告，茂陵的东南1公里处有一大型地面建筑遗址，可能是茂陵的寝殿基址 [1]。阳陵的南边亦有大型地面 建筑遗址，有的先生认为可能是寝殿[2]。宣帝杜陵东南的寝殿遗址曾经进行了发掘， 发现寝殿的四面有墙垣，东西长173.8米，南北宽120米，东、西、南三面有门。墙垣内有寝殿和便殿两组大型建筑，寝殿居西，便殿在东[3]。

　　墓侧设寝之制，目前见到的考古资料最早为秦东陵及始皇陵，也就是说它开始于战国晚期。它是由殷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墓上建筑堂或曰享堂发展演化来的。享堂的作用一作为墓主灵魂的栖息之处，二是用于祭祀，祭祀祖先的亡灵。到战国晚期随着国君权力的增大，尤其到始皇时代为极力崇奉皇帝的威严，因而反映在丧葬制度上，其灵魂栖息之处模仿生前所居的宫殿。寝殿内有“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汉书·祭祀志下》)，日祭于寝，时祭于便殿，完全像奉侍活人一样。它是事死如事生礼制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秦后，继承了这一礼制。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汉代陵上的寝殿和便殿不如始皇陵寝便殿规模大，建筑结构布局也稍有差异。如始皇陵的寝便殿是位于陵园的内城垣内，西汉帝陵的寝便殿除长陵是建于陵园的城垣内，其余大都在城垣外，并在寝便殿的周围筑有墙垣，称为寝园，帝陵和后陵均分别各有寝殿等礼制建筑。这说明西汉时期陵寝礼制较前进一步的完善化和制度化。

四、陵庙

　　在陵园的礼制建筑方面，秦始皇陵及其以前的殷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陵墓，均不见有在陵墓的附近建筑庙园者。而西汉帝陵都在陵域内建立庙园。《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说：“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宣帝以后相沿不改，成为定制。这在礼制上是汉代新的创建。

　　陵旁除建有寝园外又建立庙园，是陵墓祭祀礼仪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是实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理念的进一步措施。《后汉书·祭祀志下》记载：“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古寝本为人所处，庙为神所处。也就是寝所体现的是人世间的生活，庙所体现的是鬼神的世界。西汉帝陵把寝园和庙园建在一起意味着鬼神要过着和人世间一样的生活，自由地往来于寝、庙之间。在寝园内每日有宫人按时服侍其起居、饮食等项事宜；在庙内定期有继任皇帝及大臣祭祀、朝拜。庙和寝相邻，象征着人世间宫廷的前朝、后寝。所谓“寝庙奕奕，言相通也”(《后汉书·祭祀志下》)。这就使鬼神的世界人格化、世俗化。灵魂不灭，死者永享皇帝至高无上的尊荣和神圣的威严。尤其西汉时期把皇权予以神化，认为皇帝是宇宙最高主宰天帝之子，号称天子，受天佑遵天命治理下民。皇权是不可违抗和侵犯的，生前如此，死后也是如此。因而帝王陵园内寝园和庙园的建立，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产物。

　　关于寝园、庙园祭祀的礼仪问题，《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说：“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诸陵“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内”。“月一游衣冠”，就是每月一次把衣冠从寝殿内取出送于庙园，出游时有专辟的衣冠道，并有车骑的仪仗护送。由上可见西汉墓祭礼仪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宏大，远远超越前代，墓祭礼仪也进一步的制度化。

　　游衣冠礼制的用意，尚无质言之者。此制似原于古丧礼的招魂，又名之招复。《仪礼·士丧礼》：“复者一人”。汉郑玄注：“有司招魂复魄也”。古人认为人有魂魄，魄为形体；魂为精神，或名精气，即灵魂。人死后魂脱离形体成为离散的游魂。庙内藏的木主，寝殿内的衣冠，皆是魂的依附物，名曰魂衣、神主。由寝中取出衣冠备车驾游至藏主的庙，表示寝、庙相通，死者的神灵游离于寝、庙之间，以受祭享，以体现“事死如事生”的礼仪。

五、陪葬坑

　　古代君主、贵族死后，除在墓穴内放置棺椁及各种陪葬物外，在陵墓的附近置有陪葬坑。此葬仪始于殷周，春秋战国时陪葬坑的规模扩大，秦、汉承袭了这一葬制。秦、汉时期陪葬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内涵远远超过前代。

　　秦始皇陵园内外目前已发现各种陪葬坑200余座，如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以及各种内涵不明的府藏坑等。西汉帝陵陵园的内外也有许多陪葬坑，如汉景帝阳陵在封土的四周发现81座陪葬坑；在景帝陵的东南、王皇后陵正南约300米，发现由东向西排列的14行计24座长条形的大型陪葬坑；景帝陵园外的西北发现与南区相同数量的陪葬坑 [4]。高祖薄姬南陵已发现陪葬坑20座；文帝窦皇后 陵发现陪葬坑47座 [5]。宣帝杜陵发掘陪葬坑5座 [6]。

　　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的陪葬有相同点，亦有不同处。相同点，如陪葬坑所处的位置，一是位于封土的四周，有的并被封土所覆盖。二是位于距封土较远的地域，如秦始皇陵有些陪葬坑位于东、西两边内外城垣之间，以及陵园外的东侧，其次是北侧。汉阳陵在陵园外的东南、西北两区均有较多的陪葬坑。陪葬坑的结构，秦始皇陵和汉阳陵均为土木结构的地下巷道式建筑。其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比较清楚。

　　在陪葬坑的内涵方面，秦始皇陵西侧的内外城垣之间，曾发现珍禽异兽坑31座，经局部试掘，发现坑内埋有瓦棺，棺内有鹿、麂等动物及禽类的朽骨，另外还有跽坐陶俑。它象征着宫廷的苑囿，陶俑的身份为饲养珍禽异兽的囿人。西汉高帝薄姬南陵的陪葬坑中发现有犀牛、大熊猫、马、羊、狗等动物的朽骨；文帝窦后陵的陪葬坑中发现有马、羊、猪、狗、鸡、鹅、鹤等的朽骨 [7]。《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崩，“多藏金钱财物，鸟 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汉陵从葬的动物生禽似可分为两类：

　　一是游猎观赏类，如犀牛、大熊猫、虎、豹、鹤、鱼鳖等；

　　二是属于家畜、家禽类，如牛、马、猪、羊、鸡、鹅等。

　　前一类和始皇陵的珍禽异兽坑性质相同，是宫廷的苑囿之物用来从葬，以供其灵魂在幽冥的世间游猎玩赏。另一类是财富的象征。说明秦、汉陵墓在用动物生禽从葬方面，同中有异。

　　由于秦始皇陵和西汉诸帝陵陪葬坑的考古勘探工作仍未结束，考古发掘揭示的面积很小，这为确切判断秦、汉帝陵陪葬坑的异同带来了困难。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秦、汉帝陵陪葬坑的规模和内涵存在一些差异，现略举几例说明如下：

　　1.陪葬坑

　　陪葬坑的规模秦、汉帝陵差异较大。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其中一号坑长230米、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石铠甲坑长129米、宽105米，面积为13689平方米；铜车马坑长、宽各55米，面积为3025平方米；其他面积在数千平方米的陪葬坑还有很多。西汉帝陵的陪葬坑以阳陵为例，帝陵东南区的24座陪葬坑，长25—291米、宽多为4米；帝陵封土四周的81座陪葬坑，长5—100米，宽约3米。这些坑都呈窄狭的长条形，坑的面积小于秦陵的陪葬坑。

　　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文物体量大，如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战车的大小和真车相似，出土的青铜兵器都是实战用的兵器；石铠甲坑出土的石甲、石盔和真实的甲盔大小相同；百戏俑坑出土的陶俑也和真人大小相同。惟有铜车马的体量略小，约为真实车马的1/ 2。西汉帝陵陪葬坑出土的器物则较小，如景帝阳陵出土的陶俑身 高60厘米左右；出土的牛、羊、猪、狗等动物模型，小陶猪长16厘米、高6厘米；陶狗长30厘米、高18厘米；牛的形体最大，长71厘米、高39厘米。出土的兵器都是细小的明器 [8]。

　　2.马厩坑

　　殉马的葬俗似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山东临淄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的齐国一座大墓的殉马坑，经局部试掘出殉马228匹，估计全坑有马不少于500匹 [9]。秦始皇陵继承了这一葬俗用真马从葬。在始皇陵的东侧已发现小型马厩坑98座，陵西内外城垣之间发现大型马厩坑1座。小型马厩坑内每坑埋马一匹，大型坑内有马约三四百匹。马厩坑出土的器物上刻有“大厩”、“小厩”、“宫厩”、“中厩”、“左厩”等铭文，说明它象征着秦王朝的厩苑。马厩坑内还出土有陶俑，为饲养马的仆役，古称“圉人”。

　　西汉诸帝陵不见大型的从葬马坑。马是战车和骑兵的主要工具。秦素以养马业著称于世，秦始皇以兵强马壮雄厚的实力统一了中国，登上皇帝的宝座。马是强兵的标志物，为了维护其在冥间一统的江山，因而把大批厩苑的马从葬于地下。汉则不同，西汉时期马匹奇缺，以致“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 货志》)。到武帝时虽养马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以致马阡陌之间成群。但武帝对匈奴连年的战争，马的损失惨重，需要马源源不断地补充，因而仍感马不足用。在上述情况下，汉诸帝陵摒弃用大批活马从葬的习俗，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一大进步。

　　3.动物俑坑

　　秦始皇陵园的众多陪葬坑中不见成群的动物俑坑。而西汉帝陵及一些陪葬墓，都有大批动物俑群陪葬坑。如景帝阳陵封土东侧的13号陪葬坑，长94米、宽3米。在该坑东部长22米的试掘方的上层，出土动物俑773件，其中陶山羊231件、陶猪456件、陶绵羊33件、陶乳猪53件。在此层动物俑群之下还有一层彩绘动物俑群，因未清理具体数目不详。景帝陵的东南区的陪葬坑中，也发现有牛、羊、猪、狗、鸡等模型的大量群体。阳陵东侧陪葬墓园中的9号墓的一陪葬坑，出土动物俑213件，均为陶质，其中马、牛、山羊、绵羊各50件，猪5件、狗4件、鸡4件 [10]。惠帝安陵的一陪葬墓的四周环绕一陪 葬沟，周长80米、宽0.54米。试掘了南边9米长的一段，出土陶牛46件、陶羊125件、陶猪23件、武士俑84件。以此估算整个陪葬沟内有动物俑及武士俑2000余件 [11]。不但西汉帝 陵及其陪葬墓的附近用数量惊人的动物俑群陪葬，一般中型汉墓的墓室内也有数量不等的动物俑陪葬，成为汉代陪葬礼俗中一个显著的特征。这种现象是汉代以前比较罕见的。

　　动物俑的种类有牛、羊、猪、狗等，均属于家畜，是墓主的财富，家畜数量的多少是墓主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卜式以养羊致富，十余年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并“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左庶长，田十顷” [12]。《史记· 货殖列传》说：“马蹄 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屠牛羊彘千皮”，“羔羊裘千 石”，其地位“亦比千乘之家”。又说“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以财富的多少区分人的贵贱、高低，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宗亲、贵族家畜以千万计，而贫者则“无孤豚瘠犊”(《盐铁论·取下》)。至于皇室御用的畜禽，据《汉旧仪》记载，太仆牧师诸苑，“分养马三十万头”、“牛、羊无数”。汉代帝陵以众多的家畜坑陪葬，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以家畜多少作为衡量地位高低的价值观念在葬制上的体现。

　　秦始皇时代畜牧业也相当发达，乌氏倮“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史记·货殖列传》)，其地位显赫，礼抗万乘，名扬天下。但这种价值观并没有反映到皇帝的葬制乃至一般贵族墓的葬制上来。秦始皇是以铜车马坑、马厩坑、兵马俑坑等来陪葬，用以显示其地位的崇高，皇权的凛然不可侵犯。车马坑、殉马坑的葬制承袭于前代，用大型兵马俑坑陪葬为秦始创。由此可以看出秦、汉之间在陪葬物的礼制上有个显著的区别，秦及其以前都没有以表现财富的大量家畜俑群及众多的粮仓作为陪葬坑出现，汉代始盛行此葬制。其根本原因是价值观上的区别。秦以前是以丘垄的大小、棺椁重数、礼器的多少、陪葬车马仪仗的数量等，作为区别等级的标志；秦代除承袭上述外，加上代表强权的军队(兵马俑)。西汉除继承原有的葬制外，又突出地增添了象征财富的家畜俑群及粮仓。也就是说秦及其以前强调的是权势的标志物；西汉帝陵强调的是权势及财富两个标志物，这是丧葬礼制的一个发展。

　　4.粮仓类的陪葬坑

　　秦始皇陵园目前尚未发现粮仓类的陪葬坑，估计可能有，但不会像西汉帝陵那么多。用众多的粮仓类陪葬坑从葬是西汉帝陵的另一重要特征。例如汉景帝阳陵南区的17号陪葬坑，其南半部长18.6米、宽2.9米的范围内，用木板隔成9个格，分别放置不同种类的粮食，腐朽的粮食灰堆积达10—20厘米，其原储粮当为数十立方米。此坑并伴出5级22件铜量器，用以作为粮食的分发支付 [13]。阳陵封土东侧的陪葬坑，亦发现密集排列的大批陶方仓。帝陵的陪葬墓亦有粮仓类的陪葬坑，如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杨家湾四号墓，在南墓道内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三个陪葬坑，南边的一坑内有13个大茧形陶壶，内装稻谷；北边的一坑内有密集排列的35个大型陶方仓，分别装有谷子、黄米、小麦、荞麦、豆类和油菜子等；中间的坑内有日用陶器116件 [14]。汉代一般贵族地主 的墓内也有数量不等的陶仓发现，可见用粮仓从葬是汉代普遍的葬俗。

　　用陶仓从葬始于战国早期，它是伴随着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舞台，把拥有土地和粮食多少作为财富和地位高低的标志物这一价值观而出现的。但是战国和秦王朝时，在国君、贵族的陪葬物中，它所占的地位仍不显著，而突出的是礼器和车马仪仗。到西汉时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大批粮仓类的陪葬坑。正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说：“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西汉时期除用粮食从葬外，还藏有多种食物。如汉元帝傅后陵内藏的食物很多，改葬时发现食物腐朽，臭气熏天(《论衡·死伪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食物种类繁多，属于粮食类的有稻米、小麦、大麦、黍、粟、大豆、赤豆等；动物类有猪、牛、羊、狗、鹿、兔；禽类有鸡、鸭、鹤、斑鸠、号鸟、雁、喜鹊、麻雀、鸳鸯、竹鸡、雉等；其他还有众多的瓜果、蔬菜，以及各种鱼类，以供 墓主在 幽冥的阴世间和生前一样，过着奢华富足的生活。这反映了汉代丧葬礼制的世俗化、人间化，是“事死如事生”礼制的具体化的体现，是新的封建地主阶级葬制完善和确立的一个重要 标志。

　　5.车马坑。古代陵墓用车马坑陪葬，是个固有的传统葬仪，从殷周到春秋战国一直盛行以真车真马从葬。到秦始皇陵改用铜车铜马陪葬。西汉帝陵用车的木质模型及陶马随葬。但满城的中山靖王墓，曲阜的鲁王墓及北京大葆台的燕王墓等，仍发现用真车真马陪葬。说明这一古老的葬俗在西汉时虽有变化(指用偶车)，但仍然存在。

　　秦始皇陵铜车马坑平面呈“巾”字形，长宽各55米。经局部试掘出土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车前各驾四马，车上各有御官俑一件。车马的装饰华贵，每乘有金银饰件约7公斤，通体彩绘。一号车为立车，又名戎立车；二号车为安车。皇帝的车马仪仗有大驾(81乘车)、法驾(36乘车)、小驾(9乘车)三种不同的规格。已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似为法驾卤簿中的副车。

　　西汉帝陵陪葬坑的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做得较少，车的数量和规格不易确知。根据目前已出土的有关车的资料，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为皇帝乘舆的车马坑，有的则不是。如景帝阳陵南区的17号、20号、21号三个陪葬坑内都有明器的车马出土。17号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为粮仓，北区有木车马两乘，每车驾马三匹，车上各伴出铜弩机2件，当为兵车[15]。20号、21号坑各有木车一乘 [16]。另外，阳陵封土东侧的13号坑，其东端 有大批的动物俑群，中部的试掘方内出土带盖的木车马一乘。这些坑都不是车马坑，所出土车马都不是皇帝的乘舆，而是属于各种性质不同的府藏坑内卫士的兵车或管理者的乘车。宣帝杜陵的一号陪葬坑的一个车厢出土两乘车，车上有斧、矛、剑、箭箙、弩机、铁鼎等，亦是卫士的兵车 [17]。惟独阳陵封土东 侧的11号陪葬坑， 在中部的试掘方内已揭露出彩绘的木车马数乘，前后依次排列，车前两侧并有骑兵的队列。这好像是皇帝的车驾仪仗队。不过由于该坑揭露的面积有限，坑的性质还不能确切地判断。如果该坑确为帝陵的车马坑，其内涵已和秦及秦以前历代的车马坑有所不同。以前的车马坑 纯为车，而汉代出现了车、骑的队列，和汉代画像石上的车马出行图的图像有点近似。《三辅黄图》说：“天子出，车驾次第，有大驾，有法驾，有小驾。……备千乘万骑出长安”。说明天子的车驾仪仗确有骑士作为仪卫。这一变化似与骑兵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

　　6.兵马俑坑

　　秦王朝以前不见有用兵马俑坑陪葬者，这是秦的新创。在秦始皇陵的东侧发现三个大型的兵马俑坑，有陶俑、陶马约8000件。有战车、骑兵和步兵等不同的兵种，一列列、一行行的按照古代军阵的编组排列有序。陶俑、陶马的形体高大，俑手持的是实战用的兵器，气势恢宏，是秦军的缩影。这是支守卫京城的部队，古名宿卫军，用以保卫秦始皇的地下王国。

　　汉高祖长陵的一陪葬墓——杨家湾四号墓，在墓的南边有11座陪葬坑。其中6座为骑兵俑坑 ，4座为步兵俑坑，1座为车坑。出土步兵俑1965件，骑兵583骑，车一乘(指挥车)。这批兵马俑坑当是承袭于秦的一种葬制。

　　西汉帝陵因勘探和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中，是否有单一的兵马俑坑还不清楚。目前已出土的大批武士俑群，都和其他文物伴出，与单纯的兵马俑坑有别。例如，景帝阳陵南区的17号陪葬坑。该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为粮仓，北区有木车马两乘，一号车后有持戟、剑、盾的武士陶俑群8列，二号车前有铜量器22件，车后有陶井、灶各一件 [18] 。这个坑的性质似为储粮的府藏坑，武士俑似为守卫粮仓的卫士。

　　阳陵南区的20号陪葬坑，该坑亦分为南、北两区，两区的面积大体相似。北区放置四个大漆木箱，箱长6.6—7.27米，宽1.15—1.33米，残高0.3—1.2米。“箱内有佩剑执盾的武士俑、成捆的带柄铁矛、兵器架及兵器、生产工具、农工工具等”。南区有面北排列的铠甲武士陶俑55行，共363件，另有木俑21件。“个别陶俑左侧佩铁剑，或背铁凿、铁锛、锸、刨刀、锯等工具。”“前、中部的俑为站立姿态；后部有站、有步行，还有弯腰奔跑姿态的俑”。南区右侧有一木车的左轮，西南角有一兵器架，上有铁戟10件 [19] 。

　　从上可见20号坑的内涵比较复杂，放置的器物主要是兵器、兵器架及各种生产工具，另外还有一批武士俑群和一乘车。这个坑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兵马俑坑，是个武备类的器物坑，可笼统地称之为府藏坑。武士俑的性质属于守卫的卫兵。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铠甲武士俑佩剑，或背铁质的凿、锛、锸、刨刀、锯等工具。说明这些卫兵除担负守护库府的职责外，并有一少部分卫兵同时负责武器木工部分的修缮、维护或装配。这是以往人们不知的新情况，文献失载，考古资料中为首次发现。

　　阳陵南区的21号陪葬坑，根据发掘简报报道的资料，该坑由一个主体木构室和一个附藏室组成。主体部分长10.4—12.4米，宽10.8米，以木板分隔为10个界域，每个界域内又以木板分隔若干小区，各区放置器物不尽相同。该坑曾被盗扰。出土的器物多为成组的生活用器，有陶罐、盆、甑、盘、温酒器，铜鉴、鍪、带钩、量器、权、铁斧、削、漆盘、盆等，数量众多。另外还出土陶武士俑14件，陶鸡2对，陶山羊、绵羊、猪各2件。附藏室内出土木质的2车、4马，车上有铜弩机、铜镞，为兵车 [20]。

　　21号坑埋藏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器，属于家什类的府库，武士俑的身份似为卫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武士俑佩剑、拥盾，身后背囊，腰部背有半两铜钱一串，计数百枚，其含意不明。

　　汉宣帝杜陵发现的陪葬坑，对其中的一号、四号坑进行了发掘。一号坑长12.7米、宽11.2米，由主室、四个边厢及一个车厢组成。主室内出土有铜 、铜管形器、铜量器、 铜珠、铜 ；铁质的锛、凿、剪、剑、矛、戟；陶盘、罐、盆、茧形壶等。四个边厢出土漆器上的鎏金铜环好几百件，金饼4枚。主室内还出土武士俑数百件。车厢有明器单辕车两乘，车上伴出有铁斧、弩机、铁剑、箭箙(内有镞50支)、铁鼎等。该坑可惜被盗，似为储藏珍贵器物、财宝的府库。武士俑为守卫府库的卫士，车为兵车。武士俑手持戟等兵器，腰系一串约百枚的小五铢铜钱 [21]。

　　杜陵的四号坑，长8.5米，宽4.2米(不包括坡道)。坑有7个盗洞，仅残存少数残俑、小铜带钩、小五铢钱、小铜钱、铜 、铁戟等。另有 “大仓”半通铜印一枚 [22]。四号坑的性质亦不是兵马俑坑，而是属于府库类的陪葬坑。武士俑亦是守护府库的卫士。

　　总上言之，阳陵和杜陵已发掘的一些陪葬坑，都不是兵马俑坑。所出土的武士俑群的身份，都是分别守卫各种不同内涵的府库的卫士。这些卫士是属于哪个系统管辖和调遣的部队，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西汉时有南、北军，南军由卫尉掌管，北军由中尉统领。《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卫尉“掌宫门卫屯兵”；中尉，武帝后更名执金吾，“掌徼循京师……属官有中 、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颜师古注：“如淳 曰：‘所谓 徼，徼循禁备盗贼也’”。中尉与卫尉职责的主要区别，《后汉书·百官志》“执金吾”条下李贤注：“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这里表述得非常清楚，宫外京城的治安工作属于中尉，它是京城的武警卫队。《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宫外，及主兵器”。这就是说京城的巡逻、防御、京师内武器库的主管乃至水火警等，都是中尉的任务。除了武库外，其他府库及官府的安全保卫工作亦应是其职责。因而西汉帝陵陪葬坑中的各种府藏坑所出土的大批武士俑群，应是中尉(即北军)属下的卫兵。西汉京师卫士实行征兵制，轮番宿卫。京师各府库部门的卫士也应是轮番守卫的。古文献上关于京师各官府、府库的警卫任务如何解决，缺乏明文记载，这批府藏坑武士俑群的发现，为此提供了实物例证。

六、陪葬墓

　　秦始皇陵和西汉诸帝陵的陵域内，都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秦始皇陵域内的陪葬墓已发现三处：

　　一处位于陵园东城垣以外约300米处的上焦村西，计有墓葬17座，作南北向一字形排列。试掘了8座，其中1座未见人骨，另外7座为5男2女，年龄在20—30岁左右，尸骨身首异处，似为二世胡亥上台后被杀的秦始皇的公子、公主的墓葬。

　　第二位处于始皇陵园内城的北部东区，发现墓葬28座，略呈南北向的三行排列。未进行试掘，根据钻探情况推断似为始皇后宫人员的墓葬。

　　第三处位于始皇陵园西侧内外城垣之间，有墓穴48座，墓区周围有墙环绕。钻探时未见人骨，但有板灰遗迹，疑亦为后宫人员的墓葬。二区的墓多为甲字形，三区的墓均为竖穴土圹，地位似低于二区的墓葬。另外，在始皇陵封土的西北角还发现一座甲字形大墓，似为公子高的墓 [23]。

　　西汉帝陵陪葬墓的数量很多，多位于帝陵以东，少数在帝陵以北。因经历代的破坏，很多陪葬墓的封土已不存在。经初步调查，长陵尚有陪葬墓63座，安陵现存12座，阳陵现存11座(另有20余座封土被夷平)。通过钻探，在景帝阳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发现陪葬墓园107座。茂陵尚存陪葬墓12座，平陵23座，杜陵62座，渭陵18座(另有10座近年封土被平)，延陵7座，义陵15座。当人们进入咸阳地区，可看到田野里一座座圆形的封土丘星罗棋布，陪葬墓的数量多得惊人。诸帝陵陵域内现存的封土堆，是不是陪葬墓要作具体的分析。黄展岳先生曾说：“现存陪葬墓数，并不等于当时的实际陪葬墓；现存陪葬墓中有些是陪葬者的家族墓。此外，徙居陵邑的豪杰巨富，死后往往以陵区作为其家族的茔域，与陪葬墓的含义相去甚远” [24]。此见解至确。

　　西汉帝陵与秦始皇陵相比，在陪葬墓有关的制度、礼仪和陪葬人员方面，存在很多差异。现略举几点予以说明。

　　(1)赐茔域：皇帝为皇亲国戚、大臣等在帝陵的陵域内赐茔域的礼制，不见于秦，它盛行于西汉时代。《汉书·成帝纪》记载：鸿嘉二年(前19)，“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颜师古注：“并于昌陵赐之”。《汉书·张汤传附张安世传》：元康四年(前62)，张安世病逝，宣帝“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李广传》记载：元狩五年(前118)，“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 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这说明所赐茔域的大小有一定的规定，不得任意更改。丞相所受赐的茔地为20亩；官阶不同和功绩的大小不同，所赐的茔地当有一定的差异。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曾对阳陵的陪葬墓区做了较细致的钻探，发现帝陵东司马道两侧的陪葬墓区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南北向壕沟，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边界。在此界域内有东西向壕沟22条，南北向壕沟百余条，从而构成棋盘状的陪葬墓园16排计107座。其中司马道南侧10排92座，北侧6排15座。墓园的平面多为方形，少数为长方形。每座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及陪葬坑。在整个陪葬墓区内已发现大中小型古墓葬5000余座。试掘了337座，其中有汉墓280座、唐墓23座、宋元明清墓34座。

　　汉陵考古队的焦南峰、王保平、马永嬴、李岗等先生，根据陪葬墓园的分布、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对墓园的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墓园靠近司马道的两侧，时代相当于景帝始建阳陵至武帝年间；中期墓园位于早期墓园之后，有约10米的间隔，时代约为西汉中、晚期；晚期墓园位于中期墓园之后，中间约有10米的间隔，时代约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并认为早期墓园为阳陵的陪葬墓，中期墓园已有部分是不以陪葬为目的的家庭墓地，晚期墓园的主体是独立的家族墓地 [25]。上述分期可信，所作的分析亦十分 精辟。

　　阳陵陪葬墓园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西汉帝陵的陪葬墓礼制提供了具体例证。由此可以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⑴帝陵陪葬墓的茔域位于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

　　⑵陪葬墓排列是以地位高低为序，地位高的距司马道近，地位低的则距司马道较远。

　　⑶陪葬墓各有以壕沟环绕的茔域。受赐茔域的墓主的家人死后亦可葬此茔域内，实际上成为受赐者的家族墓地。

　　⑷陪葬墓以墓主地位的高低，决定其封土的大小、高低和是否有陪葬坑与陪葬坑的多少，以及是否在冢旁建立祠堂。

　　⑸陪葬墓园的布局，似有一定的设计蓝图，不然不会如此的规整有序。从阳陵陪葬墓园分为早、中、晚三期可知，早期墓园为皇帝亲赐茔域的陪葬墓；中、晚期墓园似为后来豪强显贵的家族墓园。《汉书·地理志》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这些豪强巨富死后当以帝陵神道两侧陪葬墓园之外的 地作为家族墓地。这些墓园似 亦有一定的规划，其墓园壕沟的整齐划一可为佐证。

　　(2)陪葬者的身份：秦始皇陵陪葬墓墓主的身份，包括两部分人员：一是皇帝的公子、公主等皇室人员；二是后宫的人员，其中地位较高的葬于内城垣的北部东区，地位低的葬于西侧内外城垣之间。

　　西汉帝陵陪葬墓的数量众多，陪葬墓主的身份：

　　一是功绩卓著的开国元勋大臣，如陪葬高祖长陵的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王陵、张耳等。

　　二是皇亲国戚大臣，即既是国戚、又是朝廷的重臣。如陪葬武帝茂陵的卫青、霍去病、霍光，陪葬元帝渭陵的王凤等。

　　三是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官阶的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如陪葬阳陵的李蔡、苏建，陪葬茂陵的金日殚、董仲舒，陪葬杜陵的张安世、丙吉等。

　　四是皇室家族，如中山哀王刘竟陪葬其皇父宣帝的杜陵。

　　五是无官职的外戚，如孝惠张皇后的母亲鲁元公主陪葬惠帝安陵，王莽的妻子陪葬元帝渭陵，冯昭仪的父亲冯奉世因外戚的身份陪葬渭陵。

　　六是妃嫔、宫人。汉代妃嫔分为14等，地位最高者为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最低者为少使，位“视四百石”，爵“比公乘”。宫人中的“五官视三百石”，以至良使，夜者等“皆视百石”，还有“视有秩斗食”者。《汉书·外戚传》说：“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颜师古注：“服虔曰：‘陵上司马门之外’。”五官以上的诸妃嫔陪葬帝陵更无疑义。

　　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陵域中的陪葬墓比较，在陪葬者的身份、地位和规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⑴始皇陵不见朝廷中显贵大臣的陪葬墓。而西汉在达官显贵及勋臣生前就享受赐茔地的殊荣。

　　⑵始皇陵不见皇亲国戚的陪葬墓。而西汉帝陵陵域内皇亲国戚的陪葬墓却很多。这些人多在朝廷中位居高官，地位显赫，到西汉后期更为突出。

　　⑶始皇陵的陪葬墓均无封土。而西汉帝陵的陪葬墓都有封土，封土的形状有的覆斗形，多数为圆丘形，个别的为山形，如霍去病墓像祁连山。

　　⑷始皇陵的陪葬无单独的墓园。而西汉帝陵的陪葬墓都有以壕沟环绕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墓园。

　　⑸始皇陵的陪葬墓，除墓室内有陪葬物外，在墓外无陪葬坑。而西汉帝陵很多陪葬墓在墓外或墓道中有陪葬坑，且有的数量和规模很大。如高祖长陵的杨家湾四号墓，发现陪葬坑18座，其中11座为兵马俑坑，3座为车马坑，4座为粮食、衣物等的府藏坑。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阳信公主墓，发现陪葬坑39座。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出土鎏金铜马、鎏金、银的铜竹节熏炉等珍贵文物230余件。

　　⑹始皇陵园的陪葬墓的附近无礼制性的建筑。而西汉帝陵一些皇亲国戚、重臣的墓附近有祠室、园邑等建筑。如茂陵的陪葬墓——霍光墓，“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长丞奉守如旧法”(《汉书·霍光传》)。

　　⑺始皇陵园的陪葬墓仅是墓主一人，其墓的附近无，礻付葬者 ，即不见家族墓。而西汉帝陵的陪葬墓的墓园内都有多座墓葬，即墓主的妻子及子孙亦葬园中，形成家族墓地。

　　⑻始皇时代不见为大臣、国戚送葬的习俗。而西汉时代则有此礼制，如 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去世，“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 山。”

　　又如霍光于地节二年(前68)去世，“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载光尸柩以輼輬车，黄屋左 ”，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汉书·霍光传》)。始皇时代不见给大臣、国戚赐陪葬物的记载。西汉时盛行此礼制，如霍光去世，皇帝“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汉书·霍光传》)。

　　秦、汉帝陵在陪葬墓制度方面的上述差异，突出表现在对皇亲国戚、大臣葬仪的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反映了秦、汉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反映了葬仪制度的变化。秦始皇消灭六国，结束了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秦王朝。为了维护一统的江山和皇帝的崇高权威，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套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始皇是把这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不允许权力有任何的分割与转移。以至于“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害怕君权受到侵犯，独裁与权力的世袭，构成秦始皇时代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因而秦始皇对朝廷中大臣的权力加以限制，对皇亲国戚防止其擅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始皇不可能在自己陵园内给大臣、国戚赐茔地，并给予各种优厚的葬仪上的待遇。

　　西汉王朝继承了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始终存在着君权与以丞相为首的封建官僚之间权力分割的矛盾。汉初刘邦对开国元勋一一授官封爵，又分封异姓诸侯王；后又消灭异姓诸侯王，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王；后又削杀同姓诸侯王的权势，就是处理君主专制集权与分权之间矛盾的措施。刘邦去世后一再发生皇位继承问题的斗争，在此斗争中朝廷重臣及外戚的权势逐渐增大，以致酿成王莽代汉另立门户建立新朝。在思想领域，一面宣扬君权神授，强调君权的神圣；另一方面又有天人感应、谶纬之学，认为皇帝行为越轨会遭天谴降殃，借以牵制君权。因而西汉的封建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制与秦不同，没有形成皇帝一人的专制独裁，皇亲国戚、大臣的权势远超过于秦 。反映在丧葬礼制上，从刘邦的长陵开始就以重臣在陵域内陪葬，到西汉中后期赐予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茔地相袭成为定制。这既是皇帝笼络权贵的一种手段，又是权贵荣耀地位的显 示；是君主专制集权与分权在葬仪上的体现。

　　从中国葬制发展史上来看，西周和春秋时代盛行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葬制，墓地分为公墓与邦墓两种。公墓是贵族的墓地，根据爵位高低确定各家庭的位置。邦墓是平民的墓地，各家庭也有自己的“私地域”。春秋战国之际宗法制被动摇，开始出现了独立的王室冢墓地；战国中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到秦始皇时代，出现了始皇一墓独尊的陵园建制。从战国至秦葬制上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没有出现给外戚及大臣在国君、皇帝陵域内赐茔地的葬制，它仍然是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以国君、皇帝为中心的葬制。

　　到汉代在葬制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继承以往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以宗属、妃嫔陪葬的传统葬仪外，出现了异姓的外戚、大臣陪葬并赐给独立茔地的制度。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陵园葬制的反映。此制为汉创建，并为后代继承。

七、陵邑的设置

　　秦王朝以前的陵墓不见有陵邑的设置，此制创始于秦。《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记载：“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始皇陵园内曾发现有的残陶片上刻有“丽邑五斗，崔”、“丽邑一升半，八厨”等铭文。说明始皇陵邑的名称为丽邑。丽邑建于始皇十六年(前231)。始皇三十五年前(前212)曾“徙三万家丽邑”(《史记·秦始皇本纪》)。丽邑的位置似在始皇陵北刘寨村一带，此处发现有大片的秦建筑基址。西汉承袭于秦，高祖的长陵设有长陵邑，此后从惠帝到宣帝都各有陵邑。元帝时曾下诏罢置陵邑，成帝又复置但半途停止。此后的哀、平二帝未再置陵邑。

　　陵邑是伴随着陵园建制扩大和陵祭活动的频繁和规模的宏大而出现的。秦始皇设置陵邑的目的是为“奉侍陵园”。始皇陵园内出土带有“丽邑”铭文的器物可为佐证。西汉陵邑设置的目的和作用与秦不完全相同。它除了用以奉侍陵园这一作用外，另有“内实京师，外销奸滑”(《汉书·主父偃传》)的意图。即削弱地方豪强势力，促使中央权力、财力、人才的集中。《汉书·地理志下》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又《汉书·陈汤传》记载，汤给汉成帝上封事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上述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其政治意图。以致西汉诸陵邑成为达官显贵、豪门望族的聚居地。这说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止分权的政治意念，在西汉帝陵的建制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八、秦、汉陵园的设计思想

　　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陵园建筑布局设计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点：

　　第一，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我国从原始社会起就产生一种宗教性的观念，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灵魂在阴世间要和人在阳世间一样的生活，因此人生前所拥有的一切，死后也要有。反映在丧葬制度上，就产生了“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礼记·中庸》)。这是中国古代对丧事处理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古老的传统观念。秦、汉帝陵园的设计承袭了这一理念。

　　第二，国君的陵园“若都邑”。在阶级社会里陵墓的大小、高低及其布局，是权力的象 征，是地位高低的标志物。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君为了崇奉自己的威严，在陵园的建筑上模仿都城的建制。《吕氏春秋·安死》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从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时各诸侯国君主的陵园都建有城垣及各种设施，像是都城的建制，只是在规模和内涵方面各自有所差异。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陵园的设计，亦承袭了这一传统。

　　第三，皇权至上的理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为西汉所继承。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皇权至上，皇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移性。这是秦、汉封建政权在政治上的共性，关乎王朝命运的根本。因而皇权至上的观念在陵园建制上必然要予以体现。

　　上述三条是秦、汉帝陵陵园建筑设计的共同指导思想和原则。前两条是前代已有的传统观念，后一条是秦、汉新政治体制的产物，三者是统一密不可分的。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陵园的布局和一切设施，都是根据上述理念安排的。整个陵园像一幅都邑图，那高大的封土和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皇宫。汉陵陵墓周围的一道墙垣，象征着宫城垣；始皇陵周围的两重城垣，象征着宫城和外郭城。陵域内的寝殿和便殿，以象平生的正寝和休息闲宴之处的寝殿、便室。陵域内各种各样的陪葬坑，都是墓主生前所享用和拥有之物的缩影。总之，把生前的一切都模拟于地下，地下王国是地上王国的再现。

　　但是，由于秦始皇和西汉帝王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差异，在陵园设计指导理念的具体落实方面，却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汉在继承秦葬仪礼制的基础上，又参阅秦以前的君王葬制，根据时代的需求和帝王的旨意，加以变化创新，形成汉代一套较完整的、规范化的帝王葬制。这一葬制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并对后世帝王陵墓葬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汉帝陵继承秦代的葬制，把钱文的讨论简约言之，主要有如下几各方面：

　　（1）建陵的指导思想原则基本相同。

　　（2）秦、汉帝陵的风土均为覆斗形，墓穴为亚字形，主墓道在东边，陵墓和陵园坐西面东。

　　（3）陵墓的周围均环有城垣，城垣的四面有门上有门阈建筑，秦，汉帝陵的门网均为三出阙，

　　（4）陵侧寝殿。便殿等礼制建筑。

　　（5）秦、汉均有陵邑的建制。

　　（6）陵墓封土的四周及陵域内均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坑。

　　（7）陵域内均有宗属及后宫人员的陪葬墓。

　　西汉帝陵与秦始皇陵葬制上的差异，主要有如下几点：

　　（1）汉 弃了秦始皇一墓独尊的葬制，而采用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夫妇同莹异穴的帝、后合葬制，并用夫人及妃嫔墓 葬。

　　（2）汉始创于陵域内建陵庙，及从寝殿到陵庙月一游衣冠的祭祀礼仪。

　　（3）汉盛行给皇亲国戚、大臣赐茔地于东司马道的左右两侧，每茔地有用壕沟环绕的墓园，园内有陪葬坑及礼制建筑。

　　（4）汉帝陵陪葬坑的主要特征，除车马的仪仗坑外，突出显示的象征着财富的粮仓、家畜俑群等各种府藏坑。汉阳陵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武士俑群，但分见各种府藏坑内，其身份是守卫府藏的卫兵。帝陵尚未发现像秦始皇陵那样单独列阵成军的大型兵马俑坑。

　　（5）春秋战国以至秦王朝时用大批真马从葬的马厩坑，汉陵尚未发现。此制秦后似已终止。

　　（6）秦陵的陪葬物形体大，如陶俑、陶马和真人、真马的大小相似，兵器为实用兵器；汉帝陵的陪葬物形体小，多为明器。汉陵墓和陵园的规模也小于始皇陵。

　　陵园建制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它既受传统葬制的影响，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时代不同葬制必然有所变化。秦始皇陵有别于前代的主要特征：

　　一是一墓独尊；

　　二是规模巨大、气势恢宏(陵墓、陵园及陪葬坑等)；

　　三是象征武力的军队(兵马俑)在陵园中占有显赫的地位；

　　四是陵寝及陵邑的创建。

　　前三点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确立的反映，是秦始皇专制独裁，追求上扼天穹、下压黎庶、皇权至高神圣的体现。第四点是要体现始皇灵魂生活的人间化，虽死犹如长生。

　　西汉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并予以巩固和完善化。反映在陵园的建制上与前代相较突出的变化：

　　一是给大臣、皇亲国戚赐茔地；

　　二是象征着财富的各种府藏坑在陵园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三是陵庙的创建。

　　第一点，是在皇权至高无上基础上，注意协调君主专制集权与重臣分权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葬制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法血统关系为独立茔域的传统葬制，出现了重臣拱卫天子的局面。也就是把人世间的君臣制度反映于地下。

　　第二点，是西汉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积聚财富。以致“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腐败而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家畜之众不可胜计等社会现实，在葬制上的反映。或者说是把帝王生前的巨大财富模拟于地下，以供其在冥间享用。

　　第三点，陵寝、陵庙均在陵域，把灵魂生活的人间化与神化融结一起，这是陵祭礼制的一个重要变化。

　　西汉帝陵的建制及一套完备的陵祭礼仪制度，基本上奠定了封建社会帝王陵丧葬制度的基础，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秦、汉帝陵的考古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本文所作的一些分析，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或否定。

　　【注释】

　　[1]王志杰、朱捷元：《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9年第7期。

　　[2]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3]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189—19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 1版。

　　[4][8]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汉阳陵园内发现大批从葬坑，出土大量珍贵文物》，1999年11月28日《中国文物报》。

　　[5][7]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11期。王学理、吴镇烽：《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2期。

　　[6]《西汉十一陵》第97—9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9]《三十年来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10]JP3王保平：《精美的汉代动物雕塑》，1999年11月30日《中国文物报》。

　　[11]《西汉十一陵》第30—31页。

　　[12]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下》。

　　[13][16][18]陕西省考古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 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14]《西汉十一陵》第19页。

　　[16][19][20]陕西省考古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 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17][21][22]《西汉十一陵》第97—99页。

　　[23]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37—4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24]黄展岳：《秦汉帝陵》，《文物》1998年第4期。

　　[25]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李岗：《汉景帝阳陵考古发现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