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双一流”建设推进交流会终场视频《永远的北大》里出现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考古文博学院95岁高龄的宿白先生的身影。拍摄这段视频时，工作人员曾反复跟宿老核实他的名衔，宿老只说一句：“就写北大教员。”

 

 

　　1922年，宿白先生出生于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创立。在中国考古学初创之际，宿白“应时而生”。

 

　　怀揣着对历史的兴趣，宿白先生于194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并在毕业后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攻读研究生。

 

　　那时，北大文史哲领域大师云集，宿白先生不仅研修专业课，还经常旁听外系的课程。他听历史系的冯承钧先生讲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听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与金石学，听哲学系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魏晋玄学。宿白先生的学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先生赞叹宿白先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能将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这种博观约取、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为宿白先生日后的考古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0年起，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却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宿白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尽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至今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版本目录学的宿白先生，对古籍版本目录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所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汉文佛教目录》都是该领域经典著作。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他据此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由此开启了他的石窟寺研究，也是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在学界，常有人评价宿白先生“霸气”。无论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宿白先生从来都是同等对待。

 

　　在他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看来，宿白先生其实只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只要没有足够的材料能说服他，宿白先生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1938至1945年八年间，京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自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先生却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质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于1978年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

 

　　作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权威，长广敏雄自然并不信服宿白先生的观点，他先后两次撰文，激烈反驳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甚至对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中国石窟》丛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

 

　　这场宿白先生与日本学者的论争，最终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可以说，宿白先生的“霸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作为一名学者的坚守。而在生活中，他实则是个十分谦和的人。

 

　　面对虚心求教的读者来信，宿白先生总愿意抽出时间逐一回复；面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也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因为“只要新材料不断涌现，考古发现的改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文物保护事业，宿白先生充满温情关怀。作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多次为文物保护建言献策。

 

　　2009年，宿白先生得知，因修建一座水电站，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盐田可能被淹没。已是米寿之年的他立刻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对当地文物保护提出可行性建议，最终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全国首个考古学专业，宿白先生任教研室副主任，主管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由此感慨“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宿白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宿白先生的学生们都知道，听先生讲课是件很累的事。他的授课内容丰富、逻辑极强，没有为了课堂效果而加的段子与故事，全是满满的“干货”。宿白先生要求研究生生必须手抄《汉文佛经目录》，在过程中发现问题，随时与他在课堂中进行探讨。杭侃教授回忆道：“对研究生而言，先生一贯的理念是，你必须得问。”

 

　　宿白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先生1979级的硕士研究生、著名考古学家安家瑶对跟随宿白先生进行石窟调查的经历印象深刻，她至今都记得“（跟随先生）天天都要写记录、画图，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得不端正都批评。”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正是参加宿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她说：“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余载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赶忙送给老师过目，但宿白先生却不满意。经过反复几次修改后，这本报告直到2011年才最终出版。

 

　　2004年，教学育人五十载的宿白先生因身体原因不再继续授课，但他依旧关心着北大和北大学子的发展。

 

　　2010年，宿白先生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总数逾万册，其中不乏珍稀的线装书、金石拓本。这些书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图书馆“宿白赠书室”，供北大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和新中国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先生。95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腿脚行动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此行回访母校，宿白先生不为见故人、寻故景，而是为了一睹赛克勒博物馆新近陈列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只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材料，无论多忙、多远，先生一定会亲自前往调研。”杭侃师从宿白先生多年，提起先生时总是发自内心的敬意。他说宿白先生一生淡薄名利、潜心治学，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如宿白先生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在2016年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肯定。但对宿白先生而言，这些荣誉称号并不重要。在先生看来，他“就是个北大的教书匠”。（文/谢宇程阳 感谢：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来源：

 

《宿白：此中无限兴 考古可醉人》，北京大学新闻网，（文）朱亮亮

 

《宿白：学者与良师》，人民日报，（文）徐光冀

 

《宿白的特别之处》，光明日报，（文）李韵、吕梦

 

《宿白先生的出书与捐书》，人民日报，（文）李志荣

 

（原文标题：【深度｜五四交流会上的面孔】“考古学泰斗”宿白：我是个北大的教书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