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林梅村　　正如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指出的，“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顾吾国言建筑者向无专书，而元西域人建筑之存于今者尤罕。” 1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劫掠了大批波斯工匠。他们在蒙古汗国首府哈剌和林兴建伊斯兰教清真寺、土耳其浴室（hammām），并用波斯艺术风格的蓝琉璃砖装点万安宫，从而将波斯建筑艺术传入蒙古高原。中统元 ...

　　林梅村

　　正如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指出的，“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顾吾国言建筑者向无专书，而元西域人建筑之存于今者尤罕。” ¹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劫掠了大批波斯工匠。他们在蒙古汗国首府哈剌和林兴建伊斯兰教清真寺、土耳其浴室（hammām），并用波斯艺术风格的蓝琉璃砖装点万安宫，从而将波斯建筑艺术传入蒙古高原。中统元年（1260年）和至元四年（1276年），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相继参与元上都和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波斯人的建筑理念进而传入中国内地。本文将以哈剌和林和元故宫的土耳其浴室为切入点，结合2012年伊朗实地考察，探讨波斯建筑艺术对蒙元帝国皇家艺术之影响。

　　波斯文化的遗产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兴起，伊斯兰教在中东各地广为传播。随着清真寺的大规模兴建，伊斯兰艺术风格的浴室亦在两河流域生根开花。在穆格台迪尔时代（908~932年），巴格达有澡堂27000所；在其他时代，增加到60000所，这两个数字，就象阿拉伯文献中其它数字一样，显然被夸大了。叶儿孤比在他所著的地方志里提到，巴格达建成后不久，澡堂达到10000所。据说“当日的澡堂，象现代的澡堂一样，是由几个房间构成的，地上铺着花砖，内墙上镶着大理石板，那些房间，环绕着一个居中的大厅，大厅上面，罩着一个圆屋顶，屋顶周围镶着许多圆形的小玻璃窗，让光线透进来。大厅中部，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央，有一股喷泉，喷出的热水，放射着蒸汽，把整个大厅变得暖和和的。外部的房间，作为休息室，顾客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各种饮料和茶点”。 ²

　　图1 加兹温博物馆的波斯浴室 图2 奥斯曼苏丹后宫忽伦浴室

　　众所周知，波斯是伊斯兰教诞生后第一次传播的地区之一。阿拉伯人占领伊朗高原后，直接采用波斯帝国建筑传统和方法，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波斯建筑艺术的扩展和进一步演变。一些城市如巴格达，是以萨珊波斯王宫菲鲁扎巴德为范例建设的。实际上，曼苏尔雇佣来设计巴格达城的两个工程师努巴克特（Naubakht）和马沙尔赫（Mashallah）分别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和来自伊朗呼罗珊的犹太人。伊朗各地清真寺采用穹隆顶、八棱砖柱、大拱廊和砖券顶拱门， ³ 说明伊斯兰建筑传承的是古老的波斯文化传统。

　　2012年伊朗之行，我们在加兹温考察了一座伊斯兰风格的浴室。和清真寺礼拜堂一样，这个浴室为穹隆顶，房顶中心有一个通风孔；室内中心区域是蓝色釉陶砖砌筑的浴池，室内墙壁也砌有高约1米蓝色釉陶砖，显然用来防水（图1）。

　　16世纪，奥斯曼建筑师希南（Mimar Sinan）将伊斯兰建筑艺术推向颠峰。1584年奥斯曼帝国女苏丹哈斯吉·忽伦（Haseki Hürrem Sultan）下令，由希腊裔建筑师希南在伊斯坦布尔城设计建造一座皇家浴室，今称“忽伦浴室”（图2）。哈斯吉·忽伦是乌克兰人，本名Roxolena（罗莎琳娜）。希南一生设计建造了无数伊斯兰建筑，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就有335座，包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的苏莱曼清真寺和印度的泰姬陵，堪称伊斯兰世界的“米开朗基罗”。⁴

　　穆斯林在清真寺做礼拜前，要小净（洗手）或大净（洗澡）。伊斯兰浴室通常由清真寺师傅专门管理，配有汤瓶、吊罐等沐浴用具。汤瓶是穆斯林传统洗浴用具，除了礼拜用汤瓶小净之外，平常也用来洗手洗脸。汤瓶种类有金银、黄铜（鍮石）或陶制，造型如高腰水壶，加盖有柄，壶颈长，有出水的小嘴。平时盛水贮存，用时持壶进行冲洗，如伊斯坦布尔城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奥斯曼苏丹的银汤瓶（图3）。

　　图3 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奥斯曼苏丹的银汤瓶

　　中东穆斯林还使用一种黄铜浴盆，如14世纪初波斯工匠制作的嵌金银黄铜浴盆，现为科威特私人藏品⁵（图4左）。 19世纪法国画家让·莱昂·热罗姆（Jean Léon Gérôme）创作的《摩尔人沐浴》（A Moorish Bath），生动描绘了中东穆斯林苏丹后宫的洗浴用具，包括银制汤瓶、双耳白陶壶、红陶罐、黄铜浴盆（图4右）。

　　图4 波斯风格的嵌金银黄铜浴盆与法国画家热罗姆的名作《摩尔人沐浴》

　　哈剌和林的“混堂”

　　1253~1255年，法国使臣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出访蒙古高原，在哈剌和林觐见蒙古大汗蒙哥。他在游记中写道：

　　关于哈剌和林，你须知道的是，且不说汗的宫室（指万安宫），它并不比圣丹尼斯村大，而圣丹尼斯的修道院都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它有两个城区；一个是有市场的撒拉逊人（指穆斯林）居住区，那里有大量的鞑靼人，因为那里有一直接近该（城）区的宫廷，也因为那里有许多使臣。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这两个区外，还有供宫廷书记使用的大宫室（指万安宫）。有十二座各族的偶像寺庙（指佛寺），两座清真寺，念伊斯兰教的经卷。城的尽头有一座基督徒的教堂。城四周是泥土墙，有四道门。东门卖粟及其他种类的谷物，不过这些很难运到那里；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南门卖牛和车；北门卖马。⁶

图5 万安宫遗址孔雀蓝釉铺地砖 图6 加兹温波斯浴室蓝琉璃砖浴池

　　据考古调查，哈剌和林城始建于回鹘汗国时代（约唐代中期），中国度量衡在宋元之际有较大变化，而和林土城墙尺度采用唐宋制度。⁷ 和林城历经辽金两代、蒙古汗国、元朝不断修补，但是从未扩建，明初毁于战火。2006年夏，我们在和林城考察时，德国波恩大学考古队正在万安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宫内大面积铺设伊斯兰艺术风格的孔雀蓝釉铺地砖（图5），与伊朗加兹温的波斯浴室铺地砖如出一辙（图6）。正如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所言，“元祖肇建内殿，制度精巧。题头刻螭形，以檀香为之。螭头向外，口中衔珠，下垂珠皆五色，用彩金丝贯串，负柱融滚霞沙为猊，怒目张牙，有欲动之状。瓦滑琉璃，与天一色。” ⁸

　　20世纪6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Sergei V. Kiselev）在蒙古国的哈剌和林城遗址发现一件波斯艺术风格的黄铜浴盆，口沿外侧有波斯文美术字（图7）。

　　⁹

　　图7 哈剌和林城出土波斯风格的黄铜浴盆

　　吉谢列夫在哈剌和林遗址还发掘出一件伊斯兰艺术风格的银匜，直径19.5厘米，高5.5厘米¹⁰（图8－1）， 与乌克兰发现的金帐汗国银匜（图8－2）如出一辙。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记载：“古人……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器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 ¹¹有嘴折盂，即和林城出土银匜之类，也用作洗浴用具，如大英博物馆藏马木鲁克王朝嵌金银黄铜匜（图8－3）。

　　图8 和林和乌克兰出土银匜与马木鲁克嵌金银黄铜洗浴用器

　　《鲁布鲁克东游记》提到哈剌和林有两所清真寺，这个波斯艺术风格的黄铜浴盆或许是清真寺浴室之物。不过，据波斯史官拉施特《史集·旭烈兀传》记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王宫沦陷后，旭烈兀劫掠了阿拉伯帝国积累了600多年的珍宝。“从那些珍贵礼物和财富中，旭烈兀将一部分送去给蒙哥合罕陛下，并带去胜利的喜讯。” ¹² 和林城出土黄铜浴盆与14世纪初波斯工匠制作的嵌金银黄铜浴盆如出一辙，或许是旭烈兀送给大汗蒙哥的战利品，后来成为蒙古大汗浴室之物。

　　图9 鄂尔浑河之夏

　　周密（1232~1298年）《癸辛杂识续集》提到蒙古高原有一个土耳其浴室。该书引“焦达卿云：“鞑靼（指蒙古）地面极寒，并无花木。草长不过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为雪虐矣。仅有一处，开混堂。得四时阳气，和暖能种柳一株，土人以为异卉，春时竞至观之。光禄寺御醴，达卿尝为光禄寺令史，掌醴事。” 蒙古高原地处塞北高寒地带，唯有哈剌和林所在地——鄂尔浑河流域的地理环境较好，成为草原文明的发源地（图9）。蒙古帝国首府哈剌和林城建于唐代回鹘公主城旧基，附近有回鹘公主沐浴的汤泉池。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从汴梁出使高昌（今吐鲁番），途经鄂尔浑河流域。他在游记中写道：“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今哈剌和林河），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 ¹³2006年夏，我们到和林城考察，在城南额尔德尼昭寺庙内找到了汤泉池遗址，从谷歌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轮廓。显然，蒙古大汗的“混堂”亦在此地。

　　我们怀疑，“混堂”之名可能译自波斯语garm-ābag（浴室），或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的突厥语借词hammām（公共澡堂）。¹⁴ 后者源于突厥人对浴室的称谓，亦称“土耳其浴室”。这个词来源不明，可能和维吾尔语hor（蒸气）、乌兹别克语hewir（蒸气）和裕固语hor（蒸气）有关。 ¹⁵ 土耳其人祖先突厥人是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帐篷为居。因此，土耳其浴室还是来自古老的波斯艺术传统，菲鲁扎巴德城的波斯王宫（Qal’a-ye Dukhtar）就采用这种上圆下方的穹隆顶建筑（图10）。¹⁶

　　图10 菲鲁扎巴德波斯王宫遗址

　　蒙古西征，劫掠了大批波斯能工巧匠。伊斯兰艺术风格的浴室随之传入蒙古高原，明代普及到中国内地。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混堂，天下有之，杭（今杭州）最下焉。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榜其门则曰香水。男子被不洁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疕者，纳一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 ¹⁷ 这座“混堂”的建筑结构“穹幕以砖”，俨然是一座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土耳其浴室。元代初年，杭州就有伊斯兰风格的“混堂”。《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杭州城“包围市场之街道甚多，中有若干街道置有冷水浴场不少，场中有男女仆役辅助男女浴人沐浴。其人幼时不分季候即习于冷水浴，据运，此事极适卫生。浴场之中亦有热水浴，以备外国人未习冷水浴者之用”。¹⁸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分析说：“这很可能是为穆斯林们提供的，因为他们已习惯了土耳其浴那令人窒闷的热气。”¹⁹

　　蒙古宪宗九年（1259年），彰德府宣课使常德奉大汗蒙哥之命，从和林城出发，出访正在西亚征战的旭列兀。次年冬回和林城复命。中统四年，刘郁根据常德口述，撰写《西使记》。文中说：“又西南行，过孛罗城（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达勒特古城），所种皆麦稻。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牕户皆琉璃。城北有海，铁山风出，往往吹行人坠海中。……四日，过忽章河（今吉尔吉斯斯坦锡尔河中游），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以西多龟蛇，行相杂，邮亭客舍，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 ²⁰

　　图11 讨来思伊利大汗王宫出土龙凤纹琉璃砖

　　常德祖先为代州崞县人（今山西员平市），金初迁居真定之平山县。刘郁是真定人（今河北定县）。可知，蒙元时代中国北方浴室用琉璃砖砌筑墙面，而中亚的蒙古驿站像中国北方浴室一样，皆用琉璃砖砌筑墙面。西方考古队在讨来思（今伊朗大不里士）伊利汗国王宫塔克提·苏来曼遗址（Takht-i Sulaiman site）发现过伊利汗国时期的龙凤纹琉璃砖（图11），生动再现了蒙古帝国的辉煌，现藏伦敦维多利亚与埃伯特博物馆。

　　元帝国的波斯建筑师

　　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Ikhtiyar al-Dīn）被忽必烈任命为元大都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欧阳玄《圭斋集》卷九载有也黑迭儿丁之子《马合马沙碑》。其文曰：

　　也黑迭儿系出西域，唐为大食国人。世祖即祚，命董茶迭儿局。茶迭儿局者，国言庐帐之名也。至元三年（1266年）定都于燕，八年（1271年）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化赤，兼领监宫殿。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也黑迭儿受任劳溢，夙夜不逞，心讲目算，指授肽麾，成有成画。太史练日，各卿抡材，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廷，承明之署，受售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后，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岁十二月，有旨，命光禄大夫安肃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佑，暨也黑迭儿同行工部，修筑宫城。乃具畚镭，乃树桢干，伐石运甓，缩版覆篑，兆人子来；厥基阜崇，厥地矩方，其直引绳，其坚凝金。又大称旨。自是宠遇日隆，而筋力老矣。

　　据陈垣考证，也黑迭儿丁又称“亦黑迭儿丁”。《新元史》有传，误作“也里迭儿”；原为大食国人。元朝开国之前已来华，中统元年（1260年）起，在忽必烈潜邸（今内蒙古正蓝旗）掌管茶迭儿局；至元元年（1264年），建议修元大都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广寒殿；同年12月奉命同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尚书事；至元三年（1266年），任命为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至元四年（1267年），以金中都东北残存的大宁宫西苑（今北京北海公园）为中心，重新规划建设新都；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将燕京命名为“大都”（蒙古语Khanbaliq）。

　　陈垣只是根据《马哈马沙碑》说也黑迭儿丁是“大食国人”，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关于元大都的规划建设，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总结道：“大都的规划者是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丁。他们按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进行设计，但又有新的特点。城的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长约7400米，东西宽约6650米，北面二门，东、西、南三面各三门，城外绕以护城河。皇城位于大城（外郭城）南部的中央地区，皇城中的南部偏东则为宫城，宫城建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城中的主要于道都通向城门，主要干道之间有纵横交错的街巷，寺庙、衙署和商店、住宅分布在各街巷之间。全城分为六十个坊，但所谓坊，只是行政管理单位，已不是汉、唐长安那样的封闭式里坊。” ²¹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目前学界和教科书皆据《中国通史》之说，将也黑迭儿丁定为阿拉伯建筑师。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欧阳玄《马合马沙碑》所谓“大食国人”，源于波斯语Tāzīk（大食），今译“塔吉克”。唐代以来，中国史书皆称阿拉伯为“大食”，可是后来发生变化，尤其是公元11世纪以后，这个名称通常指波斯人。正如英国波斯学家波伊勒（J.A. Boyle）指出的，“Tāzīk是突厥人用以指称伊朗人的专门名词”。 ²² 浙江大学教授黄时鉴进而指出，“到了蒙元时代，Tāzīk这个词指的正是伊朗而不是阿拉伯。”²³ 时至今日，这个名词仍指伊朗人。中亚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以及新疆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吉克人，皆为伊朗语民族。

　　据《马合马沙碑》记载，也黑迭儿丁之子马哈马沙，袭父职，阶至正议大夫，任工部尚书兼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马哈马沙有四子，长，密儿沙，早卒。次，木八刺沙，阶正议大夫，曾掌管茶迭儿局，为工部尚书。三子，忽都鲁沙，历官余杭、浦江县监，江南、陕西监察御史，云南行省都司，大都路达鲁花赤。户部尚书。四子阿鲁浑沙，其子蔑里沙，任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也黑迭儿一家四代，任职工部，掌管茶迭儿局。²⁴ 也黑迭儿丁子孙名字皆带后缀“沙”字，这是典型的波斯人姓氏，译自波斯语šāh（国王），²⁵ 尽管也黑迭儿丁名中后缀“丁”字为阿拉伯人姓氏，但是波斯穆斯林名字也用该后缀，如元末在泉州策动“亦思巴奚战乱”的穆斯林什叶派首脑赛甫丁（Saif al-Dīn）、阿迷里丁（Amīr al-Dīn）皆为波斯人。 ²⁶ 15世纪波斯细密画大师毕扎德（Kamāl ud-Dīn Behzād）的名作《赫维尔奈格城堡之兴建》，取材于12世纪波斯诗人哲马鲁丁·伊勒亚斯·内扎米（Ilyas Jamalddin Nezami）的《五卷诗》（Khamsa），生动描绘了波斯建筑师为萨珊波斯王子巴赫兰（Bahram Gur）兴建城堡（图12），现藏大英图书馆。也黑迭儿丁很可能出自波斯建筑世家，所以这个家族四代人被元朝委以重任，建筑设计元上都和元大都宫殿。

　　图12 波斯细密画大师毕扎德笔下的波斯建筑师

　　第二，《中国通史》说“大都的规划者是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丁。他们按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进行设计”。这个说法在学界颇为盛行。台湾蒙古学家萧启庆也认为：“大食人也黑迭儿用汉法建筑宫殿城廓，便是顺从蒙古人之意而作。他早岁也曾任事潜邸。欧阳玄撰《马合马沙碑》说他‘世祖居潜，已见亲任……庚申即祚，命董茶迭儿局（cadir），凡潜邸民匠隶是局者，悉以属之。茶迭儿者，国言庐帐之名也。’燕京的都城及宫殿便是也黑迭儿所建；而它的建造法式全为汉式。” ²⁷这个说法也颇有疑问。

　　也黑迭儿丁是波斯人，根本不懂汉式建筑，怎么可能按照古代汉族传统都市进行设计？《元史·高智耀传》记载：“至元五年（1268年），立御史台，用其议也。擢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会西北籓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帝求报聘之使以析其问，智耀入见，请行，帝问所答，画一敷对，称旨，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为之震悼。”至元四年（1267），“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²⁸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大都主体工程宫城和宫殿竣工，“帝（指忽必烈）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请王、百官朝贺”。²⁹ 西北藩王使者在元大都破土动工 第二年批评大都新城千篇一律地采用汉式建筑设计，忽必烈显然听从了这项建议。因此，元大都实际上集世界各民族建筑艺术之大成，既有大明殿、延春阁、钟鼓楼、井亭、城阙等汉式建筑，也有十二皇后斡耳朵、鹰房、皇后酒坊等蒙古本民族建筑，还有波斯艺术风格的观星台、土耳其浴室，乃至西域风格的“畏吾儿殿”。此外，尼婆罗（今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Araniko）设计建造了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大圣寿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³⁰ 而罗马教皇使者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则在皇宫厚载红门外建有欧洲艺术风格的天主教堂。³¹ 据《析津志辑轶·岁纪》记载：每岁正月，僧人游皇城祈福，“自东华门内，经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前，转首清宁殿后，出厚载门外”。³² 这十一座皇后斡耳朵位于延春阁东侧（今北京景山公园东门内）。也黑迭儿丁官衔中的“茶迭儿”乃蒙古语“庐帐”之意，³³ 那么元大内十一皇后斡耳朵当即也黑迭儿丁的杰作。

　　元大都的土耳其浴室

　　元故宫延春阁西北有一座皇家浴室。王士点等编《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年九月十八日，秘书监扎马剌丁于万寿山（今北海白塔山）下浴堂根底爱薛作怯里马赤奏：‘皇帝委付奴婢与焦大夫一处秘书监里勾当来有。圣旨：画字底再奏者么道。奴婢为住夏勾当上与伴当每商量了，依着钦授，到宣命画字来。兼自焦大夫比奴婢先出气力多年，合在上头。’奉圣旨：‘是有。先出力气来底做长者。’钦此”。³⁴

　　图13 元代安西王府出土波斯文阿拉伯数字幻方

　　关于万寿山下的浴堂，明初萧洵《元故宫遗录》记载：“台东百步有观星台，台旁有雪柳万株，甚雅。台西为内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西出内城，临海子。海广可五六里，驾飞桥于海中。” ³⁵扎马剌丁又译“札马鲁丁”，是波斯籍穆斯林天文学家，至正初年入仕元朝，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历法和地志。1959年春，在西安市郊区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发现一批波斯文阿拉伯数字幻方（图13），或称“阿拉伯幻方”（Magic Square）。³⁶ 这批阿拉伯幻方埋在王府三个入口处，一共发现五块，每块放在一个石函里。据考证，这是波斯学者扎马鲁丁1278年为西安王阿难达推算历法期间所作五块铁制《纵横图》。³⁷

　　图14 元大都宫殿布局复原图

　　札马鲁丁日常办公地点在观星台，至元十年写奏折之地“万寿山下浴室”似在距观星台不远的“内浴室”（图14）。关于这座皇家浴室，《南村辍耕录》记载：“浴室在延华阁东南隅东殿后，傍有盝顶井亭二间，又有盝顶房三间。”至元十年（1273），元大内宫殿尚未落成，忽必烈暂驻万寿山（今北京北海琼华岛）广寒殿。观星台似乎亦未落成，札马鲁丁在延华阁浴室临时办公。这座浴室前三开间小殿和两间井亭皆为中国式“盝顶”建筑，但是浴室本身当系伊斯兰式“穹隆顶”建筑。

　　无独有偶，北京崇文门外天庆寺也有一座伊斯兰艺术风格的土耳其浴室。据单士元介绍，“全部用砖制造，工艺极精。传为元代之物品。抗战前，据中国营造学社鉴定，认为这座浴室圆顶极似君士坦丁堡圣梭非亚教堂……是可能为元代建筑（见一九五三年古物保护委员会工作汇报）”。 ³⁸ 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才开始在景德镇设浮梁磁局，那么万寿山下浴室和崇文门外天庆寺浴室一样，采用元大都附近窑场的白琉璃砖瓦，而非景德镇浮梁磁局的白瓷砖瓦。

　　据我们调查，也黑迭儿丁对元大都宫殿的规划和布局，主要参考了蒙古汗国首府——哈剌和林城。³⁹ 和林城正南门建于漠北名泉“汤泉池”之北，而元大都宫城正南门崇天门与之相仿，建在燕京名泉“大庖井”（今北京故宫传心殿内）西北。如前所述，和林城南郊汤泉池是蒙古大汗“混堂”所在地。亦黑迭儿丁在元大都皇宫正门崇天门西南金水河畔也设计建造了一所“混堂”（图15上），与奥斯曼帝国女苏丹忽伦浴室（图15下）相仿。这座元代浴室一直保存至今，今称“浴德堂”（图15下）。

　　图15 北京故宫浴德堂与伊斯坦布尔城忽伦浴室剖面图对比

　　正如单士元指出的，浴德堂当为元代伊斯兰艺术风格的浴室。不过，他认为浴德堂属于元大内崇天门外大都留守司衙门，⁴⁰ 则不一定正确。《元史百·官志》记载：“仪鸾局，掌殿庭灯烛张设之事，及殿阁浴室门户锁钥，苑中龙舟，圈槛珍异禽兽，给用内府诸宫太庙等处祭祀庭燎，缝制帘帷，洒扫掖庭等事。轮直怯薛大使四员，正五品；副使二员，从六品；直长二员，正八品；都目一员，书吏二人，库子一人。至元十一年（1274）置局，秩正七品。二十三年（1286），升正五品。”那么，浴德堂实际属于元大内仪鸾局而非元大都留守司衙门。

　　图16 俯瞰浴德堂

　　浴德堂之名，典出《礼记·儒行》“浴德澡身”。这座浴室由两组建筑构成，分属元明两个时期。前面的建筑为一座黄琉璃瓦顶、面阔三间的殿堂，大概是更衣、休息之处，属于明代建筑（图16）。⁴¹ 197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工程队在挖灰池取土时发现了一批元代琉璃质料的建筑遗物和各类瓷器文物资料。出土地点一处在清宫内务府遗址附近，另一处在神武门以西的北墙下，都属于元朝皇宫大内的范围。其一为“白琉璃瓦头，残，长10.5，宽7.5，厚2.1厘米，作如意头形，线条比较挺直，转折弧度很小，白胎，质地较细，颜色比较正，白釉，莹润光亮，釉面泛出银色光泽，中心装饰为流云，从残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件筒瓦的瓦头，筒瓦的延续部分，所以龙爪延伸到瓦头上来”（图17-1左）。⁴² 这件龙纹白琉璃筒瓦，显然是元代浴德堂之物。

　　图17-1 浴德堂出土白琉璃瓦残件拓片 图17-2浴德堂出土元代龙纹白琉璃瓦残片

　　据单士元调查，有一次维修北京故宫时，在浴德堂地下发现白琉璃瓦残片（图17右）。⁴³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兴圣殿七间，东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间，深九十四尺。寝殿五间，两夹各三间，后香阁三间，深七十七尺……白玉石重陛，朱阑。涂金冒埽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饰其檐脊。……延华殿五间……白琉璃瓦覆。” ⁴⁴ 由此推测，元代浴德堂本用白琉璃瓦顶，明永乐帝重建紫禁城才改为黄琉璃瓦顶（图15）。

　　图 18 浴德堂内景 图19 奥斯曼苏丹后宫忽伦浴室

　　早在汉唐时代，中国工匠就掌握了砖券顶或穹隆顶技术，但是一般只用于砖室墓。⁴⁵ 在中东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元代工匠开始将穹隆顶用于地面建筑，亦称“无梁殿”。浴德堂前殿后墙开有券门，通向一条券道式的走廊，由此与坐落在殿后的浴室相通。浴室四壁、穹顶和整条券道式走廊，全部砌贴景德镇窑白瓷砖，浴室面积约16平方米，四壁墙体厚达1米以上， ⁴⁶ 实乃浮梁磁局烧造的最大的元代瓷器。正如明代朗瑛对杭州“混堂”的描绘一样，浴德堂采用穹隆顶，在穹顶正中开采光透气的小圆天窗（插图018），堪与奥斯曼苏丹后宫忽伦浴室（图19）相媲美。

　　《元史·百官志》记载：“大都凡四窑场，秩从六品。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领匠夫三百余户，营造素白琉璃瓦，隶少府监，至元十三年置，其属三：南窑场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西窑场大使、副使各一员，至元四年置；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员，中统四年置。”凡此表明，浴德堂出土白琉璃瓦是在元大都窑场烧造的。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江西景德镇设浮梁磁局，《元史·百官志》记载：“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写马尾棕、籘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遗址发现过元代白瓷砖、龙凤纹白瓷瓦当（图20），说明浴德堂的白瓷砖是元朝浮梁磁局在江西景德镇烧造的。⁴⁷

　　图20 景德镇湖田窑出土白瓷建材

　　元故宫兴圣宫亦使用白瓷砖瓦，关于兴圣宫的年代，《元史·后妃传二》记载：“至大元年（1308）三月，帝为太后建兴圣宫，给钞五万锭，丝二万斤。”那么，浴德堂当建于至元十五年与至大元年之间（1278－1308）。元大都皇宫的设计者、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生卒年不详，这个家族四代子孙皆供职于元朝工部，那么这座波斯建筑风格的浴室当出自也黑迭儿丁或该波斯家族某位建筑师之手。浴德堂用浮梁磁局烧造的白瓷砖瓦兴建，必为蒙古大汗皇家浴室无疑。

　　19世纪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édouard Debat-Ponsan）的名作《土耳其浴室按摩》（Le Massage au Hamam），生动描绘了中东穆斯林贵族的奢华生活，现藏法国图卢兹市奥古斯丁博物馆（Musée des Augustins）。画中描绘一位阿拉伯妃子在富丽堂皇的浴室中享受黑人女仆按摩。明初叶子奇《草木子》说：“北人（指蒙古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童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蒙古大汗畜养黑奴，在哈剌和林城兴建“混堂”，在元大都兴建波斯艺术风格的浴室，实乃引进中东穆斯林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总之，蒙元帝国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波斯建筑艺术随伊斯兰教的东传，极大冲击了中国传统建筑。由于波斯建筑大师也黑迭儿丁参与规划建设，波斯人的建筑理念甚至影响到元朝皇家建筑艺术。元故宫土耳其浴室的发现相当重要，为我们研究元代波斯建筑艺术之东传提供了又一重要实例。

　　2012年5月13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09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1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页98。

　　2 [美]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395。

　　3 Cf. “Islam”,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5.

　　4 Godfrey G. Goodwin, A History of Ottoman Architectu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71 (reprinted 2003)；罗世平、齐东方：《波斯和伊斯兰美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44－245

　　5 Nasser D. Khalili, Islamic Art and Culture,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05, p. 115

　　6 [美] 柔克义译注、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92。

　　7 据白石典之调查，西夏1尺＝29.6厘米，西夏1里＝1800尺（与唐代尺度相同）；元代1尺＝31.6厘米，元代1里＝1200尺（[日] 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东京：同成社，2002年，页130）。

　　8 （清）虫天子辑：《中国香艳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页657。

　　9 Sergei V. Kiselev (ed.), Drevniye Mongol'skiye Goroda, Moscow: Nauka, 1965, p.281, fig.143.

　　10 Sergei V. Kiselev, op. cit., p.282, fig.144.

　　11 [明] 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255。

　　12 [波斯]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72。

　　13 王国维：《王延德使高昌记》，《王国维遗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页132。

　　14 D.A.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5；希提，前揭书，页944。

　　15 陈宗振：《中国突厥语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页376。

　　16 Dietrich Huff, "Qal’a-ye Dukhtar bei Firuzabad. Ein Beitrag zur sasanidischen Palastarchitektur," AMI, N.S. 4, 1971, pp. 136.

　　17 [明] 朗瑛著、安越点校：《七修类稿》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页188－189。

　　18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页359。

　　19 [法]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90。

　　20 王国维：《古行记四种》，《王国维遗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页142。

　　21 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831。

　　22 J.A. Boyle,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trans. from Rashd al-Dn:the Jmal-Tawrkh﹐New York﹐1971. p.23, note 51.

　　23 黄时鉴：《波斯语在元代中国》，原载《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收入《黄时鉴文集》II，上海：中西书局，页150。

　　24 陈垣，前揭书，页98－99。

　　25 D.A.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79.

　　26 [日] 前岛信次：《元末泉州的回教徒》，《东洋文库英文纪要》第32卷，1974年；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

　　27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内北国而外中国》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32－133。

　　28 [元] 虞集：《大都城隍庙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

　　29 《元史世祖纪五》。

　　30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50－257。

　　31 徐萍芳：《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309－316。

　　32 [元] 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216。

　　33 陈垣，前揭文，页99。

　　34 [元] 王士点、商企翁编次，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35 [明] 萧洵《元故宫遗录》，引自清于敏中编：《日下旧闻考》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487。

　　36 黄时鉴，前揭文，页149－150

　　37 温玉成：《元安西王与宗教》，《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页95－97。

　　38 单士元：《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页48。

　　39 林梅村：《元大都城制的渊源》，《紫禁城》2007年第10期，页186－189。

　　40 单士元：《故宫武英殿浴德堂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页45－46转68。

　　41 王子林《故宫浴德堂浴室新解》，《紫禁城》2011年第11期，页22－27。

　　42 李知宴：《故宫元代皇宫地下出土陶瓷资料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8期，页74，图二-2。

　　43 单士元，前揭文，页47。

　　44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页254。

　　45 赵化成、高崇文等编：《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105－108；齐东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56－117。

　　46 王子林，前揭文，页22－27

　　4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编：《景德镇湖田窑址》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彩版154。本文所引元代凤纹白瓷瓦残片，为作者在湖田窑博物馆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