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绪

刚刚结束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5项夏商周考古项目入围，所占比例最高，更有2项荣获“十大考古”。这是继2017年度之后夏商周考古的又一个丰收年，反映了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笔者一直关注夏商周考古的最新成果，对这几个重大发现，也曾亲临实地考察，现就其学术意义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山西闻喜酒务头晚商墓地

2015年，闻喜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盗墓案，案犯指认盗掘地点为酒务头。这是一处前所未闻的墓地，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钻探与发掘得知，墓地集中分布有五座单墓道“甲”字形大墓，还有附属车马坑和少量陪葬墓。由仅存的一座未盗墓葬（M1）可知，墓地时代属商代晚期，这与缴获的其他墓葬的盗掘文物时代相符。有不少青铜器上铸有族徽铭文，其中以“匿”最多，推测应为该族的族墓地。众所周知，带墓道的商代大墓，除殷墟之外，其他地方发现很少，一般认为墓主人的身份仅次于商王，等级很高。

酒务头墓地位于中条山（东接太行山）西麓，运城盆地东部边缘。如此高等级的墓葬何以存在于此，这是最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

以往发现表明，这样的族墓地在商代晚期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有一些发现，其中分布在商文化边远地带的尤为特别，即往往包括有高等级带墓道大墓，如东方有苏埠屯“亚醜”（或释“亚酌”）族墓地；南方有前掌大“史”族墓地和罗山天湖“息”族墓地；西北是山西浮山桥北“先”族墓地。如此布局，自有目的，它地不论，仅就商文化西北边缘地带而言，桥北“先”族墓地亦位于中条山西麓而比酒务头墓地稍偏北，若联系更北的灵石旌介“丙”族墓地，则此三者呈南北一线，共同构成了商文化的西北屏障。其目的有三：一是直面晋西和陕北高原的族群（李家崖文化）；二是守护中条山内的铜矿资源，近年考古发现表明，中条山铜矿在夏代和早商时期就已开采；三是获取运城的食盐资源，因闻喜距运城盐池甚近。

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

宁县石家-遇村遗址位于甘肃东部，属庆阳市，南与陕西长武相邻。石家主要是墓葬区，遇村是居址与墓葬都有，二者属同一遗址。近年来，石家墓地盗掘不断，无奈，从2016年开始，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连续进行抢救发掘，期间还配合公路建设，在遇村发掘少许。主要收获是墓葬，共计180余座，时代属两周。

依墓葬特征之不同，可知该遗址族群构成较为复杂，如西周墓规模不大，东西向，直肢，且有腰坑；东周墓规模大小有别，但均以南北向为主，下肢微曲或甚曲，不见腰坑。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发生了变化。即使同属春秋时期，族群也不单一，这与甘肃东部以往发现有多种考古学文化因素相符。

在这些墓葬中，最重要的墓属春秋早中期，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墓地南区，其中等级最高者是M218，随葬7鼎8簋及壶、盘、匜等，还有陪葬的车马坑，墓主身份之高仅次于秦公。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在春秋早中期秦国统治范围内，除秦公大墓外，以往发现极少，如礼县赵坪M2和户县南关82M1均葬7鼎6簋，约与之相当。M218为南北向，无腰坑，无殉人，显非秦人。这样的人物居于秦国疆域的北部，其在秦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颇值得寻味。

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

襄汾陶寺北周代墓地位于塔儿山之阴，与山阳的天马-曲村遗址一山之隔。该墓地前所未闻，也是因盗墓而发现。抢救发掘已开展多年，到2018年9月，已发掘墓葬250余座，时代主要属东周。依勘探，本墓地规模甚大，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推测有墓万余座，是山西境内目前所知东周时期墓葬数量最多的墓地。

在发掘的春秋墓葬中，等级高者如M3011，随葬两套列鼎，每套5件，还有两套编钟和两套石磬等；等级低者为普通平民。M3011随葬品中有两类器物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一是在一套编甬钟上刻有铭文，其中提到“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等内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宣公之孙中确有名“申”者，即卫戴公（公元前660年卒），其在位甚短，其子未即君位。这是现知唯一的卫国刻铭编钟，尤为珍贵。二是随葬的一件铜鼓座，体量硕大，制作精美，甚为少见。

另外，在个别大墓的北部地表，还有祭祀遗存，或将较多的各种玉器置于当时地表并用土覆盖；或将马、狗等动物埋于坎中。前者在周代墓地中为首次发现；后者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和羊舌晋侯墓地所见相同，都属墓祭。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遗址

澄城县南与大荔，东与合阳二县相邻，2016年，该县刘家洼墓地被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闻讯后迅速申报，及时对其进行抢救发掘。在抢救发掘墓葬的同时，考古队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对附近开展了详细调查和勘探，得知遗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规模较大。文化遗存有居址三处，墓地四处，其中一处为城址，一处为高级别墓地。所有居址和墓葬的时代比较单一，均属春秋早中期之际。

在诸多成果中，以高级别墓地最为重要，此处墓地发掘了不同等级的墓葬73座，其中带墓道的中字型大墓2座（M1与M2），其西北部各有一座车马坑。就同时期墓葬规模而言，在西土地区仅次于秦公大墓，大于韩城梁带村规模最大的一位芮公大墓（M27），显属诸侯墓葬。虽然此二墓均被盗，因破案及时，抢救发掘迅速，仍获得诸多重要信息，有些方面是极为罕见的。如随葬有较多金器，包括一件精美的权杖首；有多件铜铁复合兵器剑和矛；在劫余物保留较多的M2中，随葬着带有漆绘虡架的编钟和编磬各两套，还有多件大小不等的建鼓，或拆置，或原装放入，保存之完好，前所未见；青铜礼器为7鼎6簋。因在多座墓中发现铸有“芮公”或“芮太子”字样的铭文铜器，因此，本墓地是包括芮公在内的芮国墓地。

依文献记载，东周芮国在陕西大荔，韩城梁带芮国墓地发现后，有学者怀疑文献记载有误，刘家洼芮国墓地的发现可知史载有据，只不过本墓地稍晚于梁带墓地，属芮国末年。至于西周时期的芮国在哪？澄城和大荔一带仍是探讨的主要对象。

河南郑州荥阳官庄遗址

官庄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2010年在遗址内发现了外壕和南北相连的大城、小城。近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在此进行了系统钻探和连续发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大城中北部集中发现了丰富的手工业遗存，包括铸铜、制骨、制陶作坊，时代主要属春秋早、中期，上限或进入西周。其中尤以铸铜遗存最为丰富，除发现较多熔炉和坩埚残块、铜渣以及铜刀、陶管、磨石等遗物外，还出土了大量陶范和陶模，可辨器类包括礼乐器、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类别齐全，且纹饰精美。此外，还发现有数十件空首布銎芯。在以往考古发掘的东周铸铜作坊中，本遗址的丰富程度仅次于侯马新田铸铜作坊，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以往发现的内涵比较丰富的周代铸铜作坊已有不少，但系列不完整，如洛阳北窑、陕西周原、赵家台和周公庙等铸铜作坊属西周时期，侯马新田铸铜作坊主要属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唯有春秋早中期欠缺，而官庄铸铜作坊恰属这一时期，可谓填补了空白。这对探讨春秋中期青铜铸造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无疑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官庄青铜铸造作坊空首布銎芯和范的发现也非常重要，因为其时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我们知道，考古发掘的铸币遗存也有不少，但主要属战国时期，个别可到春秋晚期，如侯马新田所见。属春秋中期者，官庄是第一次发现，因此可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铸币作坊。

水 涛

近几年人们普遍感觉到新疆考古热起来了，2017年，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考古项目获评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继阿敦乔鲁遗址获得201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时隔5年之后的又一次殊誉。2018年，吉仁台沟口遗址再次入选“十大考古”，显然，新疆考古已经步入了新形势下的发展快车道，开始在全国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好评。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变化值得注意。

新视野

新疆地处中国最西端，是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的核心枢纽区域，历史上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桥头堡，这样的区位决定了这里的考古发现必然具有更加深远的文明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意义。

通天洞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空白，将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了距今45000年前后，而且，将以莫斯特和勒哇娄瓦技术为标志的，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工业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时间节点完整的揭示了出来。结合新疆骆驼石遗址的相关发现，现在可以肯定，这类石器工业是在距今5万年前首先由阿尔泰山西部地区传入新疆的准噶尔盆地，然后沿天山一线继续向东扩散至宁夏灵武水洞沟等地，这一扩散过程代表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欧亚大陆地区人类文化和技术的一次大范围的交流过程。

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帕米尔高原地区发现了塔什库尔干机场库孜滚遗址，这是一处分布范围巨大的旷野型石器加工场。这一发现与在西藏羌塘高原尼阿底遗址发现的石器遗存同样重要，有可能为我们揭示出人类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艰难历程。显然，在这里出现的人群可能来自于帕米尔高原西边的中亚地区，可以认为，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新疆地区就存在着不止一支人类群体和一种文化遗存。

阿敦乔鲁等遗址的发现，揭示了青铜时代以来，在新疆的西天山地区新出现的游牧族群和其经济形态的存在方式。过去，我们不清楚游牧人群如何在新疆西北部的高山地区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阿敦乔鲁等遗址发现的大型石构建筑群落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种石构建筑一般建在海拔较高处山坡的背风面，或者是在山谷里近水源的开阔地上，两类遗址所处的不同环境意味着遗址被使用的季节可能存在着差异，处于海拔较高处的应是夏秋季营地，处于河谷较低处的是冬春季营地。结合民族学资料可以判断，青铜时代在西天山一带活动的这些游牧族群，已经具备了游牧经济必备的转场游牧技术和营建大型聚落的能力。同一时期在伊犁的吉仁台沟口遗址等地，人们开始学会用原煤取暖，这大大改善了牧民冬季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游牧经济的文化随后在新疆各地迅速扩散。新疆发现的这种早期游牧经济生活方式，实际上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因此，这些发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世界的游牧文化具有启示的意义。

正是由于新疆的考古发现总是对于理解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现象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这也要求我们在进行新疆考古研究时应该具有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既要扎根新疆，埋头苦干，又要跳出新疆，在中亚考古、欧亚草原考古、中西交流考古的大背景下，寻找新疆考古的路径与答案。

新格局

长期以来，新疆本地区的考古研究力量严重不足，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的行业机构面临着业务人员短缺，基建任务重、主动发掘课题少，学术信息沟通不畅等诸多制约因素。2005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挥师西进，扎根在东天山地区，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共同组成了新疆考古的三驾马车，但仍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导向，国内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把考古研究的前沿探索方向转移到新疆乃至于更西面的中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新疆文物主管部门及时调整了战略布局和工作思路，主动邀请更多的考古机构来新疆参与考古发掘和课题研究，这一姿态凸显了新疆考古人特有的包容和情怀，也赢得了全国考古同行的热切响应。随着以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首的各单位陆续进疆开展工作，今天的新疆考古终于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

在完成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过程中，各参与单位不仅投入了业务骨干和专业设备，也带来了前沿的发掘理念，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和文物保护技术，使新疆考古发掘工作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奇台半截沟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得中国考古学会颁发的“田野考古奖”二等奖。在每年一度的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发掘项目的研究进展，还有大量的科技考古新收获，内容涉及古DNA和基因组、稳定同位素技术、金属器分析检测技术、纺织品保护与修复技术、纸质文物保护技术、动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技术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全国考古学界的广泛参与，新疆考古已经逐步成为中国考古的一个主战场。

2017年，国家文物局在新疆召开了新疆考古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和制定《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将新疆的主动发掘项目全部纳入“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工程，安排专项经费给予优先支持，并对参与新疆考古的各单位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设置了严格的准入门槛，要求各单位应做好十年的工作计划和人员安排，避免现在一哄而上，随后又一哄而散的发展模式。这一举措从国家文化建设的层面上肯定了新疆考古的重要战略地位，从而保证了新疆考古新格局的持续、有序发展。

新使命

新疆考古具有的大视野和大格局的发展态势，是由其肩负的新使命所决定的。新疆处在亚洲腹地，历史上众多的古代民族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多种宗教曾在此传播和扩散。自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朝的中央政府逐步在新疆地区建立起国家管理体制和机构，新疆所在的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这本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一段时间以来，境内外的一些分裂势力总是妄图虚构历史，愚昧民众。在严峻的反分裂斗争形势面前，对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就肩负着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重要使命，这也成为当前新疆地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硬仗。

根据文献记载，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官署机构是设立在现在的轮台到新和一带的某个城址中，当地现存有卓尔库特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等若干座此类城址。基于西域都护府在新疆历史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2017年，国家文物局和新疆文物局再次启动了对于西域都护府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最终选定了这两个城址进行发掘。从2018年度的发掘情况看，两座城内都有汉代的房屋建筑等丰厚的文化遗存，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有可能最终确认西域都护府的实际治所所在。

2018年，在新疆还发掘了库车县的龟兹古城、塔什库尔干县的石头城、喀什市的汉诺依古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奇台县的石城子、唐朝墩古城、博乐市的达拉特古城等一批重要的汉唐时期城址，在上述地点的考古工作对于确认疏勒城、龟兹城、伽师城、北庭故城、劫盘陀国故城、孛罗城等一系列西域历史名城的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古城的存在说明，新疆的历史发展过程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逐步形成了包容性强的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格局。

由于新疆历史时期的城址多数是布局结构复杂，埋藏条件恶劣，工作环境艰苦，城址考古工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发掘资料积累过程，具有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工作特点，因此，对于这些城址性质的最终研究结论还需假以时日。但是，正是这些古城考古发掘工作在短时间内的全面铺开和有序推进，体现出了参与这些工作的所有考古人的一种历史担当和责任，他们必将会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文化建设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董新林

2012年以来，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辽墓和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等都荣获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金代行宫遗址又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还有诸多重要考古新发现未列其中。新世纪以来，辽金时期城市考古和陵墓考古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新亮点和新热点。

“城市考古”理念下的辽金城址考古新进展

徐苹芳先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根据元大都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实践，率先提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研究方法。此后，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城市考古进行了具有指导性的研究和论述。历史时期的城址大体可以分为古今重叠型城址和荒野型城址两大类。辽金时期的城址大多属于后者。长期以来，辽金时期都城和城址考古工作一直都很薄弱。但是从2011年起，辽金都城和城址考古出现了井喷之势。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一些重要的都城和城址的考古发掘项目都是带有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其二是考古项目负责人带着“城市考古”的理念，考古发掘过程精耕细作，注重多学科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同时也为保护大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近年来，为践行前辈学者总结的“城市考古”理念和方法，围绕城市布局和沿革的学术核心，考古学者对辽朝首都辽上京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发现。辽上京城平面呈“日”字形，北部为皇城，南部为汉城。考古学者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形制结构和皇城的东向中轴线等；明确了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布局，以及辽上京皇城内的主要路网和水系等，极大地推进了辽上京布局和沿革的研究。

金代城市考古近年来有了长足进展。从首都金上京遗址、行宫太子城遗址、长白山神庙宝马城遗址到辽金“春捺钵”遗址群等，类型多样，在诸多方面填补了金代城市考古的学术空白。金朝早期都城金上京遗址（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平面也呈“日”字形，南城的西北部有宫城。考古学者通过考古勘探，以及对南城城门、宫城内建筑基址的重点发掘，推进了对金上京平面布局的认识。金朝皇帝的行宫太子城遗址（河北省崇礼县）是基本建设中突出学术性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典型案例之一。发掘者基本搞清了其主要的格局和性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进深400、东西宽350米。南墙和西墙各发现1门，南门外有瓮城。南门中轴线上有“前朝后寝”的大型建筑基址。出土有“尚食局”款定窑白瓷、戳印“内”“宫”长方形砖和瓦当等建筑构件。长白山神庙宝马城遗址（吉林省安图县）是一处长方形的院落。院墙南北长约129米，东向宽约104米，南侧正中设一门。其中后部有一座回廊院落，南面设山门。其中轴线北部有一组“工”字形殿址（JZ2和JZ3），出土瓦当等建筑构件和带“癸丑”字样的玉册残块等。作为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一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四时捺钵”是辽金皇帝的重要活动之一。吉林省乾安县“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的发掘，发现众多土台和大型院落遗址，院落内有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并出土建筑构件、佛教造像等。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可能是辽金时期皇室进行春捺钵活动的场所，为辽金考古和辽金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辽代陵墓考古的新突破

契丹辽王朝有五处帝陵。可分为南北两个大的陵区。北部陵区即辽朝首都上京城西北方有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祖陵、巴林右旗的怀陵和庆陵三处；南部陵区即辽上京城东南方（辽东京城的西部）有辽宁省北镇市的显陵和乾陵两处。上个世纪，辽代帝陵考古发掘工作尚属空白。本世纪初，考古学者首先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辽代帝陵进行大规模的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基本搞清了辽祖陵陵区由祖陵陵园、陵园外祭祀建筑遗迹、奉陵邑祖州城、陪葬墓区，以及附属设施等一系列遗存共同构成；究明了辽祖陵陵园的布局，推进了辽代陵寝制度的研究。

近几年来，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显陵和辽乾陵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以耶律隆运及其家族墓地和新立大型建筑基址、以及琉璃寺建筑基址等的发掘为标志，考古学者基本确定了北镇二道沟和三道沟分别属于辽显陵和辽乾陵的陵区。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三道沟乾陵陵区诸遗存的认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新立辽代建筑基址为四面有回廊的东南向院落，与巴林右旗辽庆陵三座陵前主要殿址的朝向、平面形制结构基本相同，还出土兽面瓦当、筒板瓦等绿琉璃建筑构件，以及残玉册等。发掘者推定新立建筑基址是辽代乾陵玄宫前的享殿。此“享殿”北部新发现的大型墓葬（新立M2），营建讲究，规模等级较高，参考辽庆陵东、中、西三陵的玄宫和陵前殿址的相对位置关系，发掘者推断新立M2很可能是辽景宗的玄宫。若此不悖，这是继辽祖陵遗址考古工作之后，辽代帝陵考古工作又一重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辽代，乃至中国陵寝制度的研究。

辽墓流行厚葬。因此，辽代贵族墓葬的新发现容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诸如2015年发掘的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圣宗贵妃萧氏墓地，出土遗物精美，墓志资料重要。2017年发掘的辽宁康平辽代贵族墓地，以两件绘有细狗撵兔等浓郁游牧民族色彩的磁州窑系瓷瓶最具特色，颠覆了以往对此类器物的传统认知。

辽代矿冶考古的新亮点

除了城市考古和陵墓考古发掘项目外，辽代矿冶遗址的考古发掘，曾一度让人眼前一亮，为学界所充分肯定。2011～2014年在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水泉沟冶铁遗址，考古学者发现4座冶铁炉和2座炒钢炉，以及冶炼原料、燃料、耐火材料及炉渣等。这批形制完整的冶铁炉和配套的工作场所及居址等为北方地区首次发现，是研究冶铁技术史的重要材料。

尽管近十年来，辽金时期城市考古和陵墓考古成果斐然，但是从学科体系的构建来说，辽金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国家重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经济实力总体提升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越发重视历史文化名城和名镇的文化旅游建设，给城市考古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就城市考古而言，尽管考古学者力求精细化考古发掘，但因为主客观因素，一些城址的田野发掘工作尚显不足。全面切实做好“城市考古”，依然任重道远。辽祖陵遗址和辽乾陵遗址大致代表了辽代早期和中晚期帝陵规划布局特点。这些新的考古重大突破，促进了中国陵寝制度的学术研究；同时也会对大遗址保护和当地文化旅游建设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总的说来，辽金时期考古发掘的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学科体系和综合研究水平有待提升。辽金考古的前景可期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