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1999年12月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描述：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极高的艺术品质、丰富多变的题材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和谐相处局面。

中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大足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西距成都271公里，东去重庆167公里。全县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大足建县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距今已有1230多年历史，其县名取“大丰大足”之意。大足石刻始创于初唐永徽年间，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绵延明清。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北山、宝顶山），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处（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北塔），妙高山、舒成岩、尖子山等68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北山、宝顶山可为大足石刻中最具规模、最有价值、最集中、艺术最精美的石刻造像代表，是中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起源及文化价值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简称"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纪末～13世纪中叶间中国晚唐景福元年至南宋淳佑十二年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以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自公元892～1252年的360年间（晚唐景福至南宋淳佑年间），大足先后建成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4处，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其中除北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公元892年晚唐景福元年外，其余均为公元1082～1252年北宋元丰至南宋淳佑的170余年间建成。公元13世纪末叶南宋晚期，因战乱石刻造像中断。至15世纪末明代永乐年间，摩崖造像方渐复苏，一直延及晚清。公元15世纪初至19世纪末（明、清两代）的500年间共有摩崖造像39处，其中虽不乏佳品，但多为小型造像区，造像数量也不足今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20%。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三教”合一造像风格

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宋时期，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以南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公元11至13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摩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可谓凤毛麟角。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亦极为罕见。

另一方面，大足石刻丰富多样的造像题材又有力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源于印度的佛教神祇和道教早期的神仙系统已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神灵融合，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大足石刻所展示出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影响深远。

独树一帜的世俗气息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而大佛湾摩崖造像富有浓郁世俗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佛龛也非常多，特别是15龛的父母十恩图、l7龛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图、20龛大方广十恶品经变图、30龛的牧牛图，都是从生活中提炼艺术形象，反映了佛教宣传世俗化的倾向，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9～13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石窟艺术的典范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处处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

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石窟艺术，由唐之盛而衰，到南宋已近尾声，而绚丽多姿的大足石刻不同凡响，成为现存不多的宋代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

中国佛教密宗史的新页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

公元9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公元1174～1252年的70余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大足僧人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他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七十余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中国佛教密宗史上唯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造像达到鼎盛。其间县境其他处造像基本停滞。四方道俗云集赵智凤座下，石刻高手聚集宝顶山竞技献艺。宝顶山成为中国佛教密宗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

大足石刻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