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2017年度新疆考古新发现报告会”在乌鲁木齐成功召开。会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主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北京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以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等疆内、外科研院所、文博单位的业务代表与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社会公众等约12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11位学者在会上对2017年度各自田野考古项目进行了汇报。汇报内容年代跨度大，地域范围广，现场讨论热烈，精彩纷呈。

会议现场

远古的十字路口—2017年通天洞遗址新发现

何嘉宁

通天洞遗址位于东西方交通要道的阿勒泰地区，属于花岗岩球状风化地貌洞穴遗址。2016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在洞穴内发现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层位下的旧石器时代地层，出土400余件旧石器时代标本；2017年发掘面积65平米, 除了延续了对上一年度探方的发掘外，在洞外还发掘小型探沟一条和小型石板墓一座，但未见遗物。综合两年的考古发现，可将洞内堆积划分为4组14层，首次提供了本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地层中发现的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石磨盘等，在该一时期地层中经浮选得到了碳化的小麦（Triticumaestivum L），碳14测年为距今5000—3500年（校正值）；旧石器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包括编号标本2000余件，其中石制品约占2/3，动物骨骼化石约占1/3。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构成了完整的勒瓦娄哇-莫斯特工业石器组合，将莫斯特文化的东界扩大到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动物化石可鉴定种类有犀牛、棕熊、兔、羊、驴、食肉类及鸟类等，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测年结果约为距今4.5万年。此外，在旧石器时代地层中还发现了清楚的多重火塘遗迹，为探讨流动性、季节性与空间利用格局提供了重要证据。火塘及遗迹、遗物等综合分析，表明通天洞的远古居民是寒冷干旱环境的狩猎人群。考古队还对骆驼石、北沙窝等遗址进行了调查，探索石器原料与人类活动。

阿勒泰及其邻近地区处于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核心区，新疆地区及通天洞都是重要通道与十字路口。通天洞遗址的发掘拓展了国际人类演化研究的视野，为进一步探讨更新世亚欧大陆东西两侧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探讨古人类适应方式、生计行为、石料来源、古环境研究、年代学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与学术价值。正因如此，通天洞遗址荣膺2017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之列。

山与海之间——巴里坤海子沿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考古发现

任 萌

海子沿遗址位于新疆巴里坤县海子沿村，是一组由高大石墙围砌的房屋遗迹。遗址中心规模最大的房址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残留墙体高达2米以上。房屋北部、南部各开一门道，中部一道南北向隔墙将房屋分为东西两间。房屋内发现石块围砌的灶，储藏青稞的双耳红陶瓮、石锄、石臼、石磨盘、石磨棒等粮食加工工具和大量牛、马、羊的骨骼残块，揭示出该遗址人群的生业模式为定居农业兼营畜牧业。

遗址堆积情况表明：海子沿大型房址曾多次过火并重新修筑、改建。房址结构及出土物与巴里坤县以往发掘的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沟遗址、红山口遗址地面式房址十分接近，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一千纪前后同一考古学文化类型人群的居住遗迹。

值得注意的是，海子沿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距离巴里坤湖最近的房屋遗迹。构筑墙体的巨大石块最近也要从数公里外的尖山子搬运至此，显示出该聚落人群强大的组织能力。该遗址的发掘对于复原该地区青铜时代社会状况与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明月出天山-新疆阿敦乔鲁青铜文化的发现

丛德新

阿敦乔鲁遗址位于新疆温泉县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考古工作已持续了7年，2017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阿敦乔鲁遗址北侧900米的区域，发现了西部的石构房址和东部2号墓地。2处房址南北相邻，其中北部的F1为半地穴式主体建筑，室内有较为完整的长方形火塘，其两侧有陶片集中分布，火塘东南约1米处有一半圆形窖穴，其南侧边缘出大陶罐一件。而F2则为附属建筑，其北墙借用了F1墙体部分，除房址内可见较多平卧大石块外未见其他遗迹，推测其功用为牲畜圈养之类；墓葬发掘34座，包括部分婴儿墓葬，集中分布于房址东侧，由东至西可分为三个墓区，中间部分年代较早，东、西两部分为在其两侧围墙之外分别接续修砌而成。墓葬基本形制为石棺墓，石棺大小不一，大多没有盖石。墓葬多东西向，大多经过扰动，墓葬人骨和陶器常见于石棺之外的表土中，但部分保存较好的墓葬显示葬式为侧身屈肢。墓葬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也见有零星的铜针、铜扣等小件铜器。陶器有夹砂褐陶和少量红陶，器形比较单一，大多为平底钵或罐，纹饰为刻划三角纹或网格纹。根据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大致可以判断其年代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此外，考古队还对鄂托克赛尔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青铜时代的遗址。

该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阿敦乔鲁类型（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房址的清理，获得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拓宽了对阿敦乔鲁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墓葬的清理则更新了阿敦乔鲁类型的年代下限。

破解青色草原古代文化之谜—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贾笑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16年6月起启动对温泉县呼斯塔遗址的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由从北至南的三部分组成：北侧黑山头有一处近“品”字形的军事瞭望与防御性建筑；南侧距黑山头直线距离4公里的小呼斯塔山顶有一长方形居址，山坡接近山顶的位置有一条长约百余米的石墙围护，其西侧山顶还分布有居址和墓地；南北两侧山顶居址拱卫下的阿拉套山冲积扇是呼斯塔遗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分布着大小、形状各异的石构居址，其核心区大型建筑址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前室、西侧室、院墙、院落组成，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西天山北麓地区面积最大的建筑组合。在中部主体建筑的西南角发现了出有人骨、陶器、铜器等遗物的祭祀坑，铜器多为锡青铜，稳定的铜、锡配比暗示其为本地铸造，其中角柄青铜短剑和青铜锥尤有特色。

呼斯塔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的磨盘、磨棒，经检测有粟黍作物残留；动物骨骼标本则以羊和黄牛占绝大多数，马骨数量不多，但黑山头的两具完整马头骨为探讨家马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呼斯塔遗址规模宏大，体系完善，可能为这一区域的权力中心。其发掘为为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农牧转型，思考丝绸之路史前基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万里同心——两汉西域都护府遗址考古探索

陈 凌

两汉西域都护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学术焦点，但其具体位置长期未能明确。从黄文弼先生开始，中国考古学界就开始了对其寻找、论证的历程。本世纪初，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两汉西域都护府遗址等军政建置综合考古研究”课题，以轮台为中心，对众多遗址进行调查，将西域都护府遗址所在范围缩小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境内。近两年来，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的专家学者在巴州、阿克苏两地区大范围内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利用传统和新技术相结合，通过多学科研究，在寻找西域都护遗址上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大体可以确定西汉西域都护府位于今轮台县境内，而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可能在今新和县内。

寻踪疏勒城——石城子遗址2014-2017年考古发掘

田小红

石城子遗址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的麻沟梁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4年起开启对其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出北城墙、西城墙一段，护城壕1条、沟1条、房址10间、灰坑3个、车辙10条等遗存，出土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标本200余件，其中建筑材料居多，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和筒瓦表面为绳纹，内壁布纹，少量菱格纹，瓦当当面图案有云纹、变形云纹以及几何纹图案，具有典型的汉式风格；陶器均为轮制，以夹砂灰陶为主，器类有罐、盆、瓮、钵等，多素面，与两汉时期新疆地区出土陶器器形极为相似。根据遗迹、遗物并结合碳十四测年，石城子遗址年代为两汉时期。

石城子遗址建在崖体上，北、西面城墙高大，东、南面为悬崖峭壁，城内依托西、北城墙建子城，城墙主体上附建角楼、马面，城外有护城壕，军事防御色彩浓厚。城内建子城符合汉代边城规制，崖体下马沟河亦可与文献印证。根据4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并结合历史文献，基本可以认定石城子遗址即为《后汉书·耿恭传》中所记载的疏勒城。

龟兹物语——新疆苏巴什佛寺遗址的初步研究

冉万里

2010年以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承担了对新疆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目前可以基本认定苏巴什佛寺不仅是龟兹的大寺，中国最早的佛寺之一，也是新疆地区规模最大的佛寺遗址，其形制、布局也渐次清晰。寺院由禅窟、僧房、佛殿、佛塔及僧侣埋葬区等组成，多禅窟、僧房的特点反映了龟兹流行小乘佛教、重禅观的突出特点，中原式楼阁式佛塔与哈密小南湖中原式楼阁式佛塔和长安兴教寺玄奘塔、大慈恩寺大雁塔一道反应了中原佛教影响西域之路；但布局上最大的特征是存在“寺中有寺”的现象，与克孜尔石窟、云冈石窟　(云冈十寺)、龙门十寺以及现存的五台山佛寺等类似。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铜币、铜莲花、塑像残块、玻璃块、动物骨骼以及果核等遗物，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为来自于中原地区的钱币，如北周时期的永通万国、唐代的乾元中宝、乾元通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为佛寺遗址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大量羊、牛、马、鸡等的骨骼验证了文献中对龟兹国“食杂三净”的记载；果核的出土为花果供养提供了实物证据。但另一方面，出土的萨珊朝凸瓣纹磨花和贴花玻璃碎片、萨珊波斯银币，又揭示了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波斯民间就已存在文化交流。总之，苏巴什佛寺遗址不仅是一座佛寺遗址，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缩影。

白山脚下的遗珠—新疆库车龟兹故城考古

吴 勇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4年起启动库车县龟兹故城考古项目，前两年主要做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2016年在城西一处建设工地内清理出唐代砖道1条，并对初步探明的南墙东段进行了解剖性发掘，清理出城墙、护城河等遗迹。2017年发掘区位于故城穷特音墩遗址，清理出房址、高台、巷道、灰坑、灶、柱洞、沟、排水道、墓葬等遗存，出土陶、铜、铁、石、玻璃器和钱币等文物数千件，个别陶熏炉上有墨书龟兹文，钱币则主要为五铢、龟兹五铢和开元通宝等。通过考古调查、发掘成果并结合前人工作，可将龟兹故城年代分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汉代、十六国、唐代、宋元时期五个时段，但其始建年代目前尚无直接证据支持，发掘清理出的南墙部分早期（中心墙体）应在唐前，晚期（南北两侧）墙体内含手掌纹青砖和开元通宝，其时代当不早于唐，可能是《大唐西域记》提及的“周十七八里”都城的外城的一部分。

葱岭传奇—塔什库尔干石头城的考古新发现

艾 涛

作为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综合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考古发掘始于2015年，当年在城址北部清理出城墙、马面、房址、窖穴等遗存，发现城墙和马面有明显的后期增补现象；2016年继续城址北部遗迹的揭露，发现城址的供水系统，并对北墙外乱石小山上发现的古墓群进行了局部清理，确认其年代为唐代，应为朅盘陀国公共墓地；2017新增城址南部作为发掘重点，最大的发掘区域位于遗址西端和东北地势最低处，其中东北地势最低处可以确认为一处城门遗址，发掘出的墙体部分表明该处修建有喇叭形的瓮城结构；北子城的西南区域出土有石膏地面和石膏造像残块，其中可以识别的有佛足和手指残块，表明这里应是古代佛寺遗址，和《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童受伽蓝有一定对应关系。长期以来石头城被认为由外城和叠压在清代城以下的内城组成，近年的工作证明石头城不仅包括外城和内城，在内城中还有北、东、西三个子城形成鼎立之势，北子城亦即之前认为的内城，是石头城遗址的核心，其城墙具有高、中、低三层结构，可能是朅盘陀国时期的宫城所在地。

山寺桃花始盛开——新疆吐峪沟石窟寺第八次考古发掘新收获

夏立栋

自201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等单位就对该石窟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十分丰富的寺院遗迹，出土遗物的种类及数量庞大。2017年主要工作内容为对沟东区北部洞窟群崖下的积沙、淤泥层和沟东区南部（沟口）洞窟群进行发掘清理，在沟东区北部洞窟群崖下主要清理中新发现塔庙窟1座、佛殿窟1座、石窟寺院窟前平台1处及院墙一堵，窟内均残存壁画，而塔庙窟内尚有结伽佛像残留，且洞窟存在重修改建痕迹。另在沟东区南部洞窟群内新发现僧房窟一座，出土回鹘圆形方孔铜钱3枚。发掘中新出土文书多为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内容已辨识者包括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北魏《佛说佛名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隋《妙好宝车经》、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此次发掘对于重新认识吐峪沟沟东区石窟寺的整体形制布局、洞窟的重修改建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为明确沟东区南部（沟口）石窟寺院的分布和营建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探秘—达勒特古城2017年度考古新发现

党志豪

达勒特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北缘，是北疆地区为数不多保存较好的古城之一，2013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城为内外两重城，外城呈不规则形，西、北、东三面临河，仅南部与西南角残存有城墙，南墙残长约700米，城门位于南墙偏东部。西南部残存城墙约200米，城内散布大量陶片。内城位于外城西北部，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方形，边长约100米，城门位于东墙中部，外有瓮城。

自2016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工作，经过两个年度系统的田野工作，共发掘遗址面积近2200平方米，揭露出不同时期房址、沟渠、灶址、灰坑、墙体等各类遗迹180余处，出土陶、铁、铜、石、骨、玻璃等小件遗物近300件，陶片10余万片。特别是2017年的在内城东南角发现一处带有火道的砖构遗迹，体量较大，建筑规格较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根据田野工作实际情况，考古人员对达勒特古城的基本形制极其外延有了深入的认识，初步推测古城应是蒙元时期丝绸之路北道上一处重要的城镇，其内城的始建年代早于外城，或可早至西辽。遗址内出土的来自不同地区的瓷器、钱币、海贝、珊瑚、青金石等遗物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出土的支钉、炼渣、水晶半成品说明了当时达勒特古城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动植物考古的研究则表明当时达勒特古城居民蓄养有骆驼、马、牛、羊等家畜，还狩猎有鹿、羚羊等野生动物，种植有麦、黍、豆、粟等作物。

考古工作者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比对，初步推测达勒特古城可能为文献所载“普剌”“孛罗”城，但目前尚无明确的实物证据。达勒特古城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推进了关于达勒特古城的认识和研究，对丰富唐以后新疆历史时期考古的内容，推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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