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考古确定，漕渠、昆明池的来水，均自一条从秦岭石砭峪而下后在香积寺西折到西甘河村西再北流至石匣口村的人工河（为周代开凿供镐京用水的镐水，详后）。在石匣口村西侧，形成一较大面积的“进水区”，通过“鱼嘴”进行流量、流速控制，在其东侧分布数个取水口，将来水注入漕渠、昆明池，而多余之水则继续向北，通过位于昆明池池岸西侧的沟渠排入沣河（图五、图六）。

2013年在开展昆明池遗址考古勘探时，在昆明池遗址南侧、东侧陆续确定存在一条大型的人工沟渠。该渠的口宽约15-20米，深约3-4米，其取水口位于石匣口村西侧，在昆明池南侧向东流到万村西南侧后东北流，目前已勘探长约6.8公里左右。2013年、2021年在沟渠上选择三个地点开展考古发掘，确定沟渠开凿于汉，一直沿用到唐代，到宋代已废弃淤塞。

勘探、发掘确定，在昆明池开凿后，昆明池东侧偏南、东北各形成一东向的出水口，用沟渠将昆明池水向东注入该渠（图七、图八）。从沟渠时代、走向及昆明池东向注水入沟渠而形成如文献载的“其渠自昆明池”的漕渠与昆明池间关系看，其与文献中记载的汉唐漕渠一致，应即漕渠（图九）。

2020-2022年在石匣口村西侧的进一步考古勘探表明，在该区域由南向北至少分布有3个不同的漕渠取水口，其分布规律与历代郑国渠渠口的变迁相似，是汉唐漕渠长期在此取水、维护的见证。

经勘探、发掘确定，昆明池的北岸位于今丰镐村南高地，顶部残宽约20-40米，底部宽约80-110米左右，厚约5-8米，人工夯筑而成。西岸线从上泉村东向南，经下泉村、斗门镇、马营村、堰下张村，至石匣口村西北。根据勘探、早期测绘和今年发掘资料，昆明池西岸线部分为人工夯筑，底部铺砌有较多卵石，但经多年来周围农业生产取土，西岸夯堤多已不存。南岸线从石匣口村西北开始向东，随地形延伸，西端为昆明池进水口（图三）。东岸线在石匣口村东北折至万村西后向北延伸，到梦白村一带与北岸连接。除东岸中部的个别地点经人工夯筑成堤外，南岸、东岸均是利用自然高地而形成。

在昆明池西岸堤的西侧，分布有两条大体呈平行分布的北流沟渠，其上承昆明池进水区的北向排水，西北流淌注入沣河。在堰下张村西南的西岸堤上发现一出水口（图十、图十一），发掘确定该出水口时代较晚，是在昆明池使用到一定时间后方始形成，昆明池水由此向西注入池外的东侧沟渠。水口后经人工封堵。

昆明池东岸北段、北岸线东段均存早、晚两期。早期池岸在西汉出现后沿用至唐代中期，晚期池岸在早期池岸的东侧、北侧，发掘表明，其应是唐代中后期扩修昆明池后形成。在晚期北岸线东段，发现一北向出水口。

经勘探、发掘确定，早期昆明池的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唐代中后期扩修达约15.4平方公里。昆明池的一周池岸海拔均在401米左右。池内未发现岛屿，池最深不超过3.3米。勘探、发掘确定，昆明池的进水口仅有一个，位于石匣口村西侧，其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2013年、2015年在开展昆明池东岸勘探过程中，于太平村、万村、刘旗寨一带发现一外有环濠的大型遗址，经发掘确定，其主体为客省庄文化时期，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显示，遗址年代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定的夏至商代前期。2020年秋，遗址的进一步发现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目前太平遗址已组成考古队开展工作，遗址得到妥善保护。

2012年在昆明池考古勘探时，在昆明池池底发现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东北向沟渠，勘探长约4200米以上（图十二）。经发掘确定，该沟渠开凿于西周时期，到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后被没于池底。从勘探情况看，该沟渠以西密集分布着周代灰坑、墓葬、车马坑等各类遗存（图十三），沟渠东、南则不仅未发现同期遗存，而且也极少有古代遗存的分布，表明沟渠当是镐京的东界、南界。从1960年代初勘探资料看，镐京西为沣水支津、北有镐池，结合在其东、南侧新发现沟渠看，镐京应四周环水。

2015年、2021-2022年勘探、发掘资料表明，该沟渠在镐京南侧向南继续延伸，于之前勘探确定的汉唐漕渠、昆明池的取水河相连，表明该条沟渠与漕渠、昆明池进水河本为一条人工沟渠，其开凿于周代，到汉武帝时，先是漕渠从该沟渠开口取水，到昆明池开凿后，从昆明池取水口开始直至镐池段的沟渠均沦入昆明池池底。据文献记载，该沟渠应是营建镐京后，在镐京东、南侧开凿的滈水（镐水），是周人“南水北调”解决镐京用水的重要工程。滈水的发现和确定，是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发现。

图文 | 刘   瑞

编辑 | 赵   巧

初审 | 赵海晨

终审 | 种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