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　　唐代建立之时, 李世民曾和另一位乘时而起的豪雄薛举有过两次大的战役——扶风战役和浅水原大战。这两次战役, 都发生在丝绸之路今陕西段。战后修建了著名的大佛寺。此后李世民又写过一首诗《经破薛举战地》。这两场战役和一座佛寺、一首唐诗之间, 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且都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 ...

　　摘 要：

　　唐代建立之时, 李世民曾和另一位乘时而起的豪雄薛举有过两次大的战役——扶风战役和浅水原大战。这两次战役, 都发生在丝绸之路今陕西段。战后修建了著名的大佛寺。此后李世民又写过一首诗《经破薛举战地》。这两场战役和一座佛寺、一首唐诗之间, 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且都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 刘锋焘, 男, 陕西淳化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文章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陕西段, 有一座著名的佛寺———彬县大佛寺 (1) 。一千多年前, 唐代开国前后, 丝绸之路陕西段, 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战役。稍后, 唐太宗李世民又因此而写过一首诗。这三者之间, 有着重要的因果联系。但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 还不是十分明了。如文中涉及之战役的具体地点、大佛寺的具体建寺时间及原因、李世民诗的作时作地, 等等。本文对前贤今修的研究成果略作梳理, 并结合自己几次实地考察的发现和文献阅读的体会, 撰成此文, 与读者交流, 向专家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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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唐王朝建立之时, 李世民曾经和隋末另一位乘时而起的豪雄薛举有过两次大的战役———扶风战役和浅水原大战。这两次战役, 新、旧《唐书》之“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及“薛举传”和其他多篇传记均有记载。相比之下, 《旧唐书》的记载尤为具体详实。

　　大业十三年 (617) 秋, 薛举在兰州称帝, 后迁都秦州。经过进一步的兼并, “势益张, 军号三十万, 将图京师”[1]2246。此时:

　　会义兵定关中, (薛举) 遂留攻扶风。太宗帅师讨败之, 斩首数千级, 追奔至陇坻而还。[1]2246

　　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 太宗亲击之, 大破其众, 追斩万余级, 略地至于陇坻。[1]23

　　李世民军队杀敌数字, 《薛举传》与《太宗本纪》记载有“数千级”与“万余级”之不同。而“陇坻”, 有人笼统地解释为“地名”, 有人理解为陇山一带。当以陇山为是。同是《旧唐书》的“刘弘基传”记载这次战役时就说刘弘基“从太宗击薛举于扶风, 破之, 追奔至陇山而返”[1]2310。这是李世民与薛举的第一次大战。需要说明的是, 此次战役, 不少文章叙说时失之粗疏, 称为“唐初”的战役。实则此时唐朝尚未建立, 是隋朝的义宁元年 (亦即炀帝大业十三年) 。是年, 李渊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 即隋恭帝, 改元义宁。虽然这恭帝是李渊的一个傀儡, 但至少名义上是皇帝, 国号为隋。直到第二年, 义宁二年 (618) 三月隋炀帝死于江都之后, 李渊才于五月逼隋恭帝退位而自立为帝, 建立唐朝。

　　是役, 地点在扶风。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 , 设扶风郡, 治所雍县 (今陕西凤翔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 (618) , 撤销扶风郡, 改为岐州, 治所雍县。此后太宗、玄宗朝, 又曾设扶风县、扶风郡等。

　　第二次战役, 时在武德元年。此时唐朝已经建国。七月, 薛举与李世民两军对垒于高墌城, “会太宗不豫, 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 恃众不设备, 为举兵掩乘其后……竟为举所败, 死者十五六, 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1]2247。李世民领残兵退回长安。高墌城为薛举所得。薛举正待乘胜直取长安, 不料病死, 其子仁杲继位。九月 (按, 《旧唐书·太宗本纪》谓九月, 《新唐书·太宗本纪》谓八月) , 李世民再次领兵来战。至十一月, “遣将庞玉先阵于浅水原南……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 大败薛家军, “斩首数千级, 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1]24, 并乘胜追至折墌城。薛仁杲率百官出降, 被李世民押回长安斩首。自此, “举父子相继伪位至灭”[1]2248。唐王朝的开国第一战, 以唐军的最终胜利而宣告结束。

　　此役, 决战阶段之主战场为浅水原, 位于今陕西长武县。战役第一阶段之“高墌西南”, 亦是浅水原一带。《资治通鉴·唐纪一》记载:“ (刘文静等) 乃陈于高墌西南, 恃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其后, 壬子, 战于浅水原, 八总管皆败”[2]5801。

　　关于这次战役, 史书的记载有些细节上的纠葛, 两《唐书》, 甚至同一“书”各“传”之间, 在具体的时间与屯兵作战之地点方面, 亦有些差异, 甚至有些错误。尤其是高墌、折墌二地, 时有混乱。对此, 前人已有辨证。如清人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等。而到后世, 因地名常有变化, 以致直到今人的文章中, 高墌、折墌, 亦有混错之现象。对这两个具体地名, 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卷4谓:“高墌、折墌, 皆城名。高墌属宁州定平县, 析墌属泾州安定县。地既近而名相类, 故易于舛误”[3] (按, 本段文字, “折墌”, 原文前作“折墌”, 后作“析墌”, 字异实同) 。折墌城,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泾州·保定县”:“折墌故城, 在县东十里。西魏泾州刺史乙弗贵所筑。隋末薛举屯据于此城。举死仁杲复窃据。武徳元年讨平之”[4]。此地隋属安定郡安定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改安定郡为泾州, 今属甘肃省泾川县。高墌, 唐初属宁州定平县, 今属陕西长武县。

　　浅水原, 《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邠州·宜禄县”:“浅水原, 即今县理所。初, 金城人薛举称兵, 攻破郡县。武德元年, 举寇泾州, 屯兵于安定县之折墌城。太宗亲征……上遣总管庞玉自此原南出贼之右, 因高而陈。上率大兵自原北, 出其不意, 斩首万余级, 贼大溃……故城犹在今县北五里。”[4]又说:“昭仁寺, 在县西十步浅水原。上王师讨平仁杲, 诏于此置寺。”(1)[4]宜禄县, 今陕西长武县也。《宋高僧传》卷17称惠立“贞观三年出家, 住豳州昭仁寺。此寺即破薛举之战场也。”[5]413昭仁寺, 就在今长武县县城内。今县北3公里左右, 尚有浅水村。

　　这两场大战, 从前一年的十一月战至第二年十一月。有人看成是同一次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 有人看成是3次战役, 还有人更具体地说是5次战役, 而更多的人认为是两场战役 (隋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战于扶风,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至十一月战于浅水原) 。笔者以为最后一种看法较为恰当。而作战中的一些细节性的时间和具体地名, 史书记载或有错乱, 但不影响大的判断。这些细节问题, 也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要关注的是确实发生了这两次大战, 战役的主角是李世民和薛举军事集团。战役的地点, 前一次在扶风, 位于丝绸之路陕西段之南线;后一次范围涉及高墌及折墌, 主战场在浅水原, 位于丝绸之路陕西段之北线 (折墌在丝绸之路今甘肃段) 。最终, 以李世民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一役, 彻底消灭了薛举西秦政权这个关陇地区强有力的军事存在, 为唐王朝的统一和巩固,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与前述两次大战直接相关的, 是战后修建的两座佛寺———昭仁寺与大佛寺。

　　昭仁寺的相关情况, 史料记载很清楚。寺位于今陕西省长武县县城东街。据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全集》等史料, 唐政权稳定后, 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年 (或曰三年) [5]下《于行阵所立七寺诏》, 要求在他亲历过的7个重大战场建立佛寺。这一举措, 据《续高僧传》记载, 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当时高僧明赡的影响。《续高僧传》卷25载:“贞观之初, 以赡善识治方, 有闻朝府, 召入内殿, 躬升御床。食讫对诏, 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 兼陈释门大极, 以慈救为宗。帝大悦, 因即下敕:‘年三月六, 普断屠杀。行阵之所, 皆置佛寺。’登即一时七处同建, 如豳州昭仁……并官给匠石, 京送奴隶, 皆因赡之开发也。”[6]这“一时七处同建的”七座佛寺, 第一个就是豳州昭仁寺。

　　距昭仁寺东南方向约30公里的另一座佛寺———位于今陕西省彬县境内的大佛寺, 也被认为是与浅水原大战有关。但对其建寺时间及原因, 因为缺乏昭仁寺那样早期的原始记录, 向来有着一些不同的认识, 所以有探讨的必要。

　　十数年前, 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佛寺原名庆寿寺, 始建于唐贞观二年 (628) , 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庆贺其母亲60大寿, 派尉迟敬德监修的, 故取名“庆寿寺”。大佛寺石窟亦有一处刻有“鄂公生祠” (至今尚存) 。或以为此“鄂公”即指鄂国公尉迟敬德。清人叶昌炽著名的《邠州石室录》自序即明确称:“大佛寺, 即唐之庆寿寺也。”[7]他在日记中也明确写道:“大佛寺即唐尉迟敬德所建庆寿寺也, 内尚有鄂公生祠”[8]119。然而尉迟敬德封鄂国公是在贞观十一年 (637) , 不可能在贞观初年监工时就被人称为鄂公, 此祠或为后人所造。

　　目前, 主流的说法是:大佛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浅水原大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建, 初名应福寺, 北宋改名庆寿寺, 明代以后俗称大佛寺。如彬县政府官网、中国民族宗教网等均如此介绍。关于建寺的时间, 前者称“寺窟始凿于北朝, 大规模开凿于唐初, 贞观二年基本建成” (目前寺院内“丈八佛窟”前竖立的木牌上就明确写“北周时期开凿的大像窟”) ;而后者则称“建于唐贞观二年”。

　　关于大佛寺的修建时间, 宋元前的文字史料未见记载。目前能见到的比较权威的史料如明人阎奉恩等纂《邠州志》卷4说:“庆寿寺, 在州西二十里官路旁, 唐贞观二年建……嘉靖二十三年重修, 俗名大佛寺。”[9]清《 (雍正) 陕西通志》卷29、清乾隆朝《直隶邠州志》、毕沅《关中胜迹图志》等均沿用这一说法。《 (民国) 邠州新志稿》卷3亦称:“大佛寺, 在县西二十里官道南, 唐贞观二年建。”紧接着又加了一句:“相传为尉迟敬德监修。”这些方志等史料, 均记载大佛寺建于唐贞观二年, 其依据, 大概是寺内大佛造像肩左侧背光处所刻的铭文“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这显然有些不妥:如此巨大的工程, 贞观二年已刻好字, 自然不会是此时才开始建造。今人梁晓青、秦建明、杨政《彬县大佛寺石窟历史编年》谓“贞观三年十二月, ‘癸丑, 诏建义以来交兵之处, 为……’大佛寺创建或亦出于此意, 见《旧唐书·太宗本纪》”。[10]这一判定较为审慎, 而言下之意则是大佛寺之修建在贞观三年 (629) 十二月之后。然而大佛侧有题刻“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 这题刻在“贞观三年”诏之前。显然在建寺时间问题上, 这一判定也还不能令人信服。

　　近年来, 有学人将实地考察与史料文献相结合, 从佛教文献和佛教塑像艺术的角度对大佛寺做了扎实的研究。这其中, 最有价值的成果是李淞先生的论文《唐太宗建七寺之诏与彬县大佛寺石窟的开凿》[11]。 (下引此文, 称“李文”) 和常青先生的专著《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12] (下引此书, 称“常书”) 。在大佛寺石窟开凿时间问题上, 这两部严肃的学术论著观点亦有不同, 李文认为山崖西边的几个洞窟始凿于北朝[11]27, 而常书则认为整个窟群乃唐初始建, 最早开凿的西边几个窟, 其造像为北朝风格, 乃是初唐时期佛教造像学习、继承北朝的表现[0]。二者对石窟群的开凿时间有不同看法, 但对主窟大佛的建造时间持相同观点, 即始于武德元年而成于贞观二年。徐苹芳先生为常书写的序言也持相同观点。而赵和平先生《彬县大佛寺大佛雕塑年代探讨》一文[13], 引用了著名考古专家阎文儒先生《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一书中的观点:“大佛窟的开凿, 以造像风格论, 应在武周或相去不远的时期”;“贞观二年的刻写, 应是后代人刻的”;“大佛寺石窟群, 开创的时间, 约在隋代”。并明确表示赞同前两句, 且阐述了自己认为大佛不建于唐太宗时期的理由。赵先生文中, 引用了阎先生这样一段分析:“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我作全国石窟调查时, 细加审查, 认为把题记刻在佛像背光的上面, 把‘贞观’写成‘真观’应是宋代书, 把‘贞观’年代的‘贞’写成‘真’, 同时把‘贞元’ (唐德宗年号) 又书为‘正元’, 这都是避宋仁宗 (赵祯) 的讳名 (据陈垣《史讳举例》‘避讳改前朝年号例’条) 。由此推测, ‘贞观’的年号是不可靠的记录。”[13]这其中, 避讳的解释, 独到而有启发性;但从大佛窟内现在仍十分清晰的题刻原文看, 大佛像后“大唐贞观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造”之“贞”字, 确似介于“贞”与“真”两可之间。对此, 李淞先生的文章曾指出, “从字形笔划及书写风格上看, 介乎北魏与初唐之间, 而更多继承了北魏之法。北魏刻字, 笔划随意增减的现象比较普遍, 初唐以后则逐步规范化。该题记中的‘贞观’二字, 即为一增一减, ‘贞’字多一横, ‘观’字少几笔。”[11]27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大佛寺各石窟内的题刻。前述李淞先生的文章, 重点讨论了千佛洞窟内一则唐代“豳州长史武太一”的题铭, 据铭中“得应福寺……武圣皇帝平薛举时所置也”之句, 认为寺始建于“武圣皇帝” (即唐太宗) 平定薛举之时。而窟内还有多则宋人的题铭, 其中有北宋人宋京的两首诗, 对建寺时间的探讨有所帮助。其宣和三年 (1121) 的题诗, 有“来游共记宣龢日, 访古重寻正观年”之句, 同年的另一首题诗有“巨像镵正观, 阅世同波流”之句, 可以证明大佛寺石窟建于贞观 (正观) 年。对此, 前引李文、常书已有辨析。这里还有两点可略作申说:一, 将“贞观”写作“正观”, 李淞先生引《易师》“象曰:师, 众也;贞, 正也”来解释。[11]37其实还可从避讳的角度来看, 宋人避宋仁宗 (赵祯) 的讳名, 常将“贞”写为“正”。不仅北宋如此, 两宋之交及南宋也如此, 如陈旸《乐图论》:“大唐正观十年, 岁次元枵, 月旅应钟”[14];黄公度《谢馆职》:“遗书尽获, 轶开元正观之盛多”[14];陈思《宝刻丛编》卷5:“郑州:秦属三川郡……唐正观元年州废。”[14]而这一特点, 正好与题刻的时代特征互相印证;二, 李文、常书似乎只关注了“正观”二字, 李文对“镵”字未具体阐释, 而常书引此诗, 则直接简化为“才”字 (其他字句则为繁体字) 。[12]299按, “才”之繁体字为“纔”, 而此处为“镵”。镵, 本意为锐利, 引申为雕刻、錾凿之意。这样, 意思就很清楚了。

　　关于大佛寺修建的原因, 如前所述, 近年来主流的看法是:李世民为纪念浅水原大战中牺牲的将士而建。除前述官方网站等介绍之外, 相关专业学术著作亦持此观点, 如前述李文、常书, 及徐苹芳先生为常书写的序言均持此观点。

　　李淞等先生充分注意到了宋京题诗有“当时得萧瑀, 忏悔释氏投”的句子。萧瑀是深得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赏识与器重的重臣。太宗凌烟阁绘像, 萧瑀位列第九。萧瑀为人刚直, 重孝道, 笃信佛法。宋京这两句诗, 说明在北宋人的心目中, 李世民是深受萧瑀信佛思想的影响, 而此佛窟的开凿, 是与此有关的。这与前文所引《续高僧传》所记明赡之影响, 亦可互为参证。

　　总之, 关于彬县大佛寺, 近年来已有专业人士和相关学者做了扎实的研究和实地考察,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除过开凿时间和原因这些重要问题外, 还有窟内为数众多的造像和题铭, 都有待进一步地整理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 也有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之处, 如常青先生书中指出, 李淞先生的论文中引证武太一题铭在抄录时抄错了一些字, “特别是错误地把‘皇唐’录为‘皇堂’, 并由此又错误地引出了长篇关于唐玄宗李隆基堂兄豳王李守礼的推论。而题记中皇唐的‘唐’字是清晰可见的”[12]95(1)而常青先生《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一书亦偶有疏误, 如第42页写“在背光的左下角内外匝相交处, 刻着一方竖行铭文曰:‘大唐贞观二年十月三日造’ (彩图24) ”[12]42, 而第47页之照片 (即彩图24) , 明明确确的是:“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显然是一个疏误。这说明, 要最终解决问题, 同志仍需努力。

　　这里, 且不管大佛寺修于贞观二年还是武德初,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大佛寺的修建, 与浅水原大战有关, 或者说, 与浅水原大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所关注的又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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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首诗《经破薛举战地》。诗曰:

　　昔年怀壮气, 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 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 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 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 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 属目驻华轩。沉沙无故迹, 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 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 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 抚躬聊自适。[15]4

　　诗总的来说分两大部分, 前10句为第一部分, 回忆昔日战斗;后10句为第二部分, 抒发今日感怀。具体来说, 前4句写昔日年少领兵, 志气高昂。“移锋”4句概括地写作战经历, “惊电起”“长河决”, 用比喻的手法写兵行之迅速、战果之显赫。“营碎”2句, 用“落星沉”“横云裂”写大将之陨亡、阵线之破溃。诗写“破薛举”, 自然是说薛军, 但其中是否也隐含了浅水原大战前期自己军队的溃败呢?“一挥”两句, “氛沴”喻指寇乱。鲸鲵, 喻指凶猛之劲敌。此2句诗写战役的结果是消灭了敌人。而“一挥”“再举”, 是否是指初次的扶风战役和再次的浅水原战役?笔者以为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这首诗不仅写扶风的破薛举之战, 诗人的心目中是想到了与薛举的两次大战。“于滋”二句做一过渡, 将视角转回目前。以下几句便写瞩目俯看旧战场之情形。“沉沙无故迹”, 写当年激战的痕迹已杳然无存。沉沙, 指沉埋在沙土中的兵器, 杜牧诗“折乾沉沙铁未销”可参证。“减灶”, 则是用孙滨庞涓之典, 用以写战役指挥之事。“浪霞”二句宕开一笔, 写眼中所见之景, 水净霞明, 雾重峰阴, 景色优美却也引人惆怅。此二句, “抱莲”或作“拖莲”。《御选唐诗》原纂注者吴廷桢等人注此二句, 引《汉书》中张楷之典故及数句华山诗, 其意盖谓“莲”指华山 (华山西峰称莲花峰) 。其实此二句, 完全可以理解为泛指南山之山峰, 华山距平薛举之战地实在太过遥远。而且, 杜甫《喜达行在所三首》写凤翔 (即扶风战役之“扶风”) 一带的山也说“雾树行相引, 莲峰望忽开”[15]2405 (“莲峰”, 有的版本作“连山”) 。最后4句感喟岁月流逝, 人事变易, 而以“抚躬聊自适”结束全诗, 表达出诗人那种天下大定、长舒一口气的心情和踌躇满志的神态。

　　诗的主要内容是回忆消灭薛举的战斗。诗人与薛举的几场鏖战, 从其规模及死伤人数等方面, 确是惊心动魄, 十分惨烈。扶风战役, 《旧唐书·薛举传》称李世民军队“斩首数千级”, 而《旧唐书·太宗本纪》则称“追斩万余级”。《唐创业起居注》卷下更说“岐陇齐筑京观, 汧渭为之不流”[16]。京观, 是古代中国战后打扫战场的一种方式, 即战胜的一方将对方将士的尸体收在一起, 堆积在大路两侧或战场上, 然后覆土以封, 成为高冢。这里说岐陇一带到处筑京观, 尸体之多以致汧水渭河为之不流, 可见战况之惨烈。表述或有夸张, 但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浅水原战役, 前一阶段, 李世民军大败, 数员大将被俘, 超过半数的将士尽皆牺牲, 可见战况之惨烈。后一阶段, 李世民军队将不可一世的西秦薛家军彻底击溃, 其惨烈程度更不待说。而李世民作为战役其中一方的亲历者且是指挥者, 对这两场大战的情形必定是印象深刻, 每当想起便会心潮澎湃。而他的诗作也确实是气势恢宏, 如同他记忆中的战役一样惊心动魄, 具有撼荡人心的艺术魅力。

　　关于此诗的作地作时, 一些文章 (包括网上博文等) 中有说明, 但大都没有确凿的史料依据, 不足为信。人们一般理解为此诗写于“扶风”, 因《全唐诗》此题下有“自注”:“义宁元年, 击举于扶风, 败之”[15]4;亦有个别研究者认为此诗“为李薛之战28年后, 李世民到泾州巡视战马基地, 在薛举城战争遗址写下了《经破薛举战地》”;或以为是“唐太宗驾幸浅水原 (今陕西长武县东北) , 缅怀在此大败薛举父子之战而写下的作品”———按, 扶风、薛举城、长武县, 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相距甚远。专业的学术著作中, 陶敏、傅璇琼《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认为此诗作于贞观二十年 (646) 太宗幸灵州行经陇州时;吴云、冀宇二先生编《唐太宗集》[17]此诗第一条注释称:“太宗击薛举事在义宁元年 (公元六一七年) ……是年太宗仅十六岁。扶风, 郡名, 故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一带。本诗系作者经过旧战场扶风时, 追叙其往昔壮志与战绩, 抚今思昔, 至感快慰。”而两位先生修订后的《唐太宗全集校注》[18]中此诗的第一条注释则有所改动, 除将“是年太宗仅十六岁”改为“是年太宗仅十九岁”外, 在“至感快慰”后又加了一段:“据史书记载, 唐太宗与薛举父子交战的时间是617—618年, 共有三次战役, 即扶风战役、高墌战役、浅水塬战役。两唐书地理志与《中国历史地图册》载, 此三战役的地点应在唐之陇州、泾州。唐太宗即位后, 分别于贞观四年、二十年两次到陇州。此诗究竟应该写在哪年, 从诗的最后两句‘长想眺前踪, 抚躬聊自适’所表达的轻松愉快的感情来看, 似应写于贞观四年 (630) 去陇州之际。”二位先生耗20年之力编成此书, 扎实可信, 令人钦佩。不过此诗之此条注释, 还稍有些粗疏:扶风战役, 发生于隋义宁元年。当年李世民应该是20岁, 而不是16岁或19岁。战场之所在地, 扶风, 隋郡名, 治所雍县, 即今陕西省凤翔县;而高墌、浅水塬, 大致说来, 属唐初之宁州、豳 (邠) 州, 今属陕西省长武县, 两地相差甚远。而扶风、高墌、浅水原, 在唐代也均不属陇州, 亦不属泾州 (战斗收尾之墌属泾州) 。

　　至于这首诗写的是哪次战役, 根据扶风与浅水原两场战役的重要性、揆之以李世民的心理, 笔者也更愿意相信此诗所写“破薛举”为浅水原战役。然而原诗下有作者自注“义宁元年击举于扶风”, 可见认定此诗为路过“扶风”时所写, 当无问题。

　　然而, 笔者查阅相关史料, 现存的比较流行和权威的古代唐诗选本中选到此诗的,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170 (明刻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14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高棅《唐诗品汇》卷1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汪宗尼校订本) 等于诗题下均无此注。1996年,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璇琮先生编辑《唐人选唐诗新编·翰林学士集》中, 此诗也无此注。此《翰林学士集》的底本, 是清代光绪年间影写的日本真福寺存唐写卷子本。直到清人曹寅、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卷1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等) , 诗题下才有注“义宁元年, 击举于扶风, 败之”。需要指出的是, 编纂《御定全唐诗》的底本《全唐诗稿本》在此诗标题下仍无此注 (1) 。

　　曹寅、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 此诗题下“义宁元年, 击举于扶风, 败之”, 从格式看, 为作者自注。未知何据。而同时代陈廷敬等人所编《御选唐诗》卷1 (清康熙五十二年武英殿朱墨套印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题下有注:“《旧唐书·太宗纪》: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太宗亲击之, 破其众, 略地至于陇坻。”[19]这两部书, 《御选唐诗》的总编者陈廷敬 (1639—1712) 比《全唐诗》的主要编者如曹寅 (1658—1712) 、彭定求 (1645—1719) 等稍微年长一些, 然而前书的编辑却又稍晚于后者。《全唐诗》为康熙四十四年 (1705) 三月, 曹寅奉敕, 邀彭定求等人编校。次年 (1706) 十月, 全书编成奏上。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四月十六日, 康熙作序, 下旨刊行。而《御选唐诗》, 一直到陈廷敬死后的第二年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 康熙帝才作序刊行, 《御选唐诗序》称:“朕万几余暇, 留意篇什, 广搜博采, 已刻《全唐诗集》。而自曩昔披览, 尝取其尤者汇为一编……因命儒臣依次编注, 朕亲加考订, 一字一句必溯其源流, 条分缕析其有征引讹误及脱漏者, 随谕改定, 逾岁告成。因付开雕。以示后学。”[19]这样看来, 有可能《全唐诗》诗题下并不是原作者 (李世民) 的自注, 而可能是清代编选者加的注。而《御选唐诗》的编者很可能在前者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明确、具体化了;也可能是不满前者的含混, 故依《旧唐书·太宗本纪》重新做注。

　　所以, 谓此诗为李世民过扶风所写, 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诗题下小注不是后人所加。

　　其实, 扶风这一地名, 在唐代, 有扶风郡, 有扶风县。而且其所辖地域前后是有变化的。那么, 李世民经过“扶风”, 是指哪一个概念呢?从诗题和诗意看, 应该是他打过仗的地方, 即隋义宁元年的扶风, 亦即今天的凤翔县一带。

　　据史书记载, 唐太宗于贞观三年、贞观四年就去过陇州。贞观五年 (631) , 下诏将原隋代的仁寿宫扩建为九成宫后, 又于贞观六年 (632) 、贞观七年 (633) 、贞观八年 (634) 、贞观十三年 (639) 、贞观十八年 (644) 均去过九成宫, 这多次, 都有可能途经扶风而停留。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此诗作于哪一年, 但不管此诗作于何地何时, 作者写作时, 心中的破薛举之战应该是包括了扶风之战, 也包括了浅水原之战。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所以, 在本文范围内, 诗作于何地何时已经不是什么关键问题了 (1) 。

　　需要强调的是, 在宫廷诗风盛行的初唐, 太宗的诗虽然也没有摆脱宫廷诗风的藩篱, 他“对齐梁诗风持一份欣赏、回护乃至仿作的态度”[20]。他也曾写了宫体诗让虞世南赓和。但太宗的诗, 并非全是宫廷诗。他自己转战沙场、艰难创业的经历, 使得他不同于那些来自前朝的御用文人而能写出一些慷慨有力的诗作来。而且他及臣子如魏征等人也有改变诗风的愿望, 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 这就使得他很自然地能写出一些慷慨劲健的诗篇, 尤其是在一些他打过仗的地方。如《还陕述怀》诗也写“慨然抚长剑, 济世岂邀名。星旂纷电举, 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 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 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 今来宇宙平”[15]5。《经破薛举战地》, 正是这一类诗的典型。这首风格刚健、个性鲜明的诗作, 不仅显示了其自身的魅力与价值, 表明了李世民诗歌的另类风格, 也显示着由宫体诗向盛唐风骨过渡的时代趋势;更重要的是, 由于作者皇帝的特殊身份, 对初唐诗风的转变, 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影响。

　　4

　　要之, 本文中论及的两次大战、一座佛寺, 均在丝绸之路的重镇上。两次大战, 最终剿灭了西秦割据政权, 为大唐王朝的稳固奠定了基础。因此战役而修建的佛寺, 不仅是当时历史事件的纪念, 也是大唐盛世的某种象征。而且一千多年来, 一直在不同领域产生着不同的重要影响。大佛寺内, 贞观以后, 佛窟不断续凿, 众多的佛教造像, 留下了宝贵的佛教和雕塑艺术实物, 反映了中原与西域佛教思想以及造像艺术的交流, 也反映了唐以后各个朝代中原和西域以至更远地区丝绸之路上贸易、交通等方面的情况。至于文字类题刻, 唐代以后一直未曾断绝, 直到1940年代, 窟内也还有“吾彬于抗日酣战中绩修乡县志, 胜利后即补修大佛寺者, 盖谋保存固有文化而期有以发扬也”之题铭;也还有“贫苦农民快起来斗争”“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西北, 消灭胡马匪/邱刚”等题记。窟外崖壁上也还有“我们司机要有前方将士□□苦□□精神/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的标语。这一千多年的历代题刻, 反映了更多的历史信息, 诸如佛教的流传盛衰、朝代的更替、官员的调动、气候的变化、河水的涨落、交通的变迁, 等等, 还有许多史书资料未曾记录的信息, 如宋代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中写的滕子京到此的信息, 如明代著名太监刘瑾到此的信息, 如清代名将丁汝昌与大佛寺关联的信息。这一切, 都为研究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交通史、战争史、中外交流史, 等等方面, 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实物文献资料。至于历代题刻所具有的书法艺术价值、造像的雕塑艺术价值, 那更是不用说了。

　　所以, 本文中涉及的3个问题, 虽然学界在某些枝节上还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或者分歧, 但就本文而言, 已经可以得出一些认识:李世民薛举之战与大佛寺及《经破薛举战地》一诗之间, 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它们的产生和存在, 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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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常青.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M].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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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温大雅.唐创业起居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7]吴云, 冀宇.唐太宗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18]吴云, 冀宇.唐太宗全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19]陈廷敬, 等.御选唐诗[M].清康熙五十二年武英殿朱墨套印本.

　　[20]杜晓勤.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 .

　　注释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之一处重要文物,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2 “折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钞本多作“折墌”, 偶作“析墌”, 字异实同。后人整理时均称“折墌”。按, 贺次君校注《元和郡县图志》, “昭仁寺, 在县西十步浅水原。上王师讨平仁杲, 诏于此置寺”, 断句为“昭仁寺, 在县西十步浅水原上。王师讨平仁杲, 诏于此置寺”似更好。前引“隋末薛举屯据于此城。举死仁杲复窃据”, 断句为“隋末, 薛举屯据于此城。举死, 仁杲复窃据”似更好。

　　3 按, 李淞先生发表于《文博》1995年第4期的《彬县大佛开凿时间新考》一文仍作“皇堂”, 而其《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 (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34页) 一书中收录的修改过的论文, 已改为“皇唐”。

　　4 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 (载《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周勋初卷》) :“御定《全唐诗》的编纂工作仍然是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底本而进行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据“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清稿本影印的《明清未刊稿汇编第二辑——全唐诗稿本》, 前有该书主编刘兆祐撰写的长篇前言《御定全唐诗与钱谦益季振宜递辑唐诗稿本关系探微——写在〈全唐诗稿本〉影印本前面》, 亦明确指出:“《御定全唐诗》是以钱、季所编的《唐诗》为底本。”这一《全唐诗稿本》在此诗标题下仍然没有小注。

　　5 长孙无忌、杨师道奉和李世民的诗中提到“陇上”“陇嶂”, 褚遂良、上官仪和诗提到“秋”, 都为探考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