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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铜之路”到“丝绸之路”
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
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0081)
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陶器的兴盛，为青铜器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一、引言
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共鸣，已成为世界历史的核心概念之一[[1]]。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方兴未艾，秦汉以降东西方的物质、技术与文化交流已有较清楚的认识，[[2]]但是上古西东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李约瑟等对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发现从汉到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社会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四大发明等技术观念[[3]]。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丝绸之路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公元前2-3千年欧亚大陆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西亚或近东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已举世公认，对东亚的影响仍处于扑朔迷离之中。李济认为所有伟大文明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商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文化是本土起源哪些是外来的[[4]]。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结尾处谨慎地指出：“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米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的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5]]
如果杀人殉葬之风来自西亚，那么青铜技术也就不太可能是东亚的发明。因此，本文试图以青铜之路为题概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即上古欧亚大陆、特别是西亚与东亚之间的文化交流。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为方便起见，特从四个方面分别论述。殊途同归，此道不孤，青铜之路依稀可见。
（齐家文化，标志着华夏文明步入青铜时代）
二、青铜技术与青铜器
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但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有早晚之分。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1]，国内仍有学者坚信和假定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2]。
世界冶金史大事记[3]
公元前9000：已知最早的锻打
公元前3200，（美索不达美亚）最早的铸件“红铜青蛙”
公元前3000-2500，（近东）发明失蜡法，铸造小件物品
公元前3000，发明石范铸造武器和工具
公元前1500，（近东）锻打铁制品
公元前600，（中国）铸铁制品
公元前233，（中国）铸造铁犁铧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4]，尽管有人坚持巴尔干[5]（Balkans）和伊比利亚[6]（Iberian）半岛是冶金术的独立发源地。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7]。
安诺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纳马兹加（Nomazga IV-VI culture）文化、竖穴墓文化（Pit Tomb Culture）、洞室墓文化（Cata combs Culture ）、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8]。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凿、针、锥、耳环、指环、斧、剑、头盔、镞、镜、马衔等[9]。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和膨涨，而种植业和母权相对萎缩。金芭坦丝将其中畜牧业和父权占明显优势的文化称为库尔干文化，认为是原始欧印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10]。
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11]。古墓沟文化遗址[12]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13]，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14]。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15]。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16]。
二、青铜技术与青铜器
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1]。四坝文化[2]、齐家文化[3]、朱开沟文化[4]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5]、大甸子[6]、二里头[7]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
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是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的铸造中心，原料主要来自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河北、辽宁[8]，或来自山西中条山[9]，云南[10]和四川[11]。
车马具、兵器、动物纹青铜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一般认为是游牧文化的体现，西方学者多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田广金等认为这些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12]，它们渊源于朱开沟文化[13]。林沄发现这些青铜器多见于鄂尔多斯以外，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来源，其中短剑可能来自古代伊朗或西亚[14]。乌恩称之为北方青铜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亚，并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欧亚大陆草原诸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15]。他认为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不确切的，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更是错误的[16]。最近林沄又号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铜器和游牧文化等量齐观的过时偏见[17]。
其实此类青铜器内容繁杂，功能多样，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并因时因地而变，是游牧社会不断发展和吸收的结果。它们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固然密切[18]，但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并不多见。
车马具与骑马驾车技术同步传播，欧亚草原常见车马具大同而小异，北方地区发明和改进青铜车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带和套包子是罕见的例外[19]。
所谓动物纹（Animal style）是一个模糊而又包罗万象的概念，绝大多数是青铜制品，亦有部分金、银、铁、玉、石、骨制品，但表现的大都是游牧民偏爱的形象。从工艺角度考察可以分为透雕、浮雕和圆雕，都不是游牧民所擅长的手艺。这些体现游牧风格的动物纹饰大都是游牧民强迫或雇用手工艺人制造的。
鹿石、岩画和墓葬发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带的传统。他们习惯将武器或生活用具挂在腰带上。腰带上的装饰日益丰富，有的整个腰带都布满了带饰，或者说由带饰组成了完整的腰带。带饰，俗称“西蕃片” ，是动物纹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北方有大批出土[20]。春秋战国之际系带之风盛行中原，带上亦系挂刀、剑、印章等物。系带和带钩争奇斗妍，层出不穷[21]。“带不厌新，钩不厌旧”[22]；“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23]。带钩成了时尚或身份的象征，其实用功能逐渐被人遗忘。
刀、剑、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实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发明，并且一直在共用。青铜刀、剑、斧、镞、盔、甲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且大同小异，与青铜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密切相关，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促使游牧民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从而将青铜兵器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限于篇幅，仅以剑为例说明青铜兵器大致的传播过程。
青铜短剑是古代游牧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24]，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25]。一般认为柳叶剑或偏颈剑为众剑之祖，其具体的起源地还难以确定，不太可能起源于东亚。林梅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而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26]。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亦是外来词。汉代匈奴将径路神当作九天神之一，是战神的代名词，在汉匈交叠的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27]。《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
（俄罗斯戈诺阿尔泰巴泽雷克墓地M6出土的铜镜）
青铜镜是不属于“游牧三要素”的一种特殊青铜器，亦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曾谨慎地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28]。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只不过是中亚或西亚铜镜的翻版而已。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29]。
中原虽然不是冶金术的起源地和冶炼中心，在青铜铸造方面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独到之处。青铜鼎、鬲、爵[30]，戈[31]等是东亚人偏爱的器物，罕见于他处，很可能是东亚的创造。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认为是马具、野兽纹、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个反映游牧文化的显著特征[32]。东亚为游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铜铃演变成了铎和钟，并对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铜铎文化圈[33]和钟文化[34]。戈和戟是东亚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35]，主要分布于中原，西方人称之为中国戈戟（Chinese Ko-halberd）[36]。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37]。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鬲、戈、戟、爵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起了桥梁作用，并且从中充实和改进了自己技术装备。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三、羊与羊毛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少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1]。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尽管狗的最早驯化地还不清楚）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2]。羊适应能力强，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类迁徙、殖民、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3]。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1960年Solocki夫妇在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萨威·克米（Zawi Chemi）野营地遗址；后来又发现了距此四公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Shanidar）,其中BI层与萨威·克米B层时代相当，文化相同。由此推断沙尼达洞穴是当时狩猎采集者冬天的住所，他们夏天到萨威·克米营地生活，并开始了种植和驯养动物的活动[4]。帕金斯从中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